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照片：中共主席毛泽东与来自北京等地的师生见面并挥手。(1966年8月)
在2021年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被描述为“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 《简史》也承认，在这段期间，中国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是，党史没有告诉中国国民的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数不清的中国家庭家破人亡，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因此丢掉了性命。
在这27年间，中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不一而足。在每一次血雨腥风中，总有一个阶层沦为新的“阶级敌人”，遭到迫害和杀戮和彻底推翻。最先是中国的地主阶层、后到资产阶级、再到知识分子、到农民，最后整个中华民族遭殃。
“土改”“镇反”，地主阶级的消亡
中共建政后不久，就将在早前在中共统治下的所谓“老解放区”（东北和华北）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推广到中国的其他地方。1950年冬季到1952年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所谓的广大“新解放区”广泛展开。
新版的《中共简史》对“土改”的介绍完全是正面的和肯定的。《简史》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全国约三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 “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失了，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简史》只字未提的是，不仅“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消失，而且数以百万计的“地主”的肉体在土改的血腥暴政中也彻底消失了。
中国民主人士章乃器曾在1950年5月到8月之间担任中国全国政协组织的一个西南土改工作团的团长，前往川东地区见证当地的土改活动。他的儿子，历史学者章立凡曾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中谈到父亲的日记对川东土改的记录。
他说：“（父亲）8月10号的日记说，某某村吊打，打死了女地主何静休；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何云桥和儿子媳妇两人被吊打，一人被扎（绑），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聿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三村吊打八人，得粮两担，死两人……”
土改一共杀了多少地主？有人保守估计有两百万左右。有人认为被杀地主人数在100万到400万之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退教授、历史学者宋永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显示，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宋永毅主编过《中国当代政治史资料库》，内录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包括“文革”、“反右”、“大饥荒”以及“土改”时期的档案文件。
中共党史没有告诉民众的是，土地改革是可以和平进行的。在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推行过和平的土地改革。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后，政府购买地主的土地，再把土地以极其低廉的地价卖给贫苦农民，最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中共的血腥暴力“土改”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中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不过，那个时候叫做“土地革命”。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中共暴力实施土改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民与共产党的命运绑在一起。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实际上，土改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手上都沾上鲜血，不但所有农民要通过暴力方式沾血，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也要在这场暴力革命中沾血，以便绑架他们，让他们不得不跟着共产党走。”
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56年9月在政治报告中也解释了这样做的目的。“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分析人士指出，“土改”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土地的归属权，而是在农村人口中划分的阶级成分。“土改”后，农村人口被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地主和富农成为中国永远的下等阶级。这样的阶级成分论影响着地主和富农中几代人的命运，甚至性命。一些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在后来的“文革”中惨遭杀戮。
历史学者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土改中划分阶级成分的尝试成为中共后来历次用政治运动治国的理论基础。
他说：“土改的理论基础旨在煽动仇恨，制造敌人，挑动一部分民众去迫害和杀戮另一部分民众，成为中共后来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治国的理论基础。” 他说，中共后来的一系列运动，总是会划出一个新的“阶级成分”，制造出新的“阶级敌人”，比如“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中的“走资派”等。
中共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1950年10月到1951年10月间，还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
中共《简史》也是用肯定的口吻描述“镇反”运动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社会秩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的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
史学者宋永毅说，在一些地区，“镇反”为“土改”服务。 “凡是农民不肯斗地主，或是工作队打不开局面，就先杀人制造红色恐怖来发动群众。这样的手法极为普遍”。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70年》一书中指出，“镇反”对农村“会道门”等的清理实际上打击了地主、富农的权力机构，方便了“土地改革”在农村的推行。
“镇反”运动造成的死亡者数字不太明确，但是，根据中国公安部党组1958年9月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自开国以来到1958年5月，全国共逮捕了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611万8千246名，杀了其中罪大恶极的86万2千236名，管制了194万2千125名，基本上完成了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历史任务。”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间接承认这次运动存在滥杀现象。书中说：“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做了纠正。”
党史没有说明的是，中共高层以及毛泽东本人制定了“镇反”运动中的杀人指标。据称，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镇反”运动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设定数字，按比例杀人是毛泽东一贯以来的做法，这个做法在后来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中再次出现。
“三反”“五反”，资产阶级走入历史
如果说，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和士绅阶层的话，那么，中共接下来的运动目标就是中国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
对于 “三反”、“五反”运动，根据中共官方的解释，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三反”和“五反”看似是两个不同的运动，针对不同的人群，但却互相关联。根据中共简史，“五反”运动是“三反”运动的直接结果，因为“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行为，往往与不法商人勾结而来的。”
在“三反”运动开始后不到一个月，针对资本家和私营工商业者的“五反”运动就在全国，主要是大城市，迅速展开。上海因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成为“五反”运动的第一目标。
在运动中，中共鼓励群众揭发，资本家之间“背靠背”互相检举。被认为有问题的资本家、业主和商贩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受尽肉体和精神侮辱。有人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有些人不堪屈辱寻求死亡。这其中就有上海大名鼎鼎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和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托尼·塞奇（Tony Saich）在新书《从反抗者到统治者--中共百年历史》中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五反”运动开展后两个月，仅上海的自杀人数就高达644人。
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查补的“五毒帐”达20亿美元，这些钱被用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抗美援朝”战争。
根据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70年》， “五反”运动中，仅在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八大城市中，共有46万7776户工商业主受到冲击。由于罚款沉重，许多商家不得不宣告破产。还有很多私人工商业业主干脆要求政府没收其产业， 宁愿自己变为公司合营管制下的股东，以便维持全家的生活。
这就解释了中共党史中“五反”运动“为后来用和平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出了重要的铺垫”的说法。靠着这样的逼迫方式，在几年内，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 “五反”运动后，中国资产阶级也走进了历史。
“整风”“反右”，知识分子从精神上消亡
1957年开始的“整风”和“反右”又是两个连在一起的运动。 “整风”是共产党党内“整风”，“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由于担心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出现的“复杂新情况”引发类似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危机，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认为，1957年取得自由发言机会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情绪冲昏了头脑”，毫无顾忌地对共产党和政府表达了不满和改进意见，却没有想到共产党既然可以鼓励“大鸣大放”，也可以“停止大鸣大放”。
有人批评中共存在“党天下”思想，有人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有人认为“一党执政有害处”等等。但是，这样的意见让毛泽东和中共无法忍受，决定对知识分子进行反击。
中共党史是这样解释“反右”运动的开始的。“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在“反右”运动中，中国政界、文教界、新闻出版、国家政府机关、科技界、工商界的一批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沦为“政治贱民”。根据认罪的态度，这些右派被分级处理，最严重的被送监狱，甚至被判死刑。一些人被送“北大荒”、“夹边沟”等右派改造基地，很多人后来在1959到1961年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另一些人则选择了自杀。
对于“反右”运动，中共党史认为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只是出现了“扩大化”。党史说， “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 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
中共党史没有提到的是，这个运动被扩大了99倍。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国共“改正”右派55万2877人，不予“改正”的96人，错划率为99.998%。有数据显示，大约只有10万多人活到了被“改正”的时候。
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说，“党国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受到这一严重教训后噤若寒蝉，就不再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坛上扮演任何重要角色了。 唯一可能起到一些制衡作用的知识分子被镇压，中共的党国体制也就越来越像一个庞然巨怪，完全根据其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进行活动。毛泽东依赖这头庞然巨怪发动了大跃进。”
历史学者、加州大学的宋永毅说，相比于共产党的历届运动，在反右运动中死亡的知识分子不算很多。但是，“反右”运动在精神上和社会地位上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消亡了，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
他告诉美国之音；“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的职责最重要的是，它有独立性，对政权有监督作用。 57 年和58年的搞法，把所有的知识分子搞得完全失去独立性。 学界有一种说法， 57年反右成功地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群体从思想上和地位上消灭了。”
后来的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后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中国的知识分子被集体噤声息息相关。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权力在“反右”运动后失去了监督。
“大跃进”导致“大饥荒”，数千万农民死亡
“大跃进”可能是中共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特别制造“阶级敌人”的一次运动。但是，由于中共的错误政策，这个运动最终导致最大数量的人员死亡。高达3500万到4000万人（也有人认为是4500万人）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死亡，其中几乎全是农民。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大饥荒”。在城市，民众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在农村，农民们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
然而，在中共党史中， “大饥荒”至今是禁忌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或是“三年困难时期”。新版《简史》甚至连“三年自然灾害”这个特定的词汇也没有提到，只是说“反右倾”斗争中的“左的进程”、“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让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
杨继绳是前新华社高级记者，他走访了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询问当事人，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写就了描述这场“大饥荒”的巨著《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他2012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是中共推进的“大跃进”等政策直接造成的。杨继绳认为，1958年到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
他说：“大饥荒应该说是跟‘三面红旗’连在一起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所以正因为‘三面红旗’制造了全国混乱，造成大饥荒，‘三面红旗’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
工业方面，为了落实毛泽东提出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目标，提前实现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中共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为了提供大炼钢铁所需要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树木，铁制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当作炼钢的原料被捣毁，农村大量劳动力丢下农业生产去大炼钢铁，导致不少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在农业方面，人们声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亩产上万斤粮食的消息频频传出。
大炼钢铁对中国的农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外，农业方面的“浮夸风”将农民进一步推进绝境。包括导弹专家钱学森在内的科学家也为“浮夸风”背书，称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可以达到“四万斤”。
杨继绳说：“反正卫星放得高，粮食产量报得高，那征购粮食就高了。你本来产了一万斤粮食，我征购两千斤；你如果是10万斤粮食，我就征购两万斤。所谓征购是两个字，征就是征收，是公粮，这是强制性的；购是收购余粮，余粮都要卖给国家。农民哪有什么余粮、口粮。饲料都当余粮收购去了”。
杨继绳认为，“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公共食堂也是农民被饿死的原因之一。“食堂成为干部控制农民的手段，动不动就扣饭。你今天不听话，就不让你吃饭。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各地都有。扣一天、两天，扣三天就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在食堂门口”。
在这样的严重灾情下，中共中央还出台了严禁逃荒的政策，并禁止开仓放粮。1960年1月份，大饥荒严重，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粮食库存。
根据资料，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一年。而在这期间，国家的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7.03亿斤，最低时为403.5亿斤，足够一亿多人口一年的口粮。杨继绳认为，这样的库存，拿出一半就不会有人饿死。
1962年为1月，在为1958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进行总结的“七千人大会”上，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大饥荒”的造成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文化大革命， 全民浩劫
对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的评论，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延用了中共中央1981年为“文革”等若干历史问题制定的决议中的说法。《简史》说：“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加州州立大学的历史学者，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认为，即便是这样的定性，对“文革”的否定也算不上彻底。
他最近在一篇题为“危险的信号：习（近平）版《中国共产党简史》或明或暗地为文革翻案”的文章中写道：“其中把文革的罪责从发动者毛泽东的身上推卸到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对毛的‘利用’上，就无法服众，大有为毛开脱粉饰之嫌。众所周知的是：所谓‘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并不是以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其实是以毛泽东为首：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
他认为，把责任推卸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身上同样难以令人信服。毕竟，毛曾经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与建立“新中国”当成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
与中共以往的党史不同，新版的中共《简史》还将“文化大革命”纳入“艰辛探索”的过程之中。宋永毅认为，新版党史这么做是试图为“文革”翻案。他认为，新版《简史》试图以轻飘飘的两个字“探索”将毛泽东和执政党的错误“一笔带过”。
《简史》为毛泽东发动这场内乱进行了辩解。《简史》说，发动“文革”是毛泽东为中国寻求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的不断探索之一。 只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最终酿成内乱”。” 除此之外，《简史》用将近一半的篇幅大谈“文革”期间经济、外交和国防科技上的”重大成就”，企图冲淡和掩盖“文革”带来的政治灾难。
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文革”的成因是中国高层的权力斗争。这不仅是“文革”发生的导火线，也是贯穿“文革”始终贯穿的主题。中国学者张显扬曾总结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生前怕篡权，死后怕鞭尸”。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在文革发生五十周年时对美国之音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夺权”。
高文谦说：“毛之所以发动文革，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跟对斯诺所说的，就是因为‘大权旁落’，可以说，‘文革’就是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夺权运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就是为了乱中夺权。”
因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发生动摇。相反，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因为挽救“大跃进”败局，赢得了党内支持和尊重。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务。
从刘少奇和邓小平那里重新夺回权力成为毛泽东的第一目标。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张大字报》直接的攻击对象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年10月，刘少奇被开除党籍，并被秘密关押。1969年，在拘押中死亡。邓小平也被打倒。
中共《简史》承认，“文革”使得“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 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简史》没有具体提及“文革”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破坏性影响，更没有提到 “文革”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非正常死亡。
“文革”之初，毛泽东鼓励全民“造反”。由中学生、大学生组成的所谓“红卫兵”拉开了造反序幕。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走出学校，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破“四旧”，痛打“牛鬼蛇神”。全国各地无数珍贵的文物古迹被破坏摧毁。
“文革”开始后不久，“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委会取代党政机关。远远超过一半以上的党政要员，包括中共的高级官员被造反派斗倒，各级政府陷入瘫痪状态。许多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中共高级官员。除了刘少奇之外，军方的彭德怀、贺龙以及国务院副总理陶铸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中共自己的统计是有六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
知识分子也成为首要被打倒的对象之一，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等受迫害自杀身亡。
“文革”期间，学校工作全面瘫痪。整整一代青少年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约1600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随后进入中国的农村地区。
全国各地的武装冲突，俗称“武斗”，普遍发生。中国的军队也曾经部分卷入这种“武斗”，甚至动用了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现代武器。根据中共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仅在广西一省，1968年，军队对一派造反派进行围剿，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20万人被杀。
一些人在“文革”中被残酷屠杀。北京、广西、内蒙、广东和云南等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屠杀事件。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大兴县十三个公社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325人先后被杀害。受害者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受到“文革”冲击、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也说过，文革让一亿多中国人遭受了迫害。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在文革中遭受迫害遭审查，而且习近平本人也被株连。
习近平本人在“文革”中的坎坷经历以及家庭在“文革”中的不幸，曾让一些人在他上任之初对他抱有幻想，希望他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力彻底否定“文革”并抛弃毛泽东的路线。
然而，执政以来，习近平却与毛泽东越来越相似，追逐个人权力，并推崇个人崇拜。他还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不能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被认为是捍卫毛时代和“文革”精神。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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