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运动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去世几小时后就开始了。在一段可怕的视频和口口相传的推动下，人们涌向那个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南部的十字路口，也就是弗洛伊德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过后不久死去的地方，要求结束警察对美国黑人施加的暴力。
这一充斥着集体悲痛和愤怒的时刻，迅速引发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全国性讨论，即在美国，身为黑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发生的，是全国各大城市和小型城镇的抗议，这演变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抗议运动。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近170个南方邦联(Confederate)标志被重新命名或从公共场所移除。“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口号得到了这个难以接受弗洛伊德之死的国度的认同。
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对种族公正的呼吁触及到了美国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历史学家称，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现象。
周二，曾跪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Derek Chauvin)被判两项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成。这一判决给争取种族公正的活动人士带来了些许安慰，过去几周，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这场官司闹剧。
但对许多美国黑人而言，真正的改变还是看不见摸不着，尤其是看到警察继续杀害黑人的手段是多么无情——最近一次就发生在一周多以前，丹特·赖特(Daunte Wright)被枪击身亡。
也有抵制的迹象出现：在共和党控制的州立法会，减少投票机会、保护警察和将公众抗议实际上定为犯罪的立法大量涌现。
芝加哥三一联合教会(Trinity United Church of Christ)的牧师奥蒂斯·莫斯三世(Otis Moss III)说，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称为种族清算是不对的。
“清算的意思是，我们真的在奋力去重新想象从刑事司法到食品沙漠再到健康差距的一切，但我们并没有做这些，”他说，他认为周二的有罪判决“只是治标，但我们并没真的去治本”。
就在宣判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总裁德里克·约翰逊(Derrick Johnson)称弗洛伊德之死是“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塞尔玛时刻”。
他说，“全世界都在关注”1965年塞尔玛发生的事，“这表明了通过《1965投票权利法》(1965 Voting Right Act)的重要性。我们去年所目睹的乔治·弗洛伊德谋杀事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警务系统广泛改革的催化剂。”
从他的死亡到肖万接受审判和定罪期间的抗议，弗洛伊德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发生的，而疫情更加凸显了美国的种族不平等现状：有色人种正是受病毒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凋敝打击最大的群体之一。
对许多人来说，弗洛伊德之死与过去十年间发生的其他警察暴力事件一样沉重，那些死者包括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桑德拉·布兰德(Sandra Bland)和布里昂娜·泰勒(Breonna Taylor)。
在弗洛伊德去世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一些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许多警务改革法律在州一级被引入。各大企业承诺为种族平等事业投入数十亿美元，职业橄榄球联盟(NFL)也为未能支持黑人球员对警察暴力的抗议而道歉。
甚至连反对的后果也不再相同。从市长到消防局长，多名公职官员发表的与弗洛伊德之死有关的种族主义言论，放在以前或许会被容忍，现在却让他们丢了工作，有的则去接受了反种族主义培训。
而且，至少在一开始，美国人在民调中对一系列与种族不平等和警察执法相关问题的态度转变，达到了一个罕见的程度。比起前几年，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白人——更倾向于支持BLM运动，认为种族歧视是个大问题，并表示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对非裔美国人的伤害过于严重。
去年夏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弗洛伊德之死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更广泛常态的一部分。《纽约时报》6月对注册选民的调查显示，超过十分之一的受访者参加过抗议活动。当时，就连华盛顿的共和党政客都在发声支持警察改革。
但事实证明，这种转变对共和党人（无论是民选领导人还是选民）来说，都是短暂的。随着一些抗议变得具有破坏性，以及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开始在连任竞选的政治广告中使用这些场景，民调显示，白人共和党人在歧视是个问题的观点上出现倒退。在其竞选活动中，选民越来越多地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支持种族平等，或是支持法律与秩序。曾为弗洛伊德发声的共和党官员陷入了沉默。
“如果你站在共和党一边，实际上就是站在特朗普的一边，那意思就变成了，‘不，我们不能承认此事骇人听闻，那会对我们的处境不利，’”蒙茅斯大学民调研究所(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所长帕特里克·默里(Patrick Murray)说。“‘我们的世界观是我们与他们势不两立。那些抗议者将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然而，弗洛伊德之死确实推动了一些改变，至少在眼下，非共和党的美国白人意识到了种族不平等，并支持改革。他的死也帮助巩固了受过大学教育的郊区选民向民主党靠拢的进程，他们已经对在他们看来属于种族煽动的特朗普感到失望。
“2020年将作为一个非常重要、极具催化作用的时间点载入史册。人们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了。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相信自己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大卫·贝利(David Bailey)说，他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创办了非营利组织Arrabon，帮助全美各地的教堂进行种族和解工作。
但包括地方市长以及最近的拜登总统在内，即便是民主党领导人也常常在对警察暴力表示失望的同时，也警告抗议者避免使用暴力。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政治学家达文·菲尼克斯(Davin Phoenix)表示，将黑人的政治愤怒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观点在美国根深蒂固，过去一年也没有打破这个常规。
“甚至在有机会处理自己的创伤和悲痛感受之前，被黑人选进白宫里的人——得到他们授予的权力的人——就在告诉他们，‘别这样做，别那样做，’”菲尼克斯说。“我希望有更多政客，至少那些自称是盟友的政客，能转而对警察说，‘别这样做，别那样做。’”
弗洛伊德死后发生的抗议，成为了美国人日益激烈的政治讨论的一部分。大多数抗议是和平的，但一些城市出现了趁乱打劫和财产损失，这些画面得到了电视和社交媒体的不断传播。
共和党人将抗议活动视为左派失控的一个例子。去年秋天，许多房屋外挂起了“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的旗帜。1月6日，当对特朗普的支持演变成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后，保守派对他们所谓的评判这两场运动的双重标准感到愤怒。
但是，作为拜登当选独特时刻的标志——以及对推举他的黑人选民的亏欠——他的政府也做出了更多新颖的举措，比如宣布种族主义是对公共健康的严重威胁，并将黑人失业率作为衡量经济健康的标准。
民意调查没有很好地捕捉到的是，白人自由主义者是否会改变强化种族不平等的行为——比如选择种族隔离的学校和社区。尽管对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提高了人们对此的认识，但与大流行有关的其他趋势只会加剧这种不平等。这不仅是因为黑人家庭和工人受到疫情伤害更为严重，也因为白人学生在远程教育中表现得更好，白人房主在狂热的房地产市场中获得了财富。
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政治学家珍妮弗·楚迪(Jennifer Chudy)在今年早些时候对美国白人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抽样调查中发现，即使是最具种族同情心的人，也更有可能支持有限的私人行为——包括教育自己了解种族主义，或是倾听有色人种的呼声——而不是选择生活在一个种族多元化的社区，或将提请给民选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注意种族问题。
尽管如此，历史学家说，弗洛伊德之死对公众讨论的激励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不仅是对警务工作的讨论，还有对种族主义如何深入公共和私人机构政策的讨论。
一些黑人商界领袖用不同寻常的个人化方式讲述了自己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一些人指责商界多年来做得太少——“美国企业界让美国黑人失望，”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主席、百事可乐(PepsiCo)、拉夫·劳伦(Ralph Lauren)和Square的董事会成员达伦·沃克(Darren Walker)表示——数十个品牌承诺让员工队伍多元化。
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抗议在世界各地爆发，在柏林、伦敦、巴黎、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省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首都引发了抗议活动。不熟悉结构性种族主义概念的美国白人，将有关该主题的书籍推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研究抗议运动的历史学家罗宾·D·G·凯利(Robin D.G. Kelley)说，与过去十年其他警察枪击黑人男女和儿童事件后发生的抗议活动相比，去年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活动在种族上更具多样性。与过去不同的是，它们使得撤销警察经费的要求成为主流——这是改革警务工作的最深远要求。
“我们有了更多的组织，有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有更多的人说，‘仅仅修复这个系统是不够的，它需要进行拆除和替换，’”凯利说。
组织者努力通过推动大量选民登记，将抗议活动的能量转化为真正的政治力量。到了秋天，种族公正也成了竞选议题。大多数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中都提到种族不平等问题，包括呼吁警察改革，废除现金保释制度和建立民事审查委员会。
“我们将会永远回顾美国历史上的这一刻。乔治·弗洛伊德的去世为变革创造了一种新的能量，尽管还不清楚它们会持续多久，”“变革之色”的主席拉沙德·罗宾逊(Rashad Robinson)说。“他的死把种族公正推到了最前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多种族反应，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为了让肖万付出代价，是为了做出系统性变革。”
一个明确的政策结果就是警务工作的改变。自弗洛伊德被杀以来，已有30多个州通过了新的警察监督和改革法律，赋予各州更多权力，并使长期掌握巨大权力的警察工会处于守势。这些变化包括限制使用武力，改革纪律制度，建立更多民间监督，并增加渎职案件的透明度。
尽管如此，警务系统是复杂而根深蒂固的，立法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实际工作的方式仍有待观察。
“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地方，然而情况正在逐渐好转——这两件事都是事实，”在里士满从事种族和解工作的贝利说。“我们说的是一个有350年历史的问题，而直到50来年前，它才开始得到修正。”
David Gelles、Susan C. Beachy和Jonathan Abrams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Amy Harmon是美国记者，报道科学和社会之间的交叉领域。她凭借系列报道《The DNA Age》和作为《How Race Is Lived in America》报道团队一员，共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
Sabrina Tavernise是《纽约时报》国内新闻版面记者，负责报道人口，是时报人口普查的首席作者。她自2000年加入时报，前十年曾担任驻外记者。
Emily Badger在华盛顿分社为时报撰写有关城市和城市政策的文章。她对住房、交通和不平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联系特别感兴趣。她于2016年从《华盛顿邮报》加入《纽约时报》。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emilymbadger。
翻译：Harry Wong、晋其角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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