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浅析中共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上》

中共与红朝不全是一回事，1949年前，红朝是梦不是实体。但自红朝建立，红朝与中共便是血肉相连的一体。重申这两个不争的事实，是为了明确两点:1、中共是由中国养育大的，中国是它的当然母体，无论境外的苏共干爹如何资助了中共干儿子。但是中共建政后党高于一切，世所皆知。尔后竟一步步变成了中国的父体。此种公然的“乱伦”行为，为华夏文明未有的情况。以往的中原王朝纵然玩荒唐，也不敢把朝廷摆在中国之前，中共就敢做。此亦非欧洲中世纪情况的再现，自罗马帝国崩溃，罗马教庭便非由某个国家养育，反倒是教庭后来养育出了众多国家。2、正是此种“乱伦”行为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扰乱与毒化了中共党干的基本价值观，促成了他们“群体嗜血性格”的定型定势。

拙文关注的是，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既已定型定势，它就自有一套演化逻辑。它随中共的兴而兴，却不会随中共的亡而亡。因为这个剧毒已经广泛地进入了各行各业进入了民间，正在发酵为冷血、嗜血的民族性格，而在今天和未来的时代，冷血、嗜血的同义词乃是偏执、弱智和反智，细思恐极。

何谓性格？不同寻常的行事风格罢了。它无从量化，但是真实存在。风格一经定势，无论所行之事或可贵或可恶，皆会表现出自觉不自觉的惯性力，近乎本能反应。生活中常见的事例是:一个性格乐于助人者，或一个脾性暴戾凶残者，所行之事皆与环境不再是必然关系。人世间的不幸在于，前者之光的温暖效应有限，后者之恶的寒蝉效应能呈倍数发展。常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证实了制度决定论有短板。

单个的人有性格，离不开先天的差异性。群体的鲜明性格，源于不同的文化浸染与特定时空。

上世纪出生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它打造的红朝，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因素或各占一半，时代背景的特征很显著:传统的农耕文明与新兴的工商业文明发生了激烈地碰撞，突出表现为近千年的文化思维属于内循环，已然突破了流水才能不腐的自然律，各种利益关系难以和平调整，严重受制于世界的滔滔大潮。偏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自成一体。各种纽结异常强韧，自视很高，短时间内哪里看得透舶来品社会主义的复古本质，加上同属舶来品的资本主义并无力化解那年代的众多重大问题，与之配套的代议制显示的威力并不敌国家主权，便催生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四不相。但根子首先要从自身寻找。
之所以说中共及红朝是个四不相，1、它不属于承袭传统的新王朝。不是说它欲与传统切割全无道理，但行事的武断、暴烈及拍脑袋出来的标新立异，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三个先例：大秦帝国的虎狼性与王莽新政以及洪秀全天国的多花样。2、明明海风挡不住，却自负的只接受一股海风坚拒另一股海风，演绎成了它的稻田只接受湖水不接受河水。3、中共及红朝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言人，从来名实不符，逐渐变异为挂羊头卖狗肉，尔后索性全挂狗头了，招牌上却仍是正宗羊肉店。此三点构成了这个四不相的特色，也相应地出来了它的特色性格。

先说说中共夺权阶段，群体嗜血性格的初塑。

中共与俄共苏共的关系，早有共识，不再说了。不能不说苏共的回报并不理想。上世纪60年代后，苏共可谓后悔死了当初的扶持了中共。列宁，斯大林皆不失为玩地缘政治的高手，对历史纵深的理解仍不免肤浅。一部罗曼诺夫王朝史，怎比得了中国二十四史的内容丰富。主要是，中国是大国，人力资源及潜力非苏俄能比，这事十分重要。

尤其在一个仍只能、也必须在国家平台上唱大戏的时代，卧榻之侧守着个强邻太犯忌了，中苏两党两国的翻脸，是早晚的事。需要附带提及的是，中共前期对苏俄的卖国，肯定上不了桌面，红朝尔后的爱国，于中国危害更大。这不是一般国人尤其信奉党文化的国人理解得了的。

不过，苏共对中共前期的巨大影响力，不可否认和淡化，不由中共不萧规曹随。即便延安整风后毛泽东主宰了中共，他也得审时度势。他在抗战后期高调赞美美国，进皇城前又宣称朝苏联一边倒，两边该讨好时都讨好，手法当然灵活，说到底仍是玩小聪明。

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中共只能是个遭后世厌恶的四不相。几乎全是文盲的愚昧小农阶层，为早期中共军队提供了肉身。投机于革命的小知识分子，身处城乡边缘深染匪帮习性的大批地痞、游民，构成了中共军队的骨架。来自苏共的阶级斗争理念，鸦片般提振了中共军队的精气神。

中共既然走的是武力夺权之路，军队便成了它的通灵宝玉。一般而言，农民造反队伍夺权的成功系数很低。自陈胜吴广以来，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队伍不下于百支，由此建立新朝的例子很罕见。这号军队的战斗力首先来自一呼百应形成的人多势众，壮阔的气势是旺盛士气的可靠保证。当然其他的重要原因皆不可轻视，例如基层互相信任关系。常言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便是这个道理。中共的军头当然明白此道理，但中共军队大不同于以往农民造反队伍也是显然的，便是多了个来自苏俄军队的政治委员制度，实为进口的特制鸦片，目的是让吸食鸦片上瘾的官兵，对作为鸦片供应商的共产党，产生极严重依赖心理，进而成为党军或叫党卫军。

此特制鸦片的惊人药效诚非虚言。红军时期为了快速地打造出一支高效党军，入党便成了军官的必备条件与荣誉。不识字不懂马列学说或品行不端没得关系，只要你肯听党的话。你对党的指示、口号不感兴趣可不行，至少你休想升官，意味着你永远是一线战场的炮灰。你不想干了，同样不行，逃兵是要杀头的。那么听党的话要听到什么程度呢，一是为党万死不辞，二是为党随时大义灭亲。没有人告诉你，你死一次便不存在了，谈什么万死？后者更歹毒，一个敢于灭亲的人还是正常人吗？他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中共这一手，一直延续至今。

这只是牛刀初试。具体的厉害招式是不停的开会，学习，整风，肃反，奖励对落后分子特别反动分子的检举，告密，再对落后分子无情斗争，对反动分子施以极刑。这一来，哪怕战斗或战役结束，觉悟不高者，出身不好者，得罪了领导者，作战不力者，仍随时处于死亡的恐惧之中。到了这一步，几个人还敢不紧紧地跟党走。便是那些军事干部，见了政工人员也得退避三舍。

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使上述种种进一步具体地制度化了，操作更加简单易行。需要指出的是，此法宝与其说毛泽东取经于苏共，不如说毛泽东是从商鞅和东西两厂获得的灵感。不应该把中共及红朝事事都与马列扯一起，这里又是一个理由。进一步说，没有什么马列，红朝那帮大佬仍可能干出匪夷所思的事情。

事实上，如果不是苏共扶持了中共，而是希特勒国社党扶持了毛泽东，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样会喊“元首万岁。”只要你能让他们出人头地。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哪个人看中的不是中南海的那把交椅？什么马列，什么初心，主要用于哄鬼。毛泽东尤其如此，他终其一生，绝大部分所学是中国史籍，首推各种统治术。他非留欧留苏生，苏联的经验对于初进井冈山的文盲士兵，不啻春风不度玉门关。他欣赏此法宝，心有灵犀一点通罢了。因为军队的政治工作政工人员，名为为党宣讲宇宙正道，实为监军特务。把支部建在连队，可使特务监军一竿子插到底。

此情况的发展当然有个过程。中共及军队并非始终处于“极左路线”统治状态。中共自己也不讳言的前期历史告诉了我们，依得它的“极左路线”，红军必定覆灭?中共休想成气候。他的政治正确对自身的反噬，可谓恶果触目惊心。所以，它也不得不反反“左”。它夺权成功的本钱主要来自抗日时期，功于苏维埃阶级斗争理念让位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核心是政治上停止了苏共教条，经济上承袭了市场经济，配以一定的言论自由，此三点使它获益匪浅。

然而这是中共迫于时势的策略改变，本质是让步，极权本性并没有变。兴奋时还会翻出老唱片唱一通，突出如延安整风的狂抓特务。极权与嗜血本是同义语，继续政治特务监军不可避免。一如既往，这帮吃政工饭的人员本来就多为不学无术者，见风使舵者，贪生怕死者，只一个为了保住特权和升官晋级，政治正确便成了生命线。固然他们也有无奈，骑上了虎背便休想安身而退。也可以说，他们吸食鸦片上了瘾，戒身瘾已极痛苦，戒心瘾更困难，典型是康生领导的特务机关的凶狠。此种政治正确的具体内容，无非再现肃反整风那一套:睁大双眼搜寻特务、内奸、反动分子；鼓励告密，知情不报者视为同罪；对落后分子无情斗争，对反动分子往死里整；不容分说，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等等。至此，至少吃保卫饭吃政工饭的这个群体，冷血、嗜血的性格得以形成。

而党还须保护和肯定这种群体性格，至少不能追究行为人责任，那样一来就会上升到否定党否定革命的原则。很简单，没有了党，岂不是大家全完蛋。另有一个上层权斗的问题：周恩来的人遍布党军两界，前述的特务头子康生便属于周恩来系列，毛泽东既然要“团结”大多数人为己所用，就只能玩平衡术。所以，所谓反“左”，无非用鸡毛掸子在脸上抹下灰，蹭下痒。此为中共的“左”怎么都反不下去的根本原因。因为“左”是工作方法问题，“右”是反党问题。于是中共的“群体嗜血性格”这个病毒，保存了下来。它能否扩展为传染病乃至瘟疫，全看环境演变了。

今天回过头看中共的这号病毒是不可逆的，除非它夺取不了政权。此为极权下党军共相。本来，无论哪支军队出现嗜血之辈从不奇怪，它作为专职杀人机器，作战时是没有人性位置的。但是军队官兵终究是人，绝大多数人会要解甲归田，特殊时刻的冷血与嗜血行为，不等于一定形成见血就兴奋的性格，尤其形成群体性格。制止这号病毒，国家最高价值的取向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军队的嗜血行为必须约束在军队内部尤其战时，决不可以面向民众。然而，中共及红朝的价值观，自有特色。

再说说中共掌握政权后，群体嗜血病毒的演化。

中共自建政到毛泽东死亡，大部分时间仍在革命，表现为政治运动没完没了。借助于政权力量和举国资源，它也就有了条件打造全国一盘棋与山河一片红。其重大措施是:1、党建覆盖城乡及各行各业。2、把军队的“优良”作风推向每个角落。3、大力扩建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使之成为准特务机构，配合公检法严密监控社会生活。愚蠢的党干们显然陶醉在种种高效行为反馈的快感中，忘光了嗜血行为曾经引发的反噬。每当政治运动来临，大大小小的动员会议上，照例有一道令人血脉喷张的壮丽景观:当宣布又要打一场大战役后，伴随着嗷嗷吼叫是争相表态，向党表决心。当场便捋衣袖者，摩拳擦掌者，乃至写血书者，屡见不鲜。这里面当然有作秀者，但手心发痒者，宛如发情的豺狼，实不为少数。

不过，建政后迄止“三面红旗，”中共的土政，剿匪，镇反，反右等大规模运动，嗜血对象主要是阶级敌人，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阶层暂且属于“依靠”对象也不假。相应地，嗜血病毒还谈不上大扩散，由军队发端的群体嗜血性格仍局限在政权机构之内。在政权机构之内，表现突出者仍为那些准特务机构和专职镇压机构。此期间，多数工农拥护中共并非虚情，是因他们尚未尝到厉害。

待到“三面红旗”开始，嗜血病毒便大扩散，但凡有几个中共党员也就是领导坐镇的地方，便能感受到深深地恐惧。当年遍布城乡的水利工地上，炼钢工地上，被捆绑、吊打、罚跪、扣食，是普遍现象。什么成份好，历史清白，军属烈属，不管用了。因为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这些罪名套不住你，还有个“坏分子”的口袋罪名把你给装进去。尔后的“流氓罪”，“寻衅滋事罪”，作为口袋罪是一个套路。反正你只要对现实不满，讲了怪话，或出工不出力，被人反映上去，领导和民兵就来了。领导和民兵也有无奈之处，互相之问也常提醒:“当心打你右派。”主要是当此行为遍地开花，未完成任务和指标只能靠施加恐惧才能逼出生产成绩，讲人性人道就是跟党性作对，领导和民兵便全无负罪感，反倒洋洋自得。而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政治挂帅，坚决跟党走，”更被民兵视为荣誉。大量的愚民仍坚信共产党高官是好人，坏的是下面的小官员。

接踵而来的用湖南话说的所谓三年苦日子，就更不容下层官员和民兵讲恻隐心了，也不需要党官们多费口舌讲大道理了。各行各业尤其农村进入了不折不扣的生存斗争，面对一具具饿殍，谁也没理由指责别人不该冷血、嗜血，不该多吃多占开小灶，谁让你不入党不当干部呢？至此，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得以在中国土地上全覆盖。

不过全覆盖不等于全定型，更不等于全都发展到了近乎本能阶段。它由流行病升格为大瘟疫，是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事儿。正如此瘟疫无差别进入人体，从卑贱的农民工，小市民到高贵的名流和知识精英，是改开后的事儿一样。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