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雄表示,彭明是他很敬重的一个人,八九那一批的人。在监狱里他特意去问过一些在里面待久了的人,希望能够了解他死亡的真相。
但是他没有问出一个结果来。“每个人一说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很特殊的,什么都是单独的,专门有人看着。包括在里面坐牢很久的,都怀疑,因为都知道他的身体很好。”
陈剑雄2014年因为声援“郑州十君子”事件,被判刑2年8个月,由于不认罪、不配合,一直拖到最后一个月开庭、判决,就放人了。在外面仅十个月他再次被抓,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六个月。最后的一年4个月,他被送到湖北省咸宁监狱,饱受折磨与酷刑。
他表示,他也与监狱里的管教、狱警谈过多次,“我说二十一世纪监狱的环境怎么还这么差?他们对外宣传的怎么好怎么好,完了就是惨无人道啊,只有亲身经历过才知道。”
入监队的酷刑
他描述,入监队是最严酷最惨的一个地方,还要军训。“刚到入监队的时候,我在里面被‘学习’了半个月,在里面叫做‘学习’。每天就是站着,靠墙壁站在那里。给你一点点吃的,保证你不饿死。有一点不对劲的话,他们就动手打了。打人的当然不是警察,而是他们监督岗的犯人,就像在看守所里的牢头狱霸一样的。”
“如果‘违规’最常见的就是不给你饭吃。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挨饿那么长的,早上原来是一个小馒头,还有小半碗稀饭。如果我们‘学习’了就只有半个馒头,没有稀饭。中午晚上吃饭连菜都没有,随便打一点点饭给你吃。”
陈剑雄是年底分到监狱去的,恰好天气很冷。“学习”半个多月,每天就是站在外面的走廊上,狱警把那个窗户打开,冷风就在走廊上吹着。
里面还有一个刑罚叫挂起来、挂在墙上。“怎么挂在墙上?两只手分别摊开,反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面,把你挂起来,动都动弹不得。”
“有的时候就把你放在铁架床上,手脚用那种束缚带,绑个大字型捆在那里。吃喝拉撒全部是躺在那里解决,真的是残忍。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把遗言都交代了,不打算活着出来了。”他说。
高强度劳动 一天任务量几千
入监队结束后就是劳动,没有休息日,每天就是做衣服。“都是有数量的,做哪一种,每天要做多少达标。比如说你缝口袋里的,缝拉链的,缝袖子的,缝裤子的,每一样都要规定你做多少。每个人每天都是几千的量。有些比较复杂的,一千多、两三千的、三四千的都有。”
他说,“任务完不成的话也是‘学习’,等于说你一收工回来,吃饭你站在一边,靠着墙站着。而且每个月有两次购物的时间,但不准购物,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也不准你买。”
“而且吃的那个伙食,真是特别的差劲。尤其疫情严重的时候,狱方说外面现在想买什么都买不到,就是随便对付,就是包菜、萝卜两样菜,还少盐。”
受疫情影响,2020年3月份监狱开始停工,到了5月份又开始复工。期间每天就是把人关在监室里,不能出去。全部隔离开,有指定的狱警看管,狱警几个月都没回家的,他们也不能出去。
同陈剑雄一起被抓捕的维权人士袁军,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在牢里我看到他受那个酷刑,我也无能为力。”陈剑雄说,“我们都是在咸宁监狱,只是不在一个监区。出工回来的路上,我有几次看到他戴着手铐、脚镣,头上戴着那个头盔(防止自杀、碰墙),专门有几个犯人拉着他,走不动了,摔倒了,打一顿再拖起来。那个印象我真的是特别深刻。”
此外,监狱里还要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背监规、共产党的学习章程,包括扫黑除恶这些东西都要考、背。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一点空闲下来的时间,还要背共产党的历史,编的那些教育啊什么的,背那些看那些,还要考试。对我来说就是典型的洗脑,真是洗脑。”他说。
人权无保障
陈剑雄表示,多年来被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多次,下监狱这是第一次。出狱后,感觉身体大不如前,在里面真的把那个后事都准备好了,尤其在被他们强制“学习”那个阶段。
他表示在里面那么久,自己都没办法说服自己,到底哪一条触犯了那个所谓的法律?判决书上称其“发表转载大量有关涉嫌诋毁、抹黑党和政府的言论”。
对此,陈剑雄及辩护人提出,陈在赤壁市公安局信访、参与旁听谢阳案、祭奠林昭的过程中均未给社会秩序造成后果,微信朋友圈和推特内容虽含有批评,但不属于编造、杜撰的虚假信息等。
4月2日出狱后,陈剑雄也未能获得正常生活,一直不准离开赤壁,也不准见外地的朋友。每天有专人到家里来维稳,带着执法仪拍视频,报告其行踪。“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以为过了七一会好一点,所以说我昨天问他们,(他们说)大概要到七月十号才能放松对我的管控。”
陈剑雄表示,内陆小县城,比大城市思想更加落后,更加顽固保守。“只能歌功颂德,容不下一点批评反对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又来抓我,又以这样的情况来抓我。”
陈剑雄经常质问他们,“你们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政党,人数最多也最有钱有势的一个政党。你对老百姓防范得这么厉害,怕什么?这点自信都没有。”
“因为它自己首先也知道,这种制度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从我个人身上他们严厉的维稳手段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在国际上口口声声,中国人权好,中国人权有保障。怎么有保障?半点都没保障。”
希望国际关注并呼唤民主法治
长期的迫害导致陈剑雄根本就没办法投入正常工作。到2009年邓玉娇事件之前,他还在包一些小工程做水电,每天感觉比较轻松,也可以赚一些钱,最多的时候是在关注社会、时政方面的事情。
陈剑雄早年因为家庭困难失学。他说,“我就是(1989年)六四那一年失学的,读到初三。我父亲到学校跟那个学校领导说尽了好话,学校逼着要交的时候,我就没有去了。不想为难家里的老父亲。”
90年的时候,他就出去打工了,亲眼见识社会,让他看到的是农民负担更重的一面,无数打工人更加辛苦的一面。他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公不正的事情公然出现,后来才想明白,归根结底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层面的问题。
“当然相比了六七十年代肯定是好一些。但是站在我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个进步,更多的是靠牺牲最苦难的最广大的老百姓的利益来进步的。顽固保守下去受苦受难受害还是这个最底层的老百姓。”他说。
他最后表示,希望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人民的人权自由能够真正得到享有。“希望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中国大陆的这种政治制度和人权状态这一块,更多地发出一些声音。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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