2021年4月10日星期六

南方人物周刊 | 住在公路上的人:3000万长途货车司机的苦与累

记者:黄剑 / 实习记者:祎婧、原凤、刘飘 / 插图:Nath

编者注:本文首发于2016年的《南方人物周刊》

 孤独之旅

棕榈树在身后消失,取代它们的是一排排阔叶树木,道路渐渐崎岖起来。深圳到湖南的旅行一路平静。张耀峰和我坐着他的解放牌半挂卡车里,一路在国道和省道上穿行。到清远时,天已经黑下来。货车进入连州境内后便全是山路。之后卡车沿着山路曲折前行,慢慢翻过险峻的南岭,进入湖南省蓝山县境内。

卡车司机与记者的搭配恐怕在哪里都不太常见。一个月前我从生活了10年的北京搬到广州,我的生活过于平静乃至乏味,也许迁徙可以给生活增添一些让人提神的色彩。这个决定大约只花费了半天的时间。在此之前,一位朋友曾兴奋地跟我讲起他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宁夏、甘肃、新疆、西藏,最后到了云南的环游经历。这个故事的特别之处仅有一个,那就是他的交通工具是沿路搭乘的长途大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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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之旅路线图

很难确定朋友的故事与我心血来潮的决定间有无联系。不过他提到旅途中遇见的形形色色的司机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经历丰富,见识过很多故事,或者他们本人就是故事。在大众媒体产生之前,这些远行者是人们获取远方信息的来源。如今他们地位不保,因为人类早已习惯通过各种屏幕来认识世界,媒体一出生就从远行者手里抢走了讲故事的话筒。

然而时过境迁,多年后终于轮到我们要承认报道的各类套路已令人厌倦。在搜肠刮肚寻找新故事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些从水手、商队那里继承游荡者身份的货车司机正是我的目标。

确切地说,我期待跟随司机们体验一种古老的产生故事的方式。中国公路总里程在2014年底已达到446.39万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四十多圈。3000万名货车司机在这些公路上承担了中国四分之三的运输任务。朋友告诉我,他们不只在公路上驾驶货车,也在公路上吃饭、睡觉、打牌、做爱,甚至与盗匪周旋。我知道司机们的故事会很精彩,也曾多次梦想搭上一辆货车,跟着司机去往未知的远方。但朋友提醒我他们并不太愿意接纳陌生人,原因是他们经常遇到小偷。

直到今年4月,通过物流公司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半挂车司机张耀峰。他一直跑深圳至重庆线,为富士康运送原料和配件。这几天,他又准备从深圳运集装箱前往重庆。碍于物流公司朋友的情面,他同意搭我同行。4月14日,蛇口开始下起蒙蒙细雨,我遇见张耀峰的时候,他正在深圳蛇口SCT码头外,等候装货的电话通知。他背靠驾驶椅,双脚搁在方向盘上,举着手机看电视剧《青春集结号》,借此打发出发前的时间。

永连公路连接广东连州与湖南永州。此路曲曲折折,盘山而上,常常沿着悬崖前行,被称为“死亡公路”。这条公路1997年建成通车后,已发生多起特大交通事故。据永州市交警部门统计,仅2008年10月至2010年3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共发生大小交通事故2553起,死亡170余人。这正是我们当晚穿行之路。山路狭窄,弯多,坡急,浓雾弥漫。张耀峰的车在过去十年里无数次驶过这条路,但他还是减缓了速度,翻越南岭比计划中慢了半个小时。

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翻越南岭,巍峨的高山被我们渐渐甩在了身后,车窗外只有一片片低矮的山丘渐次掠过。永连公路(S216省道)忽然变得开阔、笔直,两车道变成了四车道,不久,路两旁甚至出现了一排排路灯。

车上的电子表数字已经跳过24点,新的一天开始了。张耀峰连打了一串长长的哈欠。他抬起左手,胳膊肘靠在左侧车门上,拳头撑着脑袋,右手扶着方向盘继续开车。有那么几次,我看见他偶尔眯着眼睛,脑袋忽地前倾,像要砸在方向盘上,但很快又抬了起来。我有些害怕,赶紧大声问他“到蓝山县还有多久”,一边递给他一支香烟。他挪了挪身体,把左手放回方向盘上,右手接过烟点着,深吸了一口,回答道:“半个小时吧。”他已经开了近12小时,其中有半小时停车吃饭的时间。根据交规,连续开车4个小时便是疲劳驾驶。

“又累,又不安全。”张耀峰说,很多年前他就不想跑长途车,但要养家糊口,自己快50岁了,别的也不会。“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呢?”

张耀峰身材高大,司机们都叫他“河南大个儿”。他是60后,出生于河南驻马店农村。他有一对儿女,家里原来的条件并不好。他种过地,也在矿上打过工。2006年,他看到亲戚、朋友中有人开长途货车赚了钱,决定离开家乡,跟着他们到深圳给人做司机。5年后他有了几万元积蓄,又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台二手半挂车,两年不到便报废,之后又买了一辆二手车。驾车十来年,收入近百万。“比在工厂还是要强得多。”他对我说。

几年前,他用这些年积攒的钱,在河南老家盖了一间带院子的新房。这让他颇感自豪。2015年秋天,他的二手车又不能开了。这回他向银行借了30万元,买了辆解放牌半挂车——他的第一辆新车。每月的还款额是1万多元,按照他的规划,两年不到便能还清。

不过,他有时候感觉自己只是在给银行和物流公司打工。在深圳,私人大货车不能入户,货车司机大多挂靠在物流公司名下。很多人每趟运输大部分由所在物流公司配货。为了拿运价高的活,经常要给公司领导、调度员送礼,还可能遭遇吃回扣。张耀峰不喜欢这样,却也身不由己。

张耀峰很勤奋,他几乎每天驾驶时间都超过16小时。他的朋友也都是货车司机,大多数跟他一样,为了省钱,不请司机轮流开车,而是一人开完全程。节省的代价是更加疲惫,也更加无聊。一些司机带上妻子出车,聊天,做饭,洗洗衣服。张耀峰的妻子跟过车,不习惯,又回家了。他常常靠聊电话度过漫长的孤独之旅,也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们这次行程中,他很多时候都在跟司机朋友或者家人打电话。谈话的内容是拉完货去哪儿喝酒、吃什么、朋友刚钓到的鲤鱼如何烹饪……这样的闲聊,每个月要花费他五六百元话费。

4月15日凌晨0点30分,我们的卡车来到了蓝山县城的边缘。张耀峰把车停下来加油。离开加油站,他又打起了哈欠,重新点了一支烟。几分钟后,把烟蒂扔到车外,开始嗑瓜子。他说,嘴巴一直动着,可以防止打瞌睡。

对长途货车司机来说,疲劳与孤独就像黑色的影子一样常伴左右。他们每天都在和这些影子斗争,依靠香烟、槟榔、红牛、咖啡、浓茶,当然,也包括一些违禁品。

扭屁股的大货车

过了蓝山县城后,公路上有一辆大货车左扭右扭,像个醉酒的大汉,沿着S型的轨迹缓慢前行。跟在后面的司机不停按着大喇叭,大货车方才“惊醒”,回归“正途”。张耀峰踩住刹车,“这样的车一般都是司机打瞌睡了,不要离它太近,一直按喇叭就好了。”司机们戏称其为“扭屁股的大货车”。

疲劳随时都会降临于张耀峰这样的长途货运司机身上,他们每天会尝试以各种方法去抵抗。张耀峰的方法是不停地抽烟、嚼槟榔,或者嗑瓜子。他说,他一天要抽两包烟。香烟一直是最受司机们欢迎的提神之物。几乎每个长途货车司机都是老烟枪。

几天后,我在重庆遇见长途货车司机张可元,他在公路上奔跑了17年。在抽烟上他从不亏待自己。他从驾驶室的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一包缅甸烟,兴致勃勃地让我尝尝,“你闻闻。”那是几个月前他运货去云南,在中缅边境的免税店买到的。他开始与我讨论起跑车时见识过的各种国内外香烟,以及各地人的抽烟习惯。“古巴的雪茄就是好”,“云南人喜欢拿着很长的竹筒抽。”一边说着,一边为自己点上一支缅甸烟。他指着透明过滤嘴中积淀的黄色焦油说,“你看焦油含量很高。”他买了专门的烟具用来过滤焦油。但他并不打算戒烟:“我不嚼槟榔,更不吸毒,只好抽烟。”

张可元有一个朋友,也是长途货运司机。此人入行多年,他抵抗疲劳的方式有些与众不同。在驾驶中疲乏时,他喜欢来上一口,有时候是啤酒,有时候是白酒。他酒量很好,很少喝醉。偶尔开车时间久了,禁不住多喝几口,反而想打瞌睡,大货车在公路上忽左忽右,“扭着屁股”前行。这让我想起阿根廷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电影《旅行》中,永远开着卡车在公路上“蛇行”的司机。我曾计划搭他的车冒险,但终究敌不过内心的胆怯。

长途货车司机中,开车时喝酒的人并不少,还有一些人甚至依靠吸毒抵御疲惫。几个月前,一名物流公司的调度员也曾跟我说起,他们公司有长途司机靠麻古(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提神。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司机们有时会不眠不休,连续十几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驾驶货车。这些年,张可元遇见过不少这样的人。“这种东西吸一次两天都不想睡觉,有的师傅跑的距离长,会买一点来吸。”

在深圳,曾有一名司机毫不忌讳地在张可元面前吸食。他在装着半瓶水的矿泉水瓶盖上凿两个小孔,分别插入两根吸管,制作的烟具像个水烟筒。再把一张锡纸卷成U型长条,放入一点磨成粉状的冰毒,对准其中一根吸管管口,用打火机在锡纸底下来回加热。不久,锡纸上的冰毒开始冒烟。他含着另一根吸管,深吸一口,轻轻呼气,白色的烟雾从鼻孔中飘出。跑车时间久了,张可元在其他地方也见过这样的场景。“他们大多是赶时间的时候偶尔花几百块钱吸一口,平时也很少这样。这么贵,有几个人消费得起?”对这些司机,张可元更多是同情。“我不会像他们,累了就停车休息,才不管那么多。”

张耀峰没见过司机吸毒,他谨慎表示“这事可能有”。凌晨2点,张耀峰终于把车驶入G55高速公路。此前,我们一直在广东、湖南的国道和省道上行驶。他说,这些路虽然危险些,但能省下数百元过路费。此时,距离永州城区不远了。他打了一下哈欠,拿出一颗槟榔放在嘴里,转过头告诉我:“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在冷水滩服务区。”

车顶的飞贼

凌晨3点,张耀峰把大货车开进冷水滩服务区。他绕着车身仔细检查一番。一名五十多岁的男人走来问他,要不要帮忙看车。他指着我说:“不用,我们两个人,晚上自己轮流看。”他告诉我,请人看车要收费,然后上车锁死车门、车窗,躺上驾驶室的卧铺。每次离开货车,或者休息时,他都会格外小心。与那些两个司机轮流驾驶,或者夫妻档货车不同,他这样的单人货车很容易引来“油耗子”。

十几年的公路生涯中,他不止一次遭遇过“油耗子”。有好几个早晨,他起来发车,发现油箱里点滴不存。他过去听说过小偷偷油,但从未碰见,很诧异他们的手段。有次深夜,他在一个服务区停车休息时,目睹了这些人偷油的全过程。那天凌晨两点多,他看见一伙人开着经过改造的汽车,进入货车司机停车休息的地方,趁隔壁货车的司机在驾驶室熟睡,撬开油箱盖,用油泵抽,几分钟便抽干满满一箱价值约3000元的柴油,然后迅速开车离去。还有人专门卸备胎。他趴在驾驶室卧铺上,不敢吱声,因为曾经有司机发现车油被偷,下车阻拦,油耗子索性直接抢劫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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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张耀峰收听广播,里面有一则新闻称:近日,106国道馆陶段、邯大线发生多起大货车失窃案,9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无顶棚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用挂钩将大货车与厢式货车固定后,偷窃大货车所载货物。

飞贼们不但偷油,也偷货物。几天后江西货运司机谢荣飞讲述了他的遭遇。有一次,他从广东运化妆品去云南,出发之前用篷布把车厢裹得严严实实。到目的地卸货,发现车顶的篷布已被割开了一道长长的豁口,十几箱化妆品不翼而飞。后来与同行聊天,他才知道货物是怎么不见的:小偷开车跟在大货车后面,直接爬到车顶,割开篷布,从上面往自己车上扔货,偷完就走。“我们车这么大,司机根本看不见后面。”那一趟货,谢荣飞损失了近万元。

运气差点的司机,还会遇上抢劫。这些天,我们遇见的一名江苏司机,跑福建至新疆专线。去年的一个晚上,他曾目睹一对夫妻被飞车抢劫。司机夫妇在服务区停车休息,睡在卧铺里,把包当枕头。一辆无牌越野车突然在卧铺窗前刹车,用锤砸碎玻璃,伸手将包拿走。车主还没反应过来,越野车已扬长而去。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

司机们碰到这样的事,报警常常无济于事。“但你不报警,警察根本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位江苏司机说。很多司机则常常自认倒霉,告诫自己日后要更加小心,尽可能在人多的地方休息。

“小偷会偶尔有,抢劫很少见。” 张耀峰对治安仍持乐观态度。他给我讲完“油耗子”的故事,不久便响起鼾声。这天,我们一夜顺利。4月15日,早晨8点半,我们起来洗漱。9点整,我们没吃早饭,继续沿着高速公路开往重庆。

公路商店

我们沿着G65高速公路一路向西。相比国道复杂的路况,高速公路上显得有些过于单调。张耀峰打开广播,里面正播放着相声集锦。中午,我们到达怀化服务区吃午饭。

张耀峰停好车,带我穿过一排排停泊的大货车,走到服务区最深处的围墙后面。“爬上去,”他一边说,一边开始熟练地攀爬。围墙后面有一条小径,尽头隐藏着两家餐馆,只有长年经过此地的货车司机才会找到这里。相比于服务区内的餐厅,这里价格更低廉,人气也更旺,而且管饱。

饭馆的老板告诉我,他们的顾客都是长途货车司机。他曾在附近国道旁开餐馆,2012年底,G65高速公路(吉首至怀化段)通车后,国道车流减少,便搬到这里。“如果服务区把围墙堵了怎么办?”老板笑了笑:“到时候总会有办法。”

从深圳到怀化,我们大部分时候沿着国道、省道前行。在翻越蓝山时,张耀峰不时指着永连公路两侧一座座孤零零的房子说,以前这里都是附近村民开的餐馆和旅店,他也在这里过过夜。这些房子多为两层小楼房,也有极少数装潢精美的宾馆,每座房子前面都有数百平米的空地供大货车停驻。这些舍馆都价格低廉,可以玩牌,打麻将,晚上有人免费帮司机看车,给汽车加水。这里还提供小姐,她们大多年过30,“年轻的都去了宾馆。”张耀峰怀念起这条“死亡之路”沿线曾经的繁华,过去公路上的大货车很多,也容易出车祸。

2014年底,G55高速公路在这里通车后,路过永连公路的货车司机已经很少,两旁的餐馆、旅社几乎都已关门,也没有大货车在这里停车休息。“以前开这些店的村民一年能赚几十万,上百万。现在很多都不做生意了。”张耀峰说。

一名物流业内人士称,这两年经济环境整体下行,物流行业也跟着不景气,司机们货单、运价都少了,手上的闲钱少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这类公路商店的生意。他介绍,过去在河南等地一些国道沿线的村庄,男人们在外打工,女人们有的会在自己家里,接待过路的长途货运司机吃住,甚至陪睡。“有的村子都这样赚钱,也就没人说闲话。”不过,2012年以后,这种现象已经逐渐减少。

中午离开怀化后,我们一直在高速公路上。日落时分,货车进入重庆境内。张耀峰急着第二天上午在重庆卸货,一直在赶路,中途只休息了5个小时。第二天凌晨下起暴雨,他也没有停车。早晨6点,我们驶出高速公路,进入重庆城区。上午卸完货后,他匆匆前往另一个货场装货,当天又往深圳赶去。从深圳跑一趟重庆,他能收入9000元,但他还有20多万元按揭需要偿还,需要再跑近30趟。

我与张耀峰就这样匆匆告别了。他已经完成了物流公司朋友交给他的任务,但我要的故事大约才完成一半。临走前张耀峰给了我一个地址,在那里我将见到为司机提供服务的“小妹”。

驾驶室里的女人

我按图索骥来到位于重庆城北的华融货运交易市场。这是当地最大的货运信息交易市场,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运司机每天卸完货后,来到这里停车、休息,或者找活儿。市场内三幢厂房式的建筑内,聚集了数百家物流公司,提供各种货源信息,货车车主们只要花费两三百元,便可以在这里接到一趟运输货物的活儿。

附近旅社、餐馆林立。旅社很简陋,从4平米的单间,到十几平米的五人间,大小不一,一些房间为木板隔出,除了床、被子、拖鞋、垃圾篓、风扇和电视机外,别无他物,一个人每天的房费仅三四十元。一些当地人也会在货场附近的旧小区里开设家庭旅馆,环境比旅馆干净些。

夜幕降临,市场内外灯火通明,货车司机们纷纷涌入附近的小餐馆,一起喝酒聊天。来自江西的货车司机谢荣飞说,除了喝酒聊天,几十年来司机们的最大的消遣就是赌博。我们还在喝酒的时候,哗哗的麻将声不时从楼上传来。餐馆的二楼,各种旅馆的招牌闪烁着五彩的灯光,矗立在长长的走廊里。吃完晚饭,我们回到旅社,棋牌室里已经人满为患,搓麻将、打扑克、玩跑胡子的人围了一层又一层。找不到位置的回到房间玩牌,省吃俭用的司机们在这里一下子变得阔绰起来,一把输赢从几十块到几百块。

楼下的餐馆里依然人声鼎沸,马路边的临时大排档里也坐满了司机。一些没有赌博嗜好的司机,吃完饭则回到旅馆洗澡、洗衣。在公路上,他们没办法洗澡,很多人身上已经积了数天的汗渍。换洗完毕,有的人呆在房间看电视,聊天,有些人则去楼下的商店逛逛,或者坐在屋檐下发呆。旅馆服务员走来,询问那些落单的司机是否要找“小妹”。“很便宜,120一次,打个电话就到。”她微笑着推销旅馆的特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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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旅馆只有一名“小妹”,住在附近民房里。服务员电话一来,她便拎着小包出门。几分钟之后便到了客人的房间。一单服务结束,她会沿着长长的走廊,挨个敲门,寻找下一个顾客。她那双高跟鞋哒哒哒敲击地面的声音,在这栋男人居多的小楼里,让人很难不注意到。

在我们打牌的房间门口,我见到了这名三十多岁的“小妹”。她五官端正,穿着黑色的罩衣和丝袜,涂了口红,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香水味。这位自称姓周的女士只为司机们服务,她生长在重庆郊外的一个村子,相比当地那些大山深处的人家,算不上穷。她的童年没有过什么苦日子。她曾经在当地一家服装厂钉纽扣。工厂靠近公路,有时候,她会跟工友跑到公路边上的餐馆吃午饭。因为饭菜廉价,这些公路餐馆也吸引了很多司机停车就餐。在这里,她认识了一名东北的长途货车司机,8个月后周女士成了他的妻子。

周女士结婚后辞了工,有时也跟着丈夫走南闯北,为他洗衣做饭。这种冒险生活让她感到好奇和兴奋。直到有一天,周女士在丈夫的手机信息里发现他并不安分,经常找“小妹”,而且有外遇,愤而提出离婚。

回到重庆后,周女士曾经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2010年,她看到长途货运司机越来越有钱,很动心,决定将自己的肉身出卖。周女士成为了曾经在丈夫手机里看到的“小妹”,这年她28岁。她每天多则十几单,有时一单生意也没有。每单除去给旅馆的分成,可以赚100元。最近两年,物流市场的不景气,也影响了她的收入,但足以让她衣食无忧。

有些司机找她的次数多了,渐渐成了她的朋友。2012年,一名来自江西的长途货运司机邹荣每次到重庆,都会找她服务。“他说喜欢我。但他在老家还有老婆孩子,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周女士说。有一天,邹荣叫她跟车一起去福建,报酬2000元。周女士觉得他在开玩笑,还价3000元。第二天,周女士跟着他的货车去了泉州。在路上,她的工作主要是陪邹荣聊天打发时间,以及睡觉。到了泉州,邹荣带她逛街,给她买了很多衣服和包。

我遇见的很多货车司机告诉我,小姐跟车的事并不普遍,但常出现。“师傅们大多常年在外,远离家庭,很无聊,孤独。”周女士说,她身边的姐妹也有过跟车的经历,偶尔也会碰见“坏人”。一个姐妹跟着长途货车司机前往新疆,在甘肃境内,司机不满意“小妹”的服务,给了她3000元,把她扔在戈壁里。她走了十几里路才找到镇子。“太缺德了,”周女士提到这件事,面露怒色。

去年,周女士在旅馆遇见了一名东北司机,小她9岁。东北小司机有一辆自己的平板大货车,常到重庆运货,请了一名同乡与自己轮流开。小司机常买衣服送她。服务次数多了,她喜欢上了这名小司机。这是她入行后第一次对客人动心。几个月后,东北青年聘请的司机因为家里盖房,暂时回了老家,他一个人开车,便把周女士带上车。 他们一路从重庆到山东,又从山东运货到新疆。连续3个月,两人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货车的驾驶室里。周女士一路给青年司机洗衣做饭,颇为体贴。她想起若干年前陪前夫出车的场景,觉察到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体验过小两口的生活,更加卖力地照顾这名东北司机。“我就是他女朋友,”周女士说,她觉得这是她这些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她甚至设想过将来与他成家。但去年年末,东北小司机突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两人断了联系。“大概是结婚了,”周女士低头细语。34岁的她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第二天,我坐动车前往成都,希望搭一辆顺风大货车去西藏昌都见一个藏族朋友。没有人愿意载我。“都不认识你,哪知道你是好人坏人。”一个司机跟我说。

“动次打次,有劲!”

我只能返回重庆,准备找车经贵州、广西返回广东。在重庆,我住进了游文森经营的“司机之家”。35岁的游文森曾在深圳一家物流公司工作,认识很多长途货运司机。2011年,他回到重庆老家,在曾家镇的一个旧小区开了一间家庭旅馆,专门接待在重庆修整的货运司机,包吃包住,一人一天50元。司机们称之为“司机之家”。

4月20日早晨,同住在“司机之家”的刘锦利夫妇要去取货,我坐着他们的半挂车到重庆团结站铁路码头。这一天,有三辆车准备运货去柳州,再返回深圳。在这里,我见到了张可元。也许是年纪相近的缘故,我们很是聊得来。他愿意载我同行。

张可元的一副眼镜让他在司机里很是醒目。他今年35岁,四川邻水县人。17岁时,在广州的一间工厂经历了短暂的流水线生涯,不适应,之后便回家帮别人开农用车、厢式货车和煤车。2003年,他到深圳买了二手货车,开始跑长途货运。他说,年轻时修车,电焊损坏了眼睛。现在,他在路上最大的乐趣是与妻子打电话,聊微信。

驶出重庆十几个小时,因为太过无聊,我拿出手机放摇滚乐队痛仰的《公路之歌》。张可元说声音大才有劲,让我连上他货车的蓝牙。很快他便摇头:“你的歌不得劲啊,软绵绵的,打瞌睡。”“你喜欢哪种?”“我喜欢听DJ。”他兴致勃勃地解释,就是酒吧里放的那种,“动次打次,有劲!”我默默关掉了手机。

这天晚上8点多,张可元把货车停在都匀服务区,吃完餐厅里的25元自助餐,便回车睡觉。第二天凌晨4点,我们沿着210国道前行,不久进入广西境内。公路两侧的地貌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贵州棱角分明的大山,变换为相对低矮圆滑的丘陵,平地也越来越开阔。

4月21日早晨6点半,我们到了210国道与G75高速公路交汇的广西省南丹县拉者村。这一带弯多坡长。两个月前,张可元的朋友驾驶大货车经国道路过此处,因为雨天路滑,撞上了高速公路路基。张可元一边说起这事,一边踩了踩刹车。

几分钟之后,路面的车辆渐渐慢下来,最后再也不动,堵成了一条蔓延几公里的长队。“前面出事故了,”张可元凭经验判断。我们在车里等了二十多分钟,公路上滞留的车越来越多。张可元开始煮开水泡面,两碗泡面,半包榨菜,这是我们两人的早餐。 一个小时过去,救援车才赶来。我下车走了约500米,越过漫长的车队,看见两辆大货车已迎面撞在一起。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扭曲变形,保险杠、车门掉在地上,正被救援车拖行到公路边。另一辆货车驾驶室与货箱折叠成90度,前脸面目全非,油箱趴在地上,路面铺满了大小金属碎片。一名正在拍照的工作人员介绍,其中一个司机疲劳驾驶,开车过线撞上了另一辆车。

8点40分,事故现场终于清理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车辆开始通行,我们重新上路。我把现场拍的两张照片发给张可元。“只是小事故,”他不以为意地下结论。他递来手机,给我看他在今年2月去云南瑞丽途中拍的一段视频:一辆满载的大货车在一处180度拐弯时下坡,瞬间起火,升腾起浓浓黑烟。

这样的场景我在重庆见到过。两天前,在吉林籍长途货车主张俊利的住处,他给我展示了自己几年前遭遇一场车祸时的照片。2009年5月,张俊利的两辆大货车运了二十多台全新大众汽车,从长春前往重庆4S店。半年前,他加入长途货运行列,花费近90万元购买了两辆新解放牌挂车,一辆全新,一辆二手,请了4个司机轮流驾驶。他们翻过秦岭之后,经过一段数十公里的连续下坡道路,因为频繁踩刹车,而且载重较大,刹车和轮胎温度过高,冒烟起火。

张俊利在后视镜里看到后面起火,吓得赶紧喊司机停车,拼命跳下去跑远,打电话求救。轮胎上的火苗很快点燃了货车,紧接着油箱、电瓶相继爆炸,货车上装载的小汽车也纷纷起火爆炸。消防队赶来,也不敢靠近。所有人看着整辆车被烧完。“小汽车上的铝制发动机都烧化了,最后车底下全是铝块。”这场大火烧毁了张俊利的那台二手货车、一段高速公路,以及车上的12台小汽车,包括奥迪A6、迈腾和速腾,总价值四百余万元。最终他自己给4S店赔付了30万元,搭上了一辆车,保险公司承担了剩余损失。

这次事故改变了他的一生。出事之后,为了消防队的一纸火灾证明,在汉中耽搁半个月,最后花了1000元才搞定。后来在重庆办理火灾理赔期间,他的货车擦到了马路牙子,城管围着他,要罚款,甚至推搡他。张俊利盛怒之下,从驾驶室里取出一把防身用长刀吓唬城管。他因此在重庆劳教了数月。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知名的上访户。

在中国公路上,每天都在发生各种交通事故。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4年全国道路交通死亡人数约为3.43万人。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则是,中国每年因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者超过20万人,远远高于中国官方数字。

各种道路两侧,人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安全标语。有的严肃警示,如“危险路段,减速慢行”,“超载超速,危机四伏”;有的委婉建议,甚至颇为有趣,比如“劝君驾车不要忙,免得娇妻守空房”,“朋友开慢点,你爸不是李刚。”离开南丹事故现场不久,我们沿着210国道继续前进,依然要经过许多弯道、陡坡。其中,进入一处急弯前的路旁,放置着一辆损毁严重的面包车,上面竖立的标牌上写着:“前面拐弯处超车死亡14人。”那个带下划线的数字似乎随时准备上调,具有一种特殊的震慑力。

穿制服的人

车祸和伤亡,司机们因为见得多反倒没我这么大惊小怪。我想起在那些车上拿酒当水喝的司机,也许在半醉半醒间猝然离去也是他们预期中的一种结果。在张可元的车上,我发现司机们更为在意的是别的事。

驶离南丹县境不久,我们转入了323国道,进入河池市金城江区,时间已经到了上午11点半。张可元原本计划中午到达目的地柳州,突然发生的车祸,让他决定在河池市上高速公路。

我们快到河池城区的时候,国道上的不少大货车开始相继停在路边。很快,停靠的车队越来越长。“又出车祸了?”我问张可元。“你看其他车都照常开,只有大货车停了。前面一定有交警查车。”他判断。我们往前走了几百米后,果然在对面车道路旁的大树下,停着一辆警车,4名交警坐在车内,或盯着路上的车,或仰头休息,或玩着手机。再往前开数百米,我们看到马路对面也停靠着数十辆大货车,司机们多在休息。

“这些大货车司机停这里干什么?”我很好奇。

“他们在等交警下班了再过去。”张可元说:“我的车装的是标准码头柜,不超长、宽、高,也不超重,欧洲标准,交警不会拦,这些停着的车都不是标准集装箱,一过去就要罚钱,他们总能查出问题。”

过去十年,随着中国高速公路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长途货运司机因为便利性和安全性,开始走全程高速。不过,在一些地段,因为当地高速公路过路费高昂,以及近两年运费下降,部分驾驶员出于成本考虑,重新行驶在国道、省道等公路上。这些公路也是检查站最多的地方。

江苏一名货车司机称,执法人员通常一摆手,就大概知道是罚多少钱。超高、超宽、超重、超车肯定要罚款。有时候,甚至灯光、车牌、挡风玻璃不干净也要罚。“交警罚小钱,路政罚大钱。”他说这是他的经验,“有时候什么都不开罚单,好像交‘过路费’,沦为行业潜规则。”随着年纪增大,他已经学会妥协。

张俊利并不喜欢公路执法人员。他说自己买车一年多,罚单过了两万元。让他彻底不喜欢这个群体的,是他在内蒙古遭遇的扣车事件。2010年初,他从长春出发,运载4S店小汽车途经呼和浩特附近一段公路,被当地交警拦车检查。他被开了一张罚单,没有名义。张俊利不知道为什么罚款,要求交警提供罚款由头。后来,交警认定他的货车改行 (指车辆高栏增加、车体加长、轮胎加大等),罚款一万元。他拒绝受罚,车辆被交警扣在一家停车场内。张俊利连续多天找交警理论,没有结果,4S店则一直催他交车。他一气之下把货车上的小汽车悉数卸下,全部堵在停车场入口。

张俊利的举动引来当地民警。警察调出他的资料,发现他曾遭受过火灾,甚至曾与重庆城管发生纠纷,并因此劳教一百多天,怕他惹出事端,帮他说服交警。“他们最后还了我的车,也没罚款,耽误了我7天时间,赔4S店一笔钱。”

在路上遭遇罚款多了,张俊利渐生逆反心态。曾经有一次,他刚进高速路入口,交警说他的车超长,要求罚款,让他停车。他不接受,踩着油门跑上了高速公路。一辆交通警车一直在身后追着他,就像警匪片中的场景。“我碰过一名路政 (执法人员)说我违规,要罚钱,我给了他500块钱,他直接说,你这500块钱我们哪够分啊。”张俊利不再愿意与执法人员打交道。2010年下半年,他卖掉了自己的货车,离开了这个行业。

“被拦下的车,或多或少会有点问题。”张可元每年都要上交数千元罚金。过了河池城区,张可元把车开上了高速公路。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到了柳州卸货点。厂房里排满了等待卸货的汽车。“昨天到的车都没卸货,我的车要到明天了。”

我与张可元告别回到广州。我想自己就像路边一棵香樟树一样在司机们的视野中迅速消逝。后来张可元告诉我,他并没有按计划返回深圳,而是临时接了一单运往广西梧州的货。他现在几乎只要有钱赚的活儿都愿意接,不再苛求运价高低。他希望能多赚些钱给妻子。只是痛恨物流公司用油卡抵运费,让他白白损失了一些钱。

2012年以后,增值税政策改革,物流公司支付给货运司机的运输费,不再是全额现金,至少一半是以加油卡抵付,而且这种趋势日益严重。“公司通过这种方法逃税,我们却要吃亏,要自己拿油卡打折换现金,现在有的油站还不收油卡。”有时候,他会对这个行业感到悲观。提前透支身体、长期吸烟、火灾等各种不安全因素带来的恐惧,让35岁的张可元多次想不干这一行。

张可元后来发微信给我说,如果我以后去云南等地旅游,他愿意免费搭我。这让我想起自己在人生各个阶段认识的那些朋友。这些天,他从蛇口拉装了集装箱,依然从深圳出发去重庆,开始了他的又一次公路之旅。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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