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中国历史学者余汝信在香港出版《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通过对大量军队内部和公开文件，亲历者证言等民间资料比较、查证，揭示“作为军事力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整个文革进程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并披露文革期间中国军队内部权力争夺和作为政治斗争工具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毛泽东作为当时中共权力的最高统帅，敢于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其“基本力量和有力保证”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开创的全民学军，军队介入政治，“文工武斗”等管制手段，对中国权力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持续至习近平时代。
关于“文革”研究，国内外的考证与研究多聚焦在红卫兵的角色和其群众运动的性质，亦有学者尝试解构中央文革小组和高层权力斗争。 但是， 对于处在是非漩涡和矛盾焦点的人民解放军，对于公众而言，始终是一个“神秘的黑箱”， 余汝信说他希望该书有助于将其一点点打开。
本书另外一大成果是重新解读了1971年作为毛泽东接班人和军队副统帅的林彪一家驾机出走并葬身蒙古（“九一三事件” ）的过程，坠机和林彪等人身亡的原因，林彪林立果为何要叛逃。 有别于此前官方版本，该书认为，林彪外逃主要是因深感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后，他的政治生命已终结，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严重威胁。林彪之子林立果暗杀毛的计划失败加速了林彪等人的外逃且外逃是林彪及其妻儿的一致选择，而不是被毛逼走或被家人胁迫而为之。
新书中梳理1965年至1976年“文革”前后十余年里毛泽东政治与人事布局，如何利用解放军筹备和发动文革，全国“军事管制”和多个决定中共政权走向的历史转折点包括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选择， 他如何利用军队部署造反力量。 同时，该书也梳理中共军队如何介入中央与地方造反，发展武斗，杀戮和清洗干部的细节手段与过程，毛如何清除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等他不信任的中共军队高层以及指派江青、周恩来配合林彪通过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系统部署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工作思路。
1966年10月，毛泽东与萧华、杨成武在天安门广场。
“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
1959年7月至8月“庐山会议”之后，中共军队元老彭德怀被打倒，中共新的中央军委成立。此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的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三总部体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中央军委作为最高军事统帅机关， 通过三总部对全军十三大军区和各兵种实施领导。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副主席， 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任秘书长。
对外界来说， 不熟悉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和发展很难始终厘清中共与军队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运作和管理。 比如，决定了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体制的大军区系统，中央军委的建制，军力如何部署以及整个军事管理与指挥系统如何工作。再比如， 中共元帅等军队核心人物在权力核心的位置与沉浮以及当时十余年间军内出现的各派系斗争的形成和背后的逻辑。
新书从1965年开始， 按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人员的时间线，用“林彪的前五年与叶剑英的后五年”划分这段历史。认为“前五年，军队登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并一度占据舞台的中心位置。后五年，军队从舞台逐步后撤，影响力大减，最终又对结束“文革”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具体从军委日常运作和主持工作的人事变动，又将军队与“文革”的关系分割成六个阶段。 从毛对军队的控制、对包括林彪在内的多个高官的猜忌、挟制和清洗，都依据原始资料和详细文献做了梳理，以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最终“文革”又如何在叶剑英等人的主持下得以终结。其中， 1965年“文革”开始前毛的部署和1967年上半年的军队作用最为曲折和值得一读。
作者余汝信对BBC中文说，他尽量不发表个人意见，而是用多名军方亲历者的当时和后来记录、口述回忆，与中共内部资料和军队文件的横向比对 “以纪事本末体编写”， 通过历史事实梳理“军队与整个文革关系的大致脉络”。
出版人鲍朴说，“不了解中国军队，你就无法真正的了解中国文革到底如何开始，也无法了解中共和毛泽东何以把文革斗争进行下去，无法真正地研究文革。”
毛泽东（右）和林彪（左）在北京。
“文革”准备阶段
1964年，毛已经发起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 但一年后，毛泽东要求取消军衔制度，“这一倒退性做法”，重创中国军队正规划建设步伐，导致军方“进一步趋于政治化”。 军队“学毛著”运动及整治工作的经验被广泛应用到地方，中共从解放军中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新建立的地方政治机构工作。
时至1965年，毛泽东对中共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越发不满，将其视为旧官僚体系中的文官，决定将其打倒。他自己的说法是，要清除党内的走资派，避免出现苏联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与此同时，毛对“党内六号人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愈加寄予厚望”。1月底，林彪形象首次出现在纪念邮票上，“这是中共建政后除毛泽东、朱德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未有过的殊荣”。 2月，毛泽东提出“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首次点名要在今后的政治斗争中依靠和运用军队的力量。
1966年10月1日，叶群（左二）将她树立的学毛著典型顾阿桃介绍给毛泽东（左一），林立衡陪同（右一）。
“三支两军”
书中写道，毛泽东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独揽此阶段的军权。 林彪名义上以军委第一副主席身份主持日常工作， 但“自1967年1月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后的具体任务，往往是周恩来以中央碰头会主持人身份布置的”。 文革时期，虽周恩来在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以其在中共党政军历史上的威望，对军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在毛泽东的认可下，由于周恩来的作用，林彪长期做“甩手掌柜”。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
“五一六通知”中提到，“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第一次将军队中的“走资派”，纳入清洗对象。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等军队负责人谈话，通报毛泽东要与刘少奇“摊牌”，要求“他们坚定地站在毛一边。“ 林彪正式取代刘少奇，成为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增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大大加强了军队在政治局中的份量”，充分体现了毛依靠军队搞文革的计划。
周恩来率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进入第一次十万人大会会场，北京工人体育场，1966年11月13日。
1966年10月5日，毛授意下，林彪起草《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自此，“全军院校十万青年军人解除束缚，汇成造反洪流”，冲击军内外。至1966年底，中国原有的地方党政权力架构根基已被“文革”动摇，1967年1月，红卫兵开始全国夺权，使各地党政权力架构几近分崩离析，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 毛不得不使用军队，填补地方党政机构坍塌造成的权力真空。
1967年1月，中共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 3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军、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被俗称为“三支两军”，当时最具战斗力的陆军机动部队（野战军），全部接入并领导所驻地区以支左为核心的“三支两军”。
军管的方式大致三种，建军事管制委员会、建立军管小组、派出军代表。 书中统计，28% 个中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军委会，国务院48个正部委机构，45个被军管，1968年4-8月间，中共的宣传部、 统战部、外联部、中央调查部被军管，对中共人事管理最核心的中央组织部由军人实际领导。 “军队干预国家及各级政府事务的广度、深度、及时间长度，都史无前例”。
书中详细记录了在此期间军队中激进派与保守派众多斗争和武装混战。 尤其“二月镇反”，即1968年1-3月间各地普遍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激进派的事件。 1967年1月和4月，毛泽东先发出“军委八条”，令军方拿到对付曾冲击军事机关的军内外造反派的尚方宝剑，又引发造反派对军队和保守派、稳健派的报复。 各派矛盾加剧，武斗频发。终于在1967年7月发生武汉地区军人与保守派群众冲击毛泽东的行宫东湖客舍，即“七二零事件”。
“七二零事件”中，身在武汉的毛泽东连夜仓促转移，打破十年不乘飞机的习惯，清晨武汉飞上海。书中分析：此事件对毛的思想产生巨大冲击，令毛看到文革局势演变下去难以收拾，遂开始收拾文革乱摊子。
毛、林决裂
毛泽东在他认为的党内走资派被打击得差不多的时候，再提出清理阶级队伍，打击群众里面的所谓“地富反坏右”， “国民党残渣余孽”， 甚至“资产阶级臭老九” 即知识分子。他也要依靠当时的文革委员会， 其核心力量仍然是军队。 在此阶段，全国武斗逐渐平息，军队尤其是野战军，又起关键作用。
“在整体而言，平定大局方面，军队正面作用远大于负面”，余汝信在书中分析。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令毛泽东有借口明确中共“要准备打仗”，全国战备。1969年底，全军在编人数增至631万余人，超过朝鲜战争时期，成为中共建政以来历史上人数最高点。 多份中共党内和军中文件显示， 1969年10月开始，毛泽东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林彪等军队领导人产生了戒心。 而林彪对毛的“继续革命”产生疲倦，态度转为消极。
1970年8-9月的“庐山会议”上，在如何对待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严重分歧，此后，毛开始明批陈伯达，实质压制林彪，终至1971年8-9月，毛用吹风方式发动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倒林彪，毛、林关系决裂。
余汝信写道：“毛一贯采用的整人手段，令林彪及家人（林立衡除外）深生恐惧”，在林立果刺杀毛未遂之后， 林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9月13日从山海关机场专机强行起飞，出逃，在蒙古坠毁，机上九人无一生还。
1968年春节在林彪住处毛家湾。
文革告终
“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毛泽东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 此后毛泽东身心俱创，文革开始衰落和最终破产。 期间被视为林彪派系的军人大量被清洗，“批林批孔运动” 持续多年，军队形象严重受损。毛泽东並沒有将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权力交给左派，包括被定为毛的另一接班人的王洪文和最受毛青睐的张春桥。王洪文並沒有如愿成为军委副主席。
“毛泽东这一尚存理性的安排，使党内健康力量在1976年10月之变中得以依靠军队的力量轻易取胜，”书中总结。
毛死后，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10月6日，华国锋与军队元老叶剑英、汪东兴密谋，以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部分兵力，以兵变方式抓获江青等人，扫除中共中央的文革极左全部势力。
余汝信在书中评论：对于毛泽东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错误是留下了汪东兴，而对中国而言，“中南海御林军的掌控权仍在汪手中”。
“结束文革的历史性任务，实际也是军队最终完成的”。
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发动文革？
关于毛为什么发动“文革”，研究者大都只能通过他说过的话来推测真实动机。普遍共识是，一是要打击所谓真正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二是党内的走资派，而当时重点打击的是后者，例如刘少奇，邓小平等毛认为的政敌，但其实始终是在排除异己，制造混乱, 巩固自己的统治。
但从毛泽东对军队的控制、人员部署，尤其是他与林彪作为军队统帅关系亲疏过程的分析可看出， 对军队的掌控给他很大的信心和力量 。 书中的结论是，军队是毛泽东控制文革的底牌，既是他在各地制造乱局的执行者，又是他得以控制乱局的武器。
1959年7月至8月“庐山会议”之后，军队老帅彭德怀被打倒，新军委成立，中央军委作为最高军事统帅机关领导的“三总部体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军事指挥系统对全军十三大军区和各兵种实施领导。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21人成员的中央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副主席，罗瑞卿秘书长。
领导人选方面，“1960年前期的毛泽东与军队、与林彪的关系甚为密切、甚为融洽”。表现在“毛泽东对林彪支持、倚重“， 林彪对毛泽东坚决拥护的态度上。” 即使林彪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即称病，公开场合很少露面， 但他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思想的高度评价、大力宣扬，“中共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键时刻，林彪在政治上都是支持毛泽东的”。
“庐山会议”以后，“林彪秉承毛泽东的政治建军原则，并迎合当时毛对军队的要求，提出了按政治挂帅模式建设军队的理念”， 林彪1960年一二月陆续提出“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等口号， 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也正是林彪首次在军队决议里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1961年，林彪给毛泽东写报告称， 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要求读马主席著作，但书籍缺乏。为着解决这一问题，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印发给连队战士，以适应现实需要。 “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如有意见，激情只是，如无只是，即由总政出版了。” 毛泽东当即批示。 同年，总政宣传部即编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印发到班，每班两本，供士兵学习。
1964年，解放军报社首先编印的《毛泽东语录》在全军推广。
“林彪治军的这一套，对军队进行了政治训练，使军队在后来参与文革、敢于政治有了理论依据和精神准备”， 书中写到。
这些使毛看到林对他的忠诚和作用；“而毛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候”， 是他所说的“关键时刻的政治”。因此“毛必须通过林控制军队”， “靠军事实力来说话”。
1966年10月1日，林彪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时至1965年 1月，人民解放军人数已达447万，成世界之最。 此时中国有13个大军区，包括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军区， 负责辖区内的陆、海、空军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所属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并领导民兵、军役动员工作和战场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沈阳、北京、济南、广州、兰州等10个军区党委的第一书记，都是驻地级别最高的地方党委一把手兼任。
这些都令毛泽东有了信心和权力武器敢于发动文革，余汝信在书中分析。
如同其他很多重要转折点，书中还特别梳理了诸如发生在1965年12月，曾“权倾一时”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被作为“野心家”和“两面派”，被毛泽东、林彪合力清洗的过程，让毛泽东得以“消除了隐患”。
书中分析，罗瑞卿的问题，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但也是当时党内高层的共识。 邓小平、周恩来、林彪、陈毅、贺龙等多名军队高层配合毛泽东，12月8-15日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的“党中央上海会议”的全程细节之披露，惊心动魄，可令读者一窥毛泽东在部署清洗罗瑞卿手段上的步步为营。
文革前期是否失控？
为该书撰写序言的清华大学历史学家秦晖分析称，余汝信的研究颠覆了过去中国文革研究著述和宣传文本中一贯强调的文革前期派系激烈斗争和群众武装“造反”，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
实际上，尽管毛泽东绝非无所不能，但“文革”整体上从未脱离过毛泽东的掌控， 所谓“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等语，往往是毛泽东有意搅乱局面，借力打力，自诩“乱了敌人”， 其实是权术手段， 秦晖说。
“以新的错误来文过饰非，为了纠正自己的前一个失算而让别人和国民付出代价”。即便在毛泽东始料不及难以收场的尴尬时期，仍常用新的错误掩盖此前的一个错误。
但是他自己利用群众运动和红卫兵掀起的乱局和很多决策后果，“也多次超乎自己预料”，令毛泽东自己无法收场。
秦晖说：“我们很早就隐约知道，地方军区由于与当地党政机关关系密切，往往支持保守派，而中央直接掌握，调动频繁的野战军，则往往按北京文革策划者的意图支持造反派。但这种粗略的感觉往往让人上当。”
例如书中梳理广东“文革”中，野战军第41军等部对造反派的镇压比地方军区还严重，其原因，是1950年代北京派来的“南下干部”掌握，反对“地方主义”，并整肃广东地下党与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
在文革期间，很多地方军队的“造反派”同情被整肃的本地干部，视长期掌实权的北方籍“南下干部”为“走资派"而力图将其打倒。而野战军领导多为北方人，因此在这个地区他们反倒大概率地同情“南下干部”，支持敌视本地干部的所谓“保守派”。
驻牛田洋陆军第一二二师官兵欢呼毛“五七指示”发表，1966年5月。
军内清洗
新书中梳理了“文革”中人民解放军受到的摧残，对中国军队建设的破坏也非常严重。十年间，完全出于政治与人事斗争理由， 对中国军队高级将领曾进行过三个阶段的大规模清洗，书中列出了被清洗人员名单。
“在和平年代，军队高级将领由于政治原因而大规模倒下，绝非正常现象，令人痛惜。此情况在全球历史范围内，只有苏联的大清洗时代可与之相比，”书中写到。
第一阶段，自“文革”前夕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 被清洗者，大部为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指的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据不完全统计，正军职以上共204人，取消军衔前少将以上者200人。其中元帅6人 ，包括时任军委副主席的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 大将4人。
第二阶段是“九一三”事件当月到1973年， 大量被视为林彪派系的军队高级干部先后被清查清洗，遭遇被逮捕， 隔离审查，免职审查等不同程度处分。 而事后复查，绝大多数人与“九一三事件”并无直接关联，其罪名查无实据。据统计， 正军级以上干部38人包括时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的黄永胜以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遭清洗， 遍布总参谋部，军委办事组，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大军区和省委，其范围之广，可显示清洗手段之严苛与缺乏逻辑。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清洗重灾区是中国空军，据不完全统计，空军副军级以上干部43人被清洗，数人自尽身亡。
第三阶段的清洗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除属于“四人帮”的军委常委王洪文，总政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被逮捕外， 一批被视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等原因的至少23军队高级将领均被清洗。 其中包括青海，沈阳，南京等多个军区司令员和省委书记，也有北京市公安局长兼陆军27军副政委刘传新，郭玉峰中央组织部部长兼陆军64军政委。还有个别人如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吴忠，在1979年后还被审查了八年，最终以“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反党篡权阴谋活动"的结论解除审查。
由此可见文革对中国军队的结构性打击。书中统计， 清洗合计波及少将以上高级将领265人，占文革前少将以上1614人的16%。 其中中共建政时的十大元帅和十名大将中，七元帅被整肃，五名大将被削职。上将27人，占上将总数47%， 中间74人，占总数42%， 少将153人，占11%。 清洗的总趋势是军阶越高，波及的比例面积越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至1975年，全中国解放军受审查 共4.4万多人，其中正军职以上干部361人。
核基地的文革监狱
作为“两弹一星”核心基地，青海核武器研究基地“221”被外界广为熟知。 “金银滩”和“西海原子城”成为今天中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热点。 但该书称，在“文革”的第一年，这里曾发生严重的文造反、派系斗争、武装斗争，并致业务完全瘫痪。
作为毛泽东政治手段的“清理阶级队伍”一部分，1969年11月该基地被军管。 不久，周恩来指派海军副司令、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公安部领导成员、原空军副军长赵登程前往清查，对3200余人核弹基地的科学家、干部和普通人的整肃，“大搞刑讯逼供，提出’ 革命群众掉几斤肉，让阶级敌人去几层皮‘的口号”； “整个二二一厂成了一个大监狱”，108人自杀，致伤致残400余人，其中包括大量科学家。 尤为恐怖的是1970年为了掀起运动高潮，曾”当众枪杀5人，其中三名科技人员。”
书中引用的大量文献披露的细节证明了政治清洗的标准极其混乱无序，手段残忍，与是否属于哪一个派别无关，而仅仅是武装斗争和彼此歼灭。
秦晖认为对这些细节的具有很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官方版本的“文革”追责将所有混乱罪行基本归咎于“造反派”，让林彪、“四人帮”集团背锅，而是这些残忍清洗与迫害手段同样也会用在“造反派” 身上。
蒙古官方调查报告首页及签名页
资料的可信度？
公众和研究者了解“文革”的困难之一在于资料和信息渠道的匮乏。
秦晖说，“文革”中的军队，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当时也是“黑箱”。 他举例说，文革中著名的“造反派”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曾经成立过情报机构八大“动态组”， 其中被称为“三动”（第三动态组）就是专门收集军方各部门动态的。 三动的“简报”资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极难一见”的“文革”史黄金文献。但与“三动”资料相比，余汝信经过数十年积累和收集整理的资料，在文革军队历史研究上的价值，甚至更珍贵和难得。
书中首次向外界提供了1971年5月林彪给毛泽东的信的复印件，1971年11月蒙古官方关于“九一三"坠机报告中文译本等这些研究资料，秦晖说，这些文件价值超过了文革史黄金文献。 因为可以横向对比和佐证， “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了人们很多事情发生的背后逻辑”。
此书中使用众多史料，但当事人或者来自军队知情者如何提供的，余汝信对BBC中文说目前“还不方便说”。但所有资料来源都是清晰的，因为他力图“每个字都有出处”。其中不乏多年在中国民间收集的原始资料，对多名包括军队军官和后人的采访，日记等，交叉作证而得出的结论。
“我与大陆体制内的学者不同的是，我生活来源相对独立，也没有他们那么多顾虑。 目前在香港， 所以可以比较独立地做研究。 几十年在潘家园找旧文献，找当事人采访，手抄资料，都是要做的，”余汝信说。
BBC中文没有能力独立对书中展现的新资料的真实性做核查。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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