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六谈红朝改开：不是文革2.0，是原教旨强心

海外不乏异见网站上，担忧和认为文革再来的声音几年来一直存在。不久前平地冒出个李光满事件，一时间颇令人错愕，是因一篇文革大字报式文章，竟获得众多权威官网的转发。但稍加思索，窃以为对此虽不必当真，但它却也触发了社会心理的敏感神经，神经仍敏感，便说明肌体仍存生命力，也就仍有必要说道说道。

一，担忧和认为文革再来与反感习当局政策的“左转”，已成很多异见声音的一体两面，合情。笔者是过来人，每每忆及那个年代见闻的残忍加荒诞事件，仍不免心有余悸。但情感是一个方面，理智是另一个方面，终究时过境迁。

笔者以为严格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三年，特征是“天下大乱”，可谓99%的参与者都走火入魔了。莫不自我感觉身心大解放，庆幸生活在千年难遇的伟大时代。当然用不了多久，红卫兵和工人阶级就会要饱尝共产党的厉害，一如反右的知识阶层，大饥荒的农民。空前的狂热集中体现在城市大街上，天天能见到或听到大热闹：红卫兵大串联，人手一本红宝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游行，游街，戴高帽，挂胸牌，坐喷气式；抄家，破四旧，痛批封、资、修，批斗会，战果展览；广播车声音高亢，大字报铺天盖地；语录歌，三忠于，四无限，天天读；两派甚至多派大辩论，各式传单满天飞；大中学校全停课，工厂由半停产到全停产，武斗不但玩真的，而且规模渐大。只要打着革命旗帜，声称无限忠于毛主席，便尽可行为无法无天无人敢干预，死多少人都不算什么了。随着全面军管，狂热由降温到平息。

因此，如果指这号大疯狂持续了十年，并非事实，如果指的是疯狂的后续效应，持续了十年，不离谱。而不复大疯狂，便不能叫文革，关于疯狂以外的一应行为，属于社会主义原教旨行为，一如今日北韩的行为。

这样的狂热不是每一个大国都可能发生的，似乎只有一个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可成中国文革的姊妹篇。也不是但凡共产国家都会发生的，其疯狂反智行为恍如动物的争相赴死行为，超出了人的常识认知。此情况需要从特殊国情与特定时空找原因，是门大学问。大体上讲，它与经济生活无大关系，原动力是神权，半神权政治左右了社会文化心理的大发酵。当时的中国，红朝建立才十几年，仍存新鲜味，由农耕文明和传统大天朝文化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对社会主义是高度认同的，无比崇拜毛泽东这个事实上的神，由于城乡差别明显，不但体现在物质上，而且体现在法律地位上，城里人对乡里人皆有优越感，便对几年前农村饿殍累累惨况少了切肤之痛。主要是几乎无人认识到了问题的根本乃是中共对权力信息的垄断，以及对生命的极端蔑视，独裁是万恶之首。这样，对农村的惨状回顾，便转移到了哀叹自然灾害，对政权压迫的怨恨，则迁怒于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与此同时，中上层官僚的整体素质之差劲，于毛泽东可谓忧喜参半。忧的是这批人太跟不上他的凌云志步伐，喜的是他高超的权谋手法能轻易地驾驭他们。此为他发动文革不全是为了扳倒刘少奇的一个理由。不复上述种种条件，不能想象毛泽东居然号召学生和工人造手下“走资派”的反，夺手下“走资派”的权，乐看“大鸣、大放、大字报。”此非受了苏俄的启发，更多源自比朱元璋更自信。实际，看看毛皇的历史就知道，直到完全扳倒了张国焘和王明，毛泽东在党内才真正有了说话霸气的底气。直到右派分子纷纷认命做孙子，他才敢让学生的叛逆情绪大发泄。他的著作也反映了此情况。四十年代前他写的多数文章，重分析，重依据，激情被压制。尔后他的文章特别讲话，便是嬉笑怒骂，天马行空，几乎没了顾忌。今人谈文革，窃以为要注意这一切。其实人造时势，时势造人，主要还是时势造人。这道理适应于所有人。毛泽东能成为神，绝非什么天才的原因，是素质低劣的红一代无不惊喜于从“泥腿子”变成了人上人，需要固权固位，人为地打造出来了一尊神。至于这个神文革中又让他们大尝苦头，不是他们料得到的。假如他们有此头脑，便不会遭报应。

所以，借习近平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效法毛泽东再搞文革，哪怕他具备了毛泽东的才学与成就。时代变了，社情变了，特别中共中上层多数官员多了知识。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一度红火，并非得到了官场的衷心认可，而是权力，金钱对一个现代见解刚开化的内陆城市的操弄，老百姓被煽情的背后更多是乐看热闹以及乐看狗咬狗。反映的是红二代一批人自以为高明实际很弱智，以及黔驴技穷。

薄熙来成不了大气候，那套玩法在今天就更无大市场。今天，中共统治这个大政治固然未变，但红朝再无新鲜味，它名声扫地实非新闻。文革中毛泽东敢于“砸烂公检法”，今日中南海则是唯恐公检法不强大不卖力。在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又人手一部手机的今天，唯恐哪怕只有二三十人的群体聚集事件出现。这样的变化无须感恩改革，却应感恩开放。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见解新事物，也就有了通过比较鉴别而提高。习近平要回到毛时代，最低限度也要在全中国彻底断网，禁用手机，只准使用PP机。可是这样一来，只恐9000万党员和小粉红这一关都过不了。某种意义上，毛左是对的：只要复辟资本主义，便是共产党走向终结。当然有个早几年晚几年的问题，另有一个无论玩什么主义它都需要终结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不论如何邪毒，人家却明一个事理：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做不到的。

二，某些类似于文革的言行确会再现。

例如，官方话语再现杀气腾腾，民生用品回到高度统制阶段，强调国营经济和“共同富裕”，中小学生被要求忠于党国和习主席等等。不过，这一切其实不能叫文革再来，属于红朝与生俱来的拿手戏，一如前面所指的北韩的做法。拿官方话语杀气腾腾来讲，但凡中共感到很不对劲，它就会龇牙咆哮。反右时的官媒，六四的戒严令，皆是此情况，而它们并非发生在文革时期。对大中小学生灌输爱党、爱国、忠于领袖的思想一样如此，当然也有松弛的情况。关于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和可能重回高度统制阶段，愚意以为，国进民退重在打压大资本家的影响力，谈不上要对大中小资本家一锅端。中国的大资本家基本上是靠权钱交易发的财，口碑极差，即使在美欧也会受到不待见。此种朝庭对豪强的压制，不属拙文讨论内容，但皇权文化特色，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世人无人不知马云、许家印等人的大名，却无几人记得中南海其它常委的大名，怎么会不招忌恨？专制对大资本的羡慕嫉妒恨，不是源自马克思的《资本论》，世界皆然，在中国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盐铁论》，红朝既然改开了，回不到过去了，继续其统治便决然少不得中产阶级的认可岁月静好，而中产阶级的核心，便是大中小各式资本家。至于民生物资重回高度统制阶段，某种意义上也未必是坏事，因为这只能是中共的万般无奈之举，说白了就是经济开始崩溃了，或起了战争。

为什么说某种意义上未必是坏事，因为从理论上说特定情况下长痛不如短痛，从现实上看中共一走这步棋，便意味着没了回旋余地。这有点象发狂的赌徒被逼到了墙角，不惜把房产、必留的生活资金乃至老婆的首饰全押上桌，赌赢了便大翻身，赌输了则跳楼。看来，习近平喝上一斤茅台酒红了眼，可能会想蛮干，但高端家族不会支持这步棋，他们才不会乐意跟着习近平去跳楼。很简单，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连当时的一亿多城镇人口的生活都顾不过来，今天的城市人口是翻了几番，且不去说人的观念早已变了。至于战争，除非外面军队重兵压境，习近平驱动得中国军民跟着他去征伐世界？那得多少钱啊。因为如今组织老百姓唱红歌不给好处都不行了，不给大钱还会有几个独生子女肯上阵送命？只要台海战事不顺，尤其航母被炸沉，此二者皆大概率，他真要这么干，要么军队会抗命，要么美帝的无人机马上飞过来。结局是红朝必垮得快，中国必变得快。其实我度习近平不来酒劲便不会这么干。因为他越大言不惭，“我将无我”，越说明他怕斩首。正如他越掉书单，越说明他肚子里无货一样。

三，担忧文革再来和反感习当局政策向“左”转，说到底还是认为坚持改开与深化改开，才是正道。其最大理由，乃是不靠四十年改开，哪来今日经济面貌？

回答此问题并不难，但要让国人信服你的回答就难了。比方说，文革初期。谁要说毛泽东祸国殃民，不论你的依据多么充足，你不被揍成肉饼就是万幸了。

其实，但凡有点理智的人，谁都知道文革后红朝不改变玩法，它自己都会被拖死。改开，不就是个改变玩法？何苦玩弄词汇，把个改革开放说成一朵牡丹花。当然更重要是，比方说，我们被引上了赌局，会不会一定赢钱呢？赢了钱可以哈哈大笑，要不要考虑输钱的困境呢？另者，光棍汉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有老婆孩子的人不要考虑明天的生活吗？如果说这样的比方不伦不类，那么专制社会的人生，佔人口90%的贱民，难道不是在一帮庄家与老千设的局里任凭操纵？谁又敢说自己的命运自己能作主？突出如房地产，各种理财产品，做爱国生意，花样多多的贷，等等，操盘手是不是庄家和老千？
这就需要多掉几句文了。改革、改良，从来都是社会面对险境的人心所向与必行之举，无可指摘。但无情的史实是，绝大多数改革、改良成不了正果，多为一时高兴之后面临的又是险境。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主导改革、改良的力量身上。有一点是无需讨论的，生活出来险境，就是这个力量导致的。再由这个力量主导改开，便必要谈它是在真改开、半改开、假改开。六四后的中共改开，属于哪一种改开呢？ 说它是半改开，其实抬举了它，但总算不得诋毁它吧。

假改开就不去说了。不过真改开事实上确也不易，因为就是在权力受到制约，民意起相当作用的国家，真改开往往也只能实现大多数目标，做不到实现全部目标。它受制于社会生活的复杂，社会均衡离不开默契与妥协。民主社会尚且如此，专制社会看似容易实则更难。这不是几句话说得透的。

但理解专制社会的改开有难度，不等于认可它以此为借口把半改开变作假改开。因为这正是六四后中共走的路。要认可六四后中共的半改开，它必要表现出下列干货。

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只要这一关能通过，很多具体的决策错误是可以淡化的。反之，任如何改开都是假的。而衡量持续发展的主要指标，首推结构改变，权力只能是它的服务者。

政治。至少要允许人讲话，居家不存恐惧。决不能让官场整体腐败又引发社会生活糜烂的不可收拾，形成遍地火药。否则，什么大话都不消讲了。这世界可曾见过建立在火药堆上的“厉害国”？

文化。单个人的生活肯定少不得钱，一个大社会也少不得向上的精气神。这个精气神有权平视政治。一个社会到了人人被迫只认钱，为此不惜不择手段不认亲朋的地步，从精神上便沦为了徒有躯壳不存魂魄的近乎动物世界。由这样的人实现伟大复兴吗？

上述三点，必要做到。做不到，则改开的前面，就是国家、民族可怕的深渊。

那么，通过继续改开，深化改开，事态还能挽救吗？愚意以为，今天提出这号问题，便是可笑了，遑论回答了。因为只消看看武汉病毒就够了。

四，祸根就是中共的病态统治。

文革2.0的担忧只有在半改开出来了一批干货的前提下才有切实意义，否则便异化成了为中共的半改开演变为假改开而转移视线。关于李光满那号论调，在一个变态国家毫不奇怪。中共的各级宣传部和那些官媒官网本来就是些垃圾箱，苦于如今没几个人还把它们当回事，忽在一个垃圾袋里见着一颗钻石般的玻璃球，加上上命不可违，便乐得弄个小新鲜出来，反正效果如何都不影响薪水。如此而已。

这个上命不可违，我个人估计只能来自两个人，习近平或王沪宁，后者可能性更大。但无论由谁下令，反映的皆是习当局的深度不自信和方寸大乱。我度皇上和国师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皇上自以为是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党天下，来自原教旨。他非靠业绩上位，先靠乃父为其钻营在仕途上铺路，后靠萝里选瓜，越选越差，只能将错就错了。乃父在红一代里也就是个二等勋贵，进入不了“双红一”的圈子。是以朝野可以淡化毛泽东，邓小平，可以批评文革，但任谁也不能碰党天下和原教旨之讳。相应地便是他必须坚守这两个集中了红二代利益的主阵地。国师位极人臣，亦非才学与政绩之故，全靠迎合了皇上的心理与喜好。这些年来种种闹剧，重走长征路，二次宣誓，正能量，学党史，东升西降，共同富裕，初心，不答应，等等，皆能窥见到此二人的深层心理活动。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是闹剧吗？但犹如对一个垂死的人，明知强心针只管一时之用，仍需打强心针一样。所以，认为习近平欲效法毛皇，尤其让文革再来，依据不足。

很大程度上，“十年文革”的定义，主要来自于技术官僚群的共识。作为文革期间受过不同程度羞辱的“臭老九”，他们憎恶文革理所当然。但作为憎恶文革包括厌恶毛泽东却又拥共的这个群体，被招安后便获得了话语权，便要展示他们的三观。“十年文革”就是这样来的。文革名声如此恶劣，此定义也就约定俗成了。但只要文革研究没开禁，很多内部资料没披露，对文革的定义就仍有工作可作。

其实今天美西的财团和政客基本上都看清楚了中国的走向，把政、经、军的重心移到了防范中国剧变可能引发的种种不测上面。例如美帝不寻求武力对抗，除非中共动手，愚意以为主要在静观其变，反正你快要玩不下去了。又如外资撤离，分明是展望了至少三十年前景后的决定。这些话，他们当然不会明说。

五，有必要还原几个被忽视或被刻意模糊的文革真相。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此前，全国实现了“山河一片红”，这当然是官样文章。但城市的狂热已平息，社会秩序已恢复，也不假。“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便被撤销。这只能是毛泽东的旨意。从形式上看，文革宣告结束，“天下大乱”走向了“天下大治”。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泽东也受不住“天下大乱”了，需要“安定团结”了。固然，他绝不会承认文革搞砸了，也就不能接受对文革的清算，是以文革结束了又未结束。

就国民经济而言，至年底，工交行业已生产正常。报刊上仍旧使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话，对各厂矿企业的要求则是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笔者当时是株洲一家大工厂的一线工人，多次听见车间和厂领导作报告时强调此话。显然，没有北京指示，他们是不敢把生产口号摆在革命口号之前的。此后七0、七一、七二、七三四年，工厂生产任务只见加码不见减少。无人敢非议，纵然连个零点后的夜班费也没有。是因“一打三反”连着林彪事件，专政的铁拳指向的不再是“走资派”，而是新老阶级敌人。所谓新生的阶级敌人，便是一应对现实不满者。七四年夏天出来了“批林批孔”，省市级以下的官僚摸不清上层官场的底细，心理害怕了便不敢大胆管事了，工交生产一下子滑了坡。但他们是多虑了，因为有了“一打三反”教训，极少人还敢造反。无非是些泡病号，出工不出力，乐见设备出事好休息，从工厂偷拿点小东西，等等。七五年一开春，便是邓小平的以铁路开局的全面整顿，果然生产再度上去。固然上去的是产量，不是质量。这里再插一句：当时铁道部长万里就在田心机车车辆工厂蹲点，株洲的产业工人特别铁路工人私下里常互相提醒：“别找死哎。”

关于农业，整体上从不曾垮过，大多数农村的文革也就是走了几个月形式，全因农民不种地就无饭吃。自留地一直保留。按劳分配的比重一直大于平均分配。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尤其流于形式，例如当真不准农村饲养家禽，供应港澳的禽蛋从何而来？农民的赤贫生活不是因了文革，来自“三面红旗”以来的集体所有制，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想办点副业也因毫无积累又得不到政府贷款只能作罢。

事实上，不久前中共官媒宣称的即使文革时期，国民经济仍旧增长了多少多少，是为明证。因为它拿出这个数据，乃是为了说明即使它的“艰辛探索”时期，它也还是在发展。至于这个发展是建立在怎样的低层次和有限规模上，官媒当然不会讲。

以上所述表明，就国民经济的工交行业来讲，文革的停滞、停顿只有三年。

此后七年文革的恶劣表现为：1.政治高压使城里人一直生活在极压抑状态，只要听说又要来运动了，几乎家家户户马上绷紧了神经。2.中共无力解决失业问题，只能延续上山下乡运动。3.除军工外的科研人员多被下放劳动，停办了教育尤其导致了各种人才断代，今天的知青掌权极少远见见证了恶果巨大。4.文化荒漠化，良知彷徨，良心麻木，间接发酵了六四后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加剧了肉欲横行，道德沦丧。5.上层文革新贵担忧官僚们全部复出后搞清算，仍被打倒的官僚盼着毛皇快点死，是以权斗频仍，毛皇很多时候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6.生活无改善反倒恶化激发了民怨，若能改善生活，不再在乎倡导整顿的邓小平是人还是鬼。

所以，如果单说物质生活上中国人的饥寒交迫，当然是十年文革现实，更是“三面红旗”以来的现实。根于人民公社对农村的压榨，无力提供丰富的农产品上市。计划经济下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要大炮不要黄油”。抗美援朝招来了西方封锁，与苏联交恶，更加剧了内无资金外无外汇，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已不易，谈什么扩大再生产？此基础上即使不复文革，经济就不复崩溃危险吗？无论如何，五九年到六二年的饿殍累累惨状，不是发生在文革时期。

今天来看文革与改开，似可以这样概括：文革前三年的大疯狂一去不复返了，简单地说就是王朝的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期，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心理都大不一样了。红朝不复再有上世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当然是它自己葬送掉的。分田给农民，几年便收回，随后宁可看着大量农民饿毙也不开仓放粮，把个几亿农民从拥护它的对象变成麻木不仁，随大流走的对象。欢迎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听了几句刺耳的话便把这个阶层往死里整，从此这个阶层便丧失激情，无非慑于铁拳敢怒不敢言。大大地利用了城市中学生一把后，马上把他们赶往农村、边疆，告诉他们那里“大有作为”，结果是90%的知识青年变沉沦了当然也逐渐觉醒了。“一打三反”，再把工人阶级教育得你能做上工奴就是共产党对你莫大开恩。于是乎，不靠刺刀它还能驱动哪个阶层自觉自愿跟着它走？

所以文革后七年叫不叫文革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得改革开放。它作过些许让步，是事实。但恳求它再让一点步，它就不干了，索性调动坦克碾压民主运动。此后三十年，“一部分人”岂止是富了起来，是利用特权空前的巧取豪夺，群魔乱舞。当然，老百姓生活也得到了一定改善和改变，但只拿到了血汗结晶的很小部分，你还必须天天感谢改开，也就是感党恩。更重要是，就是这样的局面，习近平新时代也会要把它给拿回去。它当然不会这样讲，但这有关系吗？至于太多的人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是另一码事。

红朝七十余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不谈这个根本问题，文革2.0来不来都少了意义。或者说，七十年来，广义上的原教旨文革哪天不存在？还可以说，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六•四，今天的社会糜烂与前景可怕，难道比不上文革所发生的事儿性质恶劣？难道习当局不“左转”，中共就从此不胡闹？

整体看来，因入世后攒下了一笔大钱，尚未败干净，中共再撑几年不是大问题。外部压力压不倒中共。前面说了，除非中共先动武。内部的权力争斗无伤大局，内斗本是常态，不值得惊讶。少量弱势者的抗争今天就是个飞蛾投火。欲改变规则的政变概率极小，是因这号非常行为需要大动力与明显胜算。今天，习近平能坐稳位子，应功于无论红二代还是技术官僚，保党保政权上面已无商量，否则全完蛋。也功于中产阶级不希望折腾，主要来自这个阶级的军警官员和公检法司官员、教师教授队伍及体制内文人墨客、艺人、小粉红、爱国者，尚无迎接社会转型的冲动与勇气。他们是精英又是混世虫。欲改规则没有能孚众望者，无从组建一个强有力团队。如果不是此情况，多半三年前就有人串联行动了。习总德不配位，才不堪职，人所共知，也就总加速师美称才名至实归。习近平确乎运气好福气大，但愿他能躲过“亡国之君”的恶名。
大概率上只有经济严重恶化才能予红朝致命一击。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骨骼巨大，却主要由粗钢、水泥组成，少了芯片就会一身痛。皮肉贯注了惊天泡沫，衣裳由超级债务织成。胡、温时就该下大力气练内功，偏生习当局还要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时机已失，时不再来。今日的恒大，反映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运作本质，也预告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走向。另有一个社会心理，届时会大发难。那就不是强力维稳管用的了。邓三科摧毁了国人的民主信念，却也提升了国人的拜物信念。此信念被摧毁，国人还有什么生活盼头？总不能我做了猪羊还不让我吃草吧，也就只能用彻底的唯物主义来回报中共。进一步说，此种拜物信念于中共权贵的愚民统治既是福音也是恶梦。前者意味着有奶就是娘，后者意味着没了奶吃就六亲不认。而经济的届时严重恶化，已不是耸人听闻。

但专制终结不等于转型任务不艰巨了。国人却也未必可以大开颜。这一代人基本上无救了，无分职业、性别，他们不愿反思昨天的痛苦，也不愿思考明天的凶危。动物庄园不会因为黑夜过去就可以欢呼晨曦出来。台面上的红二代消失了，各个角落的红三代仍会抱成团。另有人数众多的技术官僚、文化官员特别众多嗜血成性者虽然换了马甲，其思维、性格、情感仍将停留在红朝。新的时代肯定要推动各阶层大和解，但这两批人除非退出了公职或自然死亡，不能指望他们会着力于拆除动物庄园的无形栅栏。一句话，红朝进了坟墓，恶臭还会长久存在。不使此恶臭再形成疫情，是个大问题，应设想这块土地形成较强免疫力，少不得二三十年。

这才是比担忧文革再来更应关注的事态。诚然，一代人过去还会有一代人。事实上无分中外，为后人开创新纪元的时代很稀罕，不能指望每个时代都能震古烁今，每一代人都成大写的人。百年来中国民主、人权、宪政的呐喊自存价值：没有人看，还有天看。无论如何，民国在大陆固然成了一本旧相册，但大陆人却也不再怀念大清。隔代觉醒、奋发、进步的情况仍旧是正果。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