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
1991年，当我从家中书架上随手取下一本《Open Letters》时，不知道这位作者是谁，更不知道他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但是无意翻到的这一页，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我当时晦涩失语的日子：“因为我相信。相信什么？很难说，相信生活，也许。”
我感动于这句话对于生活的信心和祝福，也被其中所释放的某种迟疑所打动。这种迟疑与坚定一样，是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独自一人”所拥有的：这个人打定主意，决定由自己承担一切：信念、行为和责任。
1979年5月29日，哈维尔再次被捕，随后被判4年半。1983年1月23日，他因为感染肺炎而被转往监狱医院，半个月后重获自由。这是他被关押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在狱中他仅仅被允许给妻子奥尔嘉写信。这些信件都要经过监狱审查部门，因此他不得不使用了一些形而上的哲学术语，比如“朝向存在”、“异化”、“在世界中的在”等。
被关押了3年10个月之后，哈维尔的这两封信表达了一个相同的主题：一个人只有真正立足于自身，才不至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跌入从激情澎湃到灰心丧气的循环。他说得多好啊：“使得一个人看到处处道德衰败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败本身，而毋宁说是一个人失去了自身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引证我自己说过的：世界的迷失仅仅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围之内。”
崔卫平
2021年10月13日
（一）
我不时地听到某个人的灾难性消息，告诫说在我们圈子里每个人都在同他人吵架，没有人在做有用的事情，他们喝得太多，移居国外——当他们在国外时，只是制造更大的丑闻。人们只在乎他们自己，去弄不属于他们的钱，有人更是仅仅为了猎取名声而无视他人等等，诸如此类。
我不知道这些是否属实，我对此持谨慎态度；然而，我知道将两三个表面的偶然事件加以普遍化，是多么地容易；特别是当我们关注的对象，在整体上是如此复杂多变，如此嘈杂混乱和难以理解。
我现在不想写这些，是因为我对这些或类似的消息还没有把握——它们是否令我担心——我还没有从中得出任何结论。等我出狱后我将自己来看，或许事情并不那么坏；或许它们甚至更坏。而现在，我只是担心其他事情。
……………
当一个人选择某种立场之后，当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了某些意义，这将给他洞察力、希望和目标。当他抵达某种真理并决定“生活于其中”，这是他独自一人的选择，是一项存在的，道德的并最终是形而上的行动，是从他自己的心灵深处生长出来并以此充实他自己的存在。这样的立场给他带来内心充实和自足，尤其能够独立于周围环境中的变化和趋势，独立于被称之为社会的普遍状况，而不管它们在某些瞬间会出现什么。如果这样一种立场是真实的和深刻的，那么任何外在的条件和环境都将不可能在更深刻的基础上改变他的选择——至多，仅仅可以改变他的行为方式。
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他自身之外寻找方位——在某种意识形态，团体组织或社会中去寻找。这样，尽管看上去他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看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或把事情弄糟，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只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
这本质上是一种狂热盲从的态度。由于不能独立地面对世界的异化，狂热者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所崇拜的制度，盲目地与之结为一体。但是，一旦出现某种迹象，不能满足他所想象的必然如此，他便开始恐慌。他感到他的世界崩坍了，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很快，他变得想要去做多年来他曾经猛烈(从根本上，他是一个狂热者)抨击的那些：他开始仅仅关心他自己，移居国外并适应一切。
这样一种人是不幸的：他总是慷慨激昂，而同时又始终失望，他只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甚至一个外在的偶然事件就足以将他推入最深的怀疑主义深渊，他可以非常轻易、非常快、非常热烈和没有一点内在保留地献身于一项事业(同时激烈地抱怨那些没有投入这项事业的其他人)。但是当事情变糟的瞬间，他同样有能力对这项事业感到厌恶，屈服于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的悲观主义，直到他重新发现——毋宁说是直到另外有人发现——某种新的他可以与之认同的东西，可以将自己的所有理性、他的道德心和责任再一次推诿给它。
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这个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看待世界独特的、不加伪饰的立场。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富有灵魂的、朝向存在的状态，不是对由外部提供的某些东西的盲目认同。
换句话说，甚至每个人都出国，每个人都放弃，每个人都屈从于“在世界中的在 “，这也不是一个人做同样事情的最微小的理由：一个人不是出于做其他人所做事情的需要而采取某个立场，因此，他也不可能因为其他人已经放弃了那种可怜的理由而放弃。
当每件事开展得挺顺利，我们周围的每个人为了他的理想都很坚定、勇敢、不知疲倦，人人都始终宽容、互相热爱，我们当然很高兴；而一旦反过来，我们便意气消沉。然而，不管怎样，这种高兴和沮丧，都没有触及事情的核心部分，即那道路是我们为自己选择的，我们已经选择了它。
回到开头所说的事情来：
对我来说，这些灾难性的报道，至少其中的部分更多地暴露了承受这些消息的头脑状态，而不是对待事情的客观态度。它们暴露了这种人无力依赖于他们自身，暴露了他寻求同盟者的需要，这种需要导致了对于同盟者的不幸依赖，这些同盟者包括他所要拯救的人，到他整个儿为之献身的人。而伴随着这些人的崩坍，他也必然自动崩坍。
同时，我觉得这种精神状态——说到底是缺乏自我依靠、力量、坚定、独立，缺乏高瞻远瞩、宽容和富有同情地理解，最终导致痛苦的自怨自艾和放弃，这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一定会出现，那么它最初已经不易察觉地出现在所有外在报道之前，并对外在情势产生影响，直到决定其立场、事实的选择和评估。使得一个人看到处处道德衰败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败本身，而毋宁说是一个人失去了自身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引证我自己说过的：世界的迷失仅仅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围之内。
这听上去也许奇怪，但是每当我听说我们的事业处于危机之中时，我对此欣然接受，并将其作为这项事业仍然存在的证明：如果它不存在，就不会处于危机之中。你看到，我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我更不需要它们，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
1983年1月22日
（二）
一年总有两三次，一些灾难性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来，其中部分是不可避免的报怨：“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人们也许指望我对这样的消息特别脆弱，因此感到不安和压抑，或在绝望中大声抱怨：为什么我呆在这里?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想把事情简单化，但是我必须承认，有时我对这种消息的反应，与人们想像的完全相反：我经常生气地反问：想要发生什么?为什么非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总要“做”呢？到底应该做什么？
当然，我的生气不是对这样一些个别消息的反应，而是针对这种理解事物的反常方式——它建立在一种对待事情的幻觉之上：每件事情取决于“去做”；说到底，当事情在“做”时，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换句话来说，这是一种为行动而行动、为做而做的崇拜，唯一重要的是让某件事发生；而发生了什么行动，谁在做和为什么做，它的意义是什么，将会有怎样的反响，引起的结果如何，则是不重要和整个没有意义的。事件的开始或结束的意义，仅仅在于它曾经发生的事实；如果不考虑事情本身的重要性，那么，尽可能多并尽可能经常有事件发生，则成为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的数目和频率成了生活的尺度。
“如果没有什么发生，那么就什么也没有发生”，这种推论是一种空洞的信仰。生活由此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持续死亡，成为被这儿或那儿的一些事件所中断。似乎事件越多，我们越存在；而事件少了，则不可避免地死亡。我却不认为——是否有多少事情发生，会是根本重要的；也不认为事件的数量本身会告诉我们任何本质的东西。
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所发生的事情有没有意义。那种认为“如果没有什么发生，那就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感情，是一种表面化的、依附性的偏见，是空洞的精神，是始终屈服于时代，仅仅通过不断编织伪事件的数量来证明自身的优秀，像一只蜂那样，走向自己的结局。沉默往往比最雄辩的言词来得更有说服力。一个精心选择、安置恰当的词汇，往往比一百页处心积虑的空谈，更为有效地净化空气。
显然，存在过一个非常混乱和闹哄哄行为的英雄时期。每个人做每一件事，人人友好地对待他人，愉快地分担事情，互相帮助而无人拒绝，每一个团体都有过这么一个年轻时期。显然，人们偶然地会对此怀念，并且借助于这个背景，现在确实好像“ 无事可做”。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警觉，回顾那种从激情澎湃到虚无主义熟悉而危险的循环。在那个时代，它曾经席卷了我们同胞中的大批人，他们并不比我们年长多少。想到这一点确实悲哀，因为那些人曾经这样坚决地反对盲从主义和幻想，他们似乎能够摆除这种立场，结果却以这种方式告终。
换句话来说，我并不在乎发生事情的多少。我仅仅对所发生的——或没有发生的——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我喜欢这样的事情：确实可靠的，有根基的、独创性的，有活力的、均衡的，有趣的、富有交流性、挑战性的，在时间上是中肯的——简言之，带来意义的事件。一桩这样的事件甚至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要比所有那些单调乏味，尽管其动机也许是高尚的，而其仅有的理由是有事可做而来得有价值得多。这种没有意义的行为通常仅仅使所采取的立场贬值，劳民伤神，结果落得个无补于事的印象。……
沉默和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人的立场，比将它们大声喊出却很快放弃，要有意思得多。一个沉默的伙伴，尽管你敢肯定当他开口时将像洪钟一样清晰，但却从来不能预言他什么时候开口和他将要说什么，他将比任何事先算计好的人，远远有能力搅动这个世界。
1983年2月5日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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