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度被中国公安逮捕满一年后，中国维权律师常玮平传出因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酷刑，导致他产生被害妄想症。国际人权组织发起行动，呼吁中国政府废除被联合国专家视为违反国际法的作为。
常玮平因曾经历两个多月的酷刑折磨，导致他产生被害妄想症，认为自己的父母与妻子都是被安排来害他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维权律师常玮平在二度被公安抓捕满一年后，传出在近日律师会见时，透露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RSDL) 期间，因受到酷刑而造成多种身心伤害延续至今。他的妻子陈紫娟在23日对外发布的声明中透露，常玮平因曾经历两个多月的酷刑折磨，导致他产生被害妄想症，认为自己的父母与妻子都是被安排来害他的。
她在声明中写道：“他说国保用他的家人威胁他，有一次国保拿了一堆照片让他指认丁家喜律师，但那里面出现了他姐夫的照片。在里面的日子就是在酷刑丶威胁丶欺骗中度过。”
陈紫娟还提到，常玮平说自己目前身体有多个后遗症，包含静脉曲张丶脖子活动受限丶转头会晕眩丶恶心。她写道：“因为从去年10月22日被抓，有两个多月时间，常玮平的右手一直被铐在老虎凳上，包含睡觉时都没解开。这个情况对他右臂和脖子的牵拉造成他现在的症状。”
此外，陈紫娟也透露自己22日曾致电陕西省宝鸡市人民检察院案管中心，但被告知常玮平案已在21日被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她质疑，常玮平的案子之前在侦查阶段便已被退侦两次，目前在审查起诉阶段又再次退侦，她认为常玮平已因此被随意超期羁押。陈紫娟说：“呼吁宝鸡市公安局，宝鸡市检察院：没证据，就放人！”
事实上，常玮平自从参与了2019年底在厦门举行的一场私人聚会后，便已两度遭公安逮捕并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方式关押。陈紫娟告诉德国之声，常玮平在两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过程中，都受到酷刑，而她也是在常玮平受到这样的对待后，才了解警察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可以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任意接触与审讯被关押之人。
她说：“他说自己产生被害妄想症，他认为我跟他父亲都是被安排来害他的，当我听到这些时，我太震惊了。他是一个思路清晰的律师，年纪轻轻便因为5个多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精神状况被迫害成这样，这可以说是马上就要疯掉了。”
人权组织呼吁中国废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专门关注人权情势的“国际人权服务社”24日发布一个倡议活动，呼吁中国政府废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法律，并希望各国政府透过双边交流管道，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来对付人权运动者。
除了常玮平外，中国维权律师丁家喜也因参与厦门聚会，遭到公安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方式关押了六个月。
根据“国际人权服务社”的统计，目前约有5万7千多人在中国受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对待，而该组织强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其中一种类型的“强迫失踪”。“国际人权服务社”在声明中写道：“中国许多人权活动家已经停止促进尊严丶和平和正义，因为他们害怕被警察强迫失踪。这种强迫失踪的做法是绝对错误的，也是国际法所禁止的。”
该组织也引述了10名联合国人权专家2018年针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提出的看法，强调在他们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后，认定该法当中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第73条规定，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也剥夺了被关押人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并赋予公安过多权力来进行任意逮捕。
“国际人权服务社”的亚洲项目经理戴海彦 (Raphael Viana David) 告诉德国之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除了剥夺被告的许多法律权益外，其实也对这些被告的家属造成很多负面影响。他说：“公安除了透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将人权活动人士拘留在一个未公开的地方之外，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将他们与家庭拆散。这种策略不仅震慑了人权活动人士，也震慑了他们的家人，而家人往往是这些人权活动人士非常重要的支持来源。”
虽然此举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戴海彦也说，这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策略已成功，因为仍有不少维权律师的妻子站出来捍卫丈夫的权益。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指出，她对于中国通过这样的法律感到震惊，并认为中国政府当初通过相关法律，便是为了要整治异议人士。
她说：“对被告的家属来说，根本没有救济渠道。过去一年的时间，我应该包含去现场以及写了一两百封的控告信给个个部门都没得到任何答復。普通民众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根本没有任何申诉渠道的。”
“国际人权服务社”的戴海彦则说，国际社会透过不同管道向中国政府施压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他们通常需要透过不同的切入点确保与中国人权相关的议题，能持续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因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很多法律与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国际人权组织需要帮助国际社会了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中国政府打击人权社群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陈紫娟提到，她认为国际社会除了持续关注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情况外，也应该要考虑抵制如北京冬奥会等活动，因为中国政府会透过这些场合在国际上推广中国美好的一面。她告诉德国之声：“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等群体的迫害非常严重，中国国内民众的生活其实并不像中国政府展现出来的那样，我觉得国际社会不该容忍这种虚假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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