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傥：六十年代的台湾和世界与今天的中国

我平常在博览群书之外，还博揽群书。在我博览和博揽的书中，常有一些希奇古怪、别人找不到也不可能注意到的书。十几年前，我搜集到并用一天时间读完了这类书中的一本。此书是台湾原版，铜版纸印刷——在没去过台湾的我的印象里，台湾书籍等印刷品，包括庙宇里面免费发放的宣传册，使用的都是200克以上的铜版纸；仅此一项，台湾与中国贫富的差距就一目了然——，书名叫《宫前町九十番地》，名字怪怪的十分忸口，由张超英口述，陈柔缙执笔。望文生义地看作者和书名，你会以为是一个五十年代“超英赶美”时出生的中国青年讲述改革开放后闯荡日本的故事。其实，张超英和《宫前町九十番地》与新中国青年和在日本洋插队风马牛不相及。张超英是一个台湾世家子弟，出生、接受高等教育都在日本，一生主要时期是在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做公务员，担任过的职务有：台湾新闻局资料处和联络处科员、新闻局国际处第三科科长、新闻局驻纽约新闻处专员、新闻局驻东京新闻处处长、新闻局驻东京新闻处处长兼台湾驻日代表处顾问。象日本地名一样的“宫前町九十番地”其实是张超英台北的老家旧址在日踞时代的名字。《宫前町九十番地》是张超英对自己一生主要经历和事业的回忆录。书中提及事件极多，牵连人物颇广，举凡当代台湾有头有脸的名人彭明敏、李登辉、陈水扁、宋楚瑜、辜振蒲、蒋孝文、王升、许信良、陈文茜以及国际上如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细川护熙、中曾根康弘一类的大人物，书里都有描画。大体来说，这本书立意境界不高，史料价值有限；因此，这本书被我归入属于“只读一遍、一次读完”之列。但这样一本清水煮白菜式的书，却让我片刻之间沙里筛金、抽丝剥茧，在成堆成堆事件、情节、人物的无意义的流水帐里，搜索、辨认出若干处有价值的段落；探幽之余，我进一步发微，画龙点睛、杠上开花般的由口述者随兴之语阐其未料无思之义、从执笔人信手之言弘其意外之旨如下。

宫前町九十番地

书中第20节“蒋家皇孙醉酒开枪”是主人公张超英回忆早年偶遇蒋孝文的一段文字，可谓本书第一传神之笔。这段往事发生在1964年，国民党“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机构精简”版的机构新闻局，为了加强对欧洲政治宣传，计划拍摄一部《今日台湾》的记录片。国民党想的周到全面也敢于真抓实干，为表示客观性，居然动用国库特地重金聘请英国导演执导。张超英奉命陪同英国导演巡回全岛选看外景。于是一行人从台中进中部横贯公路一路下行。走到梨山，意外遇见总统蒋介石的长孙、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委蒋经国的长子、时任台电桃园区经理的蒋孝文。由于同行的美国合众国际通讯社记者（UPC）陆正认识蒋孝文，两拨人就人在旅途的聊了起来。等到蒋孝文知道张超英一行也要去花莲，就热情招呼一起走一起走。原文写道：

上车后，我看见蒋孝文身上一直抱着高粱酒，一路上不停的喝。当时沿路没有公用电话，蒋孝文就叫梨山公路站打电报给公路局，说我们要下榻台电招待所，请他们准备。几小时后，我们到达台电招待所门口，招待所里却一片漆黑。一会儿，招待所里跑出来一个老头子，大喊：“谁啊？”蒋孝文这时已有点醉酒，闻声就开枪，司机赶紧抱住他说“蒋先生，息怒！息怒！”招待所的老先生一下子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只得另觅夜宿之所。

仅仅不到200个字，就把只有头号太子党才能有的那种横行无忌、飞扬跋扈、不容质疑，官僚体系独有的那种马马虎虎、敷衍低效、三心二意，政府胥吏特色的那种狗仗人势、狐假虎威、欺软怕硬叙述得逼真、生动、活灵活现和绘声绘色。

看《宫前町九十番地》，对很多情节我很怀疑，但这一段描写，我绝对相信是真的。没有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编都编不出来。始终在类似体制里生活的我们，对这一切情景真是太熟悉了、太会心了。

《宫前町九十番地》口述者张超英和台湾前总统李登辉。

不过这一段里，倒也有一些细节颇可玩味。我当然知道金门高粱是台湾名醸，但真有那么好喝吗？难道会超过茅台、人头马XO、路易十三？一个“皇太孙”，居然搞不到高档一点、体面一些的好酒，只能抱着一瓶高粱酒一路上不弃不舍。看来毕竟是国民政府，毕竟是孤悬海外，毕竟是那个年头，多么土气、多么失范、多么跌份、多么丢架，真让今天泱泱大国、中华崛起、民族复兴、“东升西降”、富可敌国、家里藏着几千箱茅台的共产党太子们看不起！

书中继续写：

所幸接下来两天平安度过，蒋孝文并没有惹什么麻烦。晚上无聊，我还和他聊天、打扑克牌消遣。我记得很清楚，蒋孝文说：“实在讲，我也得爬电线杆，虽然双腿直发抖，可是想想我肩上背着三个字（意指他的祖父‘蒋介石’），也不得不爬。

其实，国民党创业一代的孙子辈，还能时时惦记着弘扬爷爷们的荣光，明白不能给祖辈丢脸，真的殊属不易。在生命实践中，国民党那些元老的孙子们，或许因为国府山河破碎、台湾资源有限，他们没有余荫可逞；或者由于祖上尊崇中华伦理、心仪西方文明，他们懂得自强不息。除了蒋孝文少数的异端，他们大部分都力争上游，有的学有所获、功成名就，最终勋在国家、光宗耀祖；有的平实做人、讲信修睦，绝不横行乡里、敲骨吸髓。

蒋介石之孙、蒋经国之子蒋孝文和母亲蒋方良。

而中国共产党建党开国元凶们的孙子辈，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元凶们的儿子，也就是所谓“红二代”们，虽然纨绔，但毕竟父辈是打家劫舍、马上得了天下的枭雄，因此他们在世受余荫的同时，也还残存着几分草莽狼顾的余气，也还不敢太作践老子的名声和体面，象毛岸青不得不钻猫耳洞，象联动份子不得不“老子英雄儿好汉”，象刘亚洲无时无处不标榜自己“身上流着将军的血”。同时，那些老一代的强梁绿林们，还有着“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的霸气和狂妄，还有着“铁打江山万万年”的梦想和抱负，还有着“舍我其谁”、“唯我独革”的志向和信心，还有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雄心和勇气，还有着“老子打下的天下不能丢在后代手里”的妄想和执念，所以，他们会在让第二代享用特权的同时对其刻意锤炼，他们会把儿女送上战场、送入车间、送进农田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动心忍性”，让其至少具备些“接班人”的规格。可是，到了元凶们的孙子辈“红三代”长大的时候，爷爷们大都死绝了，偶尔活着的也只会宠溺骄纵；而他们的爸爸“红二代”们，也清楚的知道自己儿子是什么货色，所以再无期待和幻想，干脆放任不管和为虎作伥。于是，这些建党开国元凶孙子辈“红三代”们，只剩下了横行霸道、贪婪敛财以及拼爹。

和中共建党开国元凶们的孙辈“红三代”异曲同工，中共僭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孽滋出的新生权贵们的下一代，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他们的父辈成为权贵，不是凭着杀人放火，不是依仗出生入死，不是因为出身显赫、不是靠着才华卓著，不是由于劳苦功高，而是主要因为会趋炎附势，卖身投靠。有这样的老子，新生权贵的子弟们跟“红三代”类似，只是更缺少了一点荣誉、格调和气派。实际上，这些新生权贵们早就没有了或者从来没有过任何追求、信仰、自信和抱负，他们对自己能不能恶始善终都没有把握，对自己能不能逃脱现世报都将信将疑；所以他们或者是上台前就准备好“裸官”，或者是坐台后片刻就开始贪赃，或者是出台完马上就远走高飞；他们只图这辈子捞够，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一样“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他们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才出人头地，所以刻意鼓励、纵容子女肆无忌惮、为非作歹；他们既不用子女为自己争光，也不在乎子女给自己丢脸——因为自己实在没有任何光、实在没有半点脸。中共的高官们僭登高位、窃国负罪、死里逃生犹自惊心动魄，哪里还敢做接班、世袭之想？何况他们大部分人心里想的就是盗国库而肥之后脱罪远逃，根本不想下一代再和这个国家有任何牵扯。

书中第18节《艾森豪访台行程分秒不差》是另一段有意思的记述：

我担任新闻局联络官三年中，美国总统艾森豪访华给我的印象最深刻。1960年，日本正要修改安保条约，日文称为“安保改定”，抗议的声浪一波接着一波升高。在6月10日一次学生抗议行列中，一位叫桦美智子的女学生不幸在杂还拥挤的人群中被踩死，引起更大的反美风潮，历史称之“桦事件”，首相岸信介因此临时拒绝美国总统艾森豪访问东京。

由于工作性质相同，我和艾森豪的新闻秘书Hagarty与来访的记者一起聊天。Hagarty告诉我，艾森豪为了不能去东京，非常愤怒。战后日本被美军接管占领多年，没想到日本竟胆敢拒绝美国，而且是拒绝美国总统。

 

196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受到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隆重欢迎。

我们受历史记忆的干扰和政府宣传的心理暗示，对日本始终有着相当的偏见。然而，上面这段真实记录告诉我们，日本官民们至少比中国共产党和它治下人格变态的中国人高了不知多少倍：他们心理上和保护神美国完全平等，既不在想像中膨胀，也不在私下里自卑；他们该崇美就崇美，该翻脸就翻脸；他们敢怒敢言，敢爱敢恨；他们既不对美国“因爱成仇”，也不对美国“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们绝不“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冷静观察”，也绝不口蜜腹剑、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他们直来直去、有一说一，从不隐瞒自己的情绪、声音和意志。而被自由主义和威尔逊精神浸染的无可救药、把宽容多元当成天经地义的美国人，包括艾森豪威尔，虽然一时恼怒，但并不过于介意，反而越发尊重日本、信任日本、把日本人当成本家人，弄得中国的共产党政府百思不得其解，心里期期艾艾地幽怨：我们对美国从没有过任何主动伤害和不敬，而且还专门打开故宫按帝王标准接待，可为何“受伤的总是我？”

书中第23节里，对作者在台湾驻纽约新闻办事处工作期间与美国著名主播Cronkite交往诸事的描写，更为精彩有趣：

Cronkite最早是合众国际社的记者，二次世界大战时，去过意大利前线。到了CBS担任主播后，遇上越战，他亲自去越南，史无前例把主播台拉到战场，美国其他电视新闻台效尤跟进。CBS接着又大幅报到越战，硬把詹森总统拉下马。Cronkite不仅知名度节节升高，也曾有民意调查，是全美公认最可以信任的人，也是最受欢迎的美国总统人选。有人鼓吹他出来竞选总统，他的同僚说了一句名言：“他已经这么有权利，他何必去竞选总统？”Cronkite不会想干美国总统，他只愿意当记者，记者工作在他心目中具有无限崇高的价值，它可以说是美国记者的典范。

作者写到，这个Cronkite成名后，很多人请他去演讲，因为他很忙，所以经常拒绝邀请。不过：

我发现他有一个弱点，若你想要邀请他演讲，只要指名与“新闻自由”有关的题目，必定无往不利。他再没空，也一定挤出时间出席，他非常乐于到处宣传新闻自由的理念。

西方有许多头脑一根筋的知识分子，他们说什么就信什么，信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就一条道走到黑；他们绝不挂羊头卖狗肉，绝不打左转灯往右拐，绝不扛着社会主义旗号搞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坚信了一件事情就全身心去投入，执着以致偏执地“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九死不悔，不像中国人可以一分为二、可以辩证统一、可以灵活机动、可以不偏不倚、可以首鼠两端、可以左右逢源。Cronkite就是一个典型，此公学养于新闻自由，功成于新闻自由，名就于新闻自由，因此视新闻自由为立身之本与不二法则，不但富贵不能淫，而且无时不在坚守、维护和捍卫新闻自由，无地不在自觉自愿、不辞劳苦地宣传和弘扬新闻自由，一直变成絮絮叨叨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真是要得、真是太可爱了！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陈柔缙是台湾一个颇有名气的口述历史作者。除了主人公是张超英这本，她还出版了其他同类作品。口述历史和正史相比，犹如动物化石和地质岩层在考古学中的不同，可以把历史的细节和横断面生动形象、活灵活现的显示出来。《宫前町九十番地》里的几个片段内容，短短的文字寥寥几笔无意中就把六十年代台湾、日本和美国的轮廓与核心特征素描的逼真鲜明和栩栩如生。六十年代的台湾，虽然诸多方面是中国现在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毕竟在“党国一体”这点上和今天的中国类似；如今台湾已经浴火重生、换了人间，而中国依然在黑暗中挣扎、沉沦和苟延残喘。六十年代，民主制度下和公民社会里的日本朝野就已经成长的成熟理性、恩怨分明、有理有节、是非清晰；一个甲子后的当今中国，从上到下仍旧是一群孤愤的豺狼加迷茫的羔羊。六十年代的美国，新闻独立、言论自由早已历经百年、栉风沐雨、树大根深、坚不可摧，整整六十年后的中国，却居然还在“媒体姓党”。由此可见，中国别说世界一流，就是距《西游记》里弼马温的“未入流”，还差着十万八千个台阶呢！

从平淡中发现突兀，从小故事里挖掘大意义，这是读书的要旨。今天，我就“欲把金针度与人”的将它推荐给大家。

台湾口述历史作者、《宫前町九十番地》执笔人：陈柔缙。

文章来源：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