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圆桌谈判

2017-02-24 01:44:49

摘自《圆桌谈判与民主转型：1989年的东欧中国》，引用请查明原书页码（原著：热奈∙艾斯特；翻译：张小山、杨子立；审校：王天成。出版: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第一章  波兰的圆桌谈判（上）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Wiktor Osiatynski）


引言          
这一章呈现的是1989年间发生在波兰的圆桌谈判的动态过程。反对派和政府达成的圆桌谈判协议, 为50年来东欧第一次自由的党派选举以及最终实现共产政权的和平转型, 铺平了道路。因此，圆桌谈判在启动东欧接下来的改变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另一方面，紧随圆桌谈判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那些谈判变得模糊不清，很快将对那些谈判的重要性的认识一扫而空。对波兰人来说，一旦反对派获得权力，共产党不再存在，共产党政府和反对派签署的合约也就变成一个过去的遗物。 后共产政权建立后很快发生的团结工会运动的内部分裂、胜利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新政党的涌现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问题，更把那些谈判结果推入阴影之中。对一些人来说，签署的协议已变得可疑：它被认为是共产政权和新的后共产政府的一个秘密交易。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变成了新宪法需要克服的一个负担。今天，波兰政治中只有极少数大人物看起来相信协议对未来具有约束力。

不过，由圆桌谈判创设的机制在转型中保存下来了，并且获得了它们自己的生命力。权力的分割、强总统、上议院，是圆桌谈判的持久遗产的最明显例子。国会引入的大量立法也与圆桌谈判期间团结工会所要求的一致。而且，对许多波兰人来说，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机制和“圆桌精神”继续清楚地被视为政治行为的价值观和路标。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圆桌谈判成为让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或者说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着迷的学术主题。 在团结工会的领导们和8年前用坦克镇压他们的势力之间——即在最近的囚徒和他们的狱警之间达成共识的机制——是值得研究的。

这章从宪法的角度分析圆桌谈判。它聚焦于三次谈判其中的一次，即处理政治变革的那次。它检视了政府和反对派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的机制，并且把双方最初的目标和最后的结果做比较。

这个报告部分基于我自己的回忆和印象，也基于我当时作为记者参加一些会议所做的笔记。  更大程度上，它基于在波兰出版的有关圆桌会议的文献。  文献的主体内容包括在谈判结束时签署的所有协议的文本，一本对参与过所有谈判的各反对派代表团领导人的访谈，还包括一个详尽的依会议次序对政治谈判的分析。

尤其，对这章最有价值的资源是我在1990年春天对一些参与圆桌谈判的主要谈判者所做的个人访谈。  他们中的两个——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和亚努兹•拉科夫斯基（Janusz Reykowski）代表政府一方。四个——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 Bujak），布罗尼斯洛•葛莱米克（Bronislaw Geremek），亚罗斯洛•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斯特凡•布拉特克瓦斯基（Stefan Bratkowski）代表反对派。总统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同样没有参与谈判，但是他在谈判的前后做出了关键的决定。正是他最初把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带到谈判桌。除一人以外（亚努兹•雷克夫斯基已经返回心理学学术职业），所有的访谈者现在继续在波兰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布扎克、卡克兹恩斯基、 克瓦希涅夫斯基是主要政党或运动的领导人；葛莱米克是国会自由联盟（Freedom Union）派别的领导人，在1989至1991年间领导波兰国会的宪法委员会。当他们接受访谈时，他们关于圆桌谈判的观点清晰地反映了他们在1990年波兰政治中的立场。同时，他们对未来的计划界定了他们可能受到圆周谈判及其所签协议的约束的程度。

通向谈判之路

圆桌谈判的前提条件

至1989年春，波兰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道德的。由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于1981年12月引进的、镇压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的戒严法，并没有解决波兰的众多问题。波兰社会——组织在地下团结工会运动周围——依然在坚持抵抗。军管政府的计划是把某种版本的匈牙利“卡达尔主义（Kadarism）”引入波兰，即运用非同寻常的权力来改善经济、赢得大众的支持。  然而，很快就发现，没有激进的经济改革，经济改善是不可能取得的。而激进改革将带来急剧的价格上涨和牺牲，若没有人民优先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1982年和1987年间，政府交替使用“胡萝卜和大棒” 竭力赢得合法性。1985年，波兰国会在刑法典上做了非常大的改变。结果是，大量戒严法条款被引入“普通”法律之中。同时，政府的政治变得更加“自由”，好像这个国家想要随意利用法律武器对付社会却无需求助于社会。1987年，政府尝试推行一项经济改革，此改革涉及到大幅提高消费商品的价格。为获得合法性，政府提交了一个方案让人民公投，公投结果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在1988年5月，团结工会的诞生地格但斯克（Gdansk）造船厂爆发了罢工，在克拉科夫附近的诺瓦胡塔炼钢厂也爆发了罢工。9月，更多的工厂爆发一波新的罢工。

罢工的参与者大部分是在1980-1981年还没有上班的年轻工人。他们没有体验过戒严法的肉体打击，不害怕为他们的权利抗争。“新一代正在走向前台，这一代带着革命的潜能，”雷克夫斯基说。虽然这些因素显然超越了党的控制，但是仍不清楚，他们是否受到了团结工会老一代领袖的控制。

“老”团结工会以及知识分子反对派的坚持抗争是铺平谈判道路的另一个因素。在1981年后，被宣布为不合法的团结工会受到了天主教会的主持，产生了一个公民社会的地下网络，这帮助团结工会的精神存续了下来。波兰公民社会最显著的元素是一个“不可击溃的出版帝国”（Geremek），它非法出版和发行着一千三百份期刊，来对抗国有媒体对大众的宣传运动。1987年，与这种抵抗力量相结合，团结工会的领导们给政府提出了一个谈判的方案。

此前，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已学到了惨痛的教训，关于他们的力量的局限性的教训。1980-81年间，他们在大众支持领域以及在象征性的和情绪性的领域收获了不可思议的成功，然而，他们的成功并没有对波兰的决策机构制度产生同等的、有意义的影响力。1981年12月，他们意识到，象征性的和情绪性的支持并不能战胜纯粹的权势。当然，社会反抗的延续性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迫使政府逐渐认识到反对派是社会中一个真实的力量、可信的谈判对手。

根据政府谈判代表的观察，1981年的教训促使反对派意识到自己“对国内权力平衡和国际大环境缺乏现实的估计。”  这也促使反对派的一些领导人撇开他们的“全赢或全输”战略。接下来的几年有助于修复戒严法带来的伤痛，在反对派的眼中，共产党员们的关注点从“外国势力和死敌的代理人转移到某些可能谈判的人身上”（雷克夫斯基，Reykowski）。

一个类似的演化也在波兰统一工人党（PUWP）和政府内部发生了。对一些领导人而言，他们目前处理危机的方式方法是无效的，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非常关键的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认识到了这一点。  同时，雅鲁泽尔斯基也从1981年的教训学到了不少，排除了使用武力镇压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据基什恰克说，党的领导层逐渐重新评价以下四条信念，这个改变把他们带向谈判桌：

1. 在1981年12月后，领导层克服了胜利以及蔑视被镇压的对手的态度。
2. 领导层承认，反对派并不是一个可以用高压的、行政性的以及意识形态手段处理的短暂现象。
3. 领导层认识到，提防、不信任那些没有权利参与决策过程的人，同时要求他们负责任，这种态度是不合情理的。
4. 在意识到所有上面提及的事之后，领导层同意结束一党垄断权力。

雅鲁泽尔斯基及其一些其他领导人采取这种立场，提升了一小部分在戒严法下幸存的党内改革者的地位。然而，赞同改革的依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中的少数派。大部分职业的党机关团体反对改革、谈判和权力分享。

有利于改革的关键改变来自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改革。到1987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保守派丧失了莫斯科的支持，不再能够利用苏联干涉的威胁反对改革派。波兰改革派的调和姿态受到莫斯科的欢迎和支持，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同时，波兰的反对派强调，既然戈尔巴乔夫承诺的急剧改变对苏联很好，为何这些措施不能用于波兰。

另一方面，苏联可能干涉的威胁仍多次被用在谈判中。最频繁的，它以下述问题的形式出现：苏联将会接受如此深远的改变吗？非常有趣的是，还不止是共产党员问这个问题。有时，团结工会的谈判者同样问这个问题。过于激进的改变的要求无论在何时提出来，总会有人用苏联对稳健和逐步改变的要求来回应。

总的来说，苏联改革对波兰的影响是双面的。首先，改革派和社会主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太把苏联可能干涉当作严重的威胁。其次，和苏联改革一道，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内的权力天平现在急剧倒向有利于改革派。再次，党内改革派可能更多感受到来自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而非批评。接受本研究项目采访的党内高层改革派没有提及任何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要求他们停止波兰的谈判进程。

改革不是唯一有利于改革和谈判的外部因素。西方领袖对波兰政府施加了持续的压力。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表达了对团结工会和反对派的支持。  波兰政府意识到，需要保证外国援助的安全和信用以拯救波兰经济。西方政府非常清楚地表达道，除非共产政府实施真正的改革，否则西方将不会紧急援助他们。因此，波兰领导人清楚“他们需要团结工会的帮助来赢得信用，或获得西方的援助”（布扎克，葛莱米克）。

据美国驻波兰大使乔治•戴维斯的解释，西方所要求的最低度改革包括：（1）政府和反对派进行严肃的谈判；（2）引进“政治多元主义”；（3）重新合法化团结工会；（4）反对派在政府中有足够数量的职位；（5）自由选举。前三个要求是不可谈判的，后面两个要求是“弹性的”。反对派领导人和戴维斯大使保持着朋友关系，知道所有这些要求。对团结工会而言，西方对援助波兰设定的前置条件建立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团结工会能够增加他们自己的要求。为了给这些要求以合理性，团结工会指出，需要根本改变波兰的内部环境，需要把深度改革当作反对派能够控制工人抗议的前置条件。

在波兰内部，天主教会持续呼吁政府启动与反对派的谈判。另一个内部因素是，根据波兰宪法，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将在1989年开始。反对派暗示抵制这些选举，政府害怕选举无法达到50%的合格选民的要求，它因此将会在表面上也丧失合法性。同时，抵制选举也将从根本上在国内和国际上破坏政府声称的合法性。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让抵制选举不发生，而这需要承认反对派、与他们的代表谈判。因此，反对派提出的谈判建议也符合政府的利益。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指出了另一个导致谈判的因素。他是政府一边最积极的谈判者，是后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该党的前身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党错误地相信了党还足够强大，足以继续保持权力以及落实谈判可能做出的让步。“这个幻想救了我们，避免了罗马尼亚的结果。如果党意识到它有多虚弱，将不会有任何圆桌谈判与和平转型，”克瓦希涅夫斯基说。

初步接触：圆桌谈判的准备工作

政府准备寻求某种和反对派重组的信号，首先在1984年（当时大赦政治犯正在谈判）和1985年切斯瓦夫•基什恰克（Czesław Kiszczak）将军与天主教大主教布罗尼斯洛•达布洛斯基（Bronislaw Dabrowski）和神父阿罗亚扎•奥斯祖力克（Alojzy Orszulik）透露出来。然而，那个时候，政府“相信经济改革会加强现体制和政权、削弱反对派，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使反对派利用社会不满提出的大多数主张不再有市场。”  只有到这个幻想破裂并随之在1988年5月发生罢工之后，政府才准备与反对派谈判。

表明反对派有意寻求与政府达成协议的信号，首先由团结工会顶层顾问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ław Geremek）教授发出，他在1988年年初提出了“反危机协议”（anticrisis pact）的设想。这个倡议以月刊《对抗》（Konfrontacje）上的一篇文章的形式出现，文章表达了1987年秋团结工会地下领导层的立场。这个概念是新的，它与继续抵抗、不想和共产政权妥协的团结工会普通成员的立场是相反的。团结工会的主要“武器”是道义正当性；与政府协议和谈判将破坏这个正当性，解除团结工会联盟的“武装”。然而，至1987年底，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明白，波兰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只有通过公共生活的急剧重组，毁灭性的进程才可能被阻止。
总结一下，冲突的双方此前都从1981年12月学到了教训。团结工会学到了：如果不冒对公共生活产生严重威胁的风险，有些局限性是不可能跨过去的。政府学到了：不可能用高压击溃波兰的公民社会。在已经学到这些教训后，两边才可能坐下来谈判。接下来，会谈的唯一前提条件是认识到有一个共同的国家利益，它不同于冲突双方任何一方的特殊利益。

用更实用的话说，葛莱米克的反危机协议已经假定共产政权承认了团结工会的存在，暗示需要一个实施系列经济改革的合约。虽然最初的倡议没有公开一一列出政治改革，但团结工会假定政府承认工会就意味着要进行政治改革。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引入一个威权体系后，不和极权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对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来说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团结工会的领导们设想，一旦当局理解了这种危险，他们自己应该也承认在政治体制内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政府非正式的反应，是提议创造一个广泛的“改革联盟”（coalition for reforms），“建设性的反对派”（constructive opposition）可以参加这个联盟。团结工会不能让它的成员无条件加入这个空洞含糊的联盟；相反，他们坚持需要一个由两个不同的阵营（parties）签署的协议。

葛莱米克的倡议鼓励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一些领导人去讨论接受反对派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准备谈判的可能性。在此之前，改革派早已经将这些问题提出来，作为1987年夏末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一个特别的“意识形态”全会的主要议题。然而，那个时候，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拒绝考虑这种提议，他们反对政治改革，而聚焦于化妆性的经济改革。随着共产党具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们者面对中央委员会内部攀升的反对，裂痕因而发展开来变得更宽。如果不与中央委员会的愿望交锋，领导层就只能在中央委员会不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启动变革。。在1988年春的罢工后，领导层比之前更加确信需要谈判，分歧进一步扩大了。

1988年早春，基什恰克以一个独立律师伍拉迪斯罗•斯拉洛维奇（Wladyslaw Sila-Nowicki）为中介，问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他是否准备谈判。瓦文萨在1988年7月21日的回信中同意谈判。在1988年8月22日的第二波罢工期间，基什恰克在一个电视讲话里警告公众，如果罢工继续失去控制将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并且提出和反对派谈判只要取消罢工。四天后，在政治局会议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提出进行圆桌谈判，并建议宣布和实施谈判应该是内政部长基什恰克将军的责任。

1988年8月31日是格但斯克协议纪念日，1980年的这一天，格但斯克协议承认团结工会而结束了罢工。基什恰克在政治局另一位改革者斯丹利斯洛•科奥萨克（Stanislaw Ciosek）的陪伴下，在阿切比少普•达布洛斯基见证下，在华沙会晤了瓦文萨。基什恰克提出可以进行谈判，如果瓦文萨和达布洛斯基帮助结束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和其他工厂的罢工。瓦文萨要求给他一些时间与地下工会领导者和顾问们商议。在反对派中有一个协议——会谈的前提条件是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

这个条件被瓦文萨在9月16日的一次有20个谈判者参与的会议上提出。这次会议在靠近华沙的马格达莱卡（Magdalenka）的内政部长的豪华别墅里召开。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和亲政府的劳工联盟（OPZZ）争辩说，他们没有得到授权同意这个要求。相反，他们所代表的两个组织的决策层明确禁止他们承认团结工会。这导致了僵局，因而不可能发布联合公报。在四个小时的讨价还价后，基什恰克请瓦文萨和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私下协商，在这次会议以及和反对派的其他领导人会见后，所有出席的谈判者接受了一个公报，那个公报把 “工会多元主义”（union pluralism）的讨论作为即将到来的圆桌谈判的首要议题。

接下来的几个月充满了不确定性。党的机构开始逆向而动。51个地方党委中的39个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反对基什恰克和瓦文萨最初的会谈。9月27日，总理日比格涅夫•梅斯内尔（Zbigniew Messner）被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取代。拉科夫斯基在党内被视为危险的改革派，同时又因为他傲慢自负以及在1980-81年戒严法实施头一年的负面角色而不被团结工会信任。新总理最初一批决策之一是关闭格但斯克造船厂，据称是依经济理由。造船厂是团结工会的诞生地之一，团结工会把这个举动视为一个对抗性的含有个人敌意的行动。  在一封10月5日给基什恰克的信中，瓦文萨强烈要求拉科夫斯基收回他的决定，并要求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被允许参与已安排好的谈判。这两人有 “职业反对共产主义”的声誉，被党的机构痛恨与害怕，所以，在他们是否能够参与谈判这个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差不多花了三个月。这期间，最初会谈的承诺看起来已经被背弃了，拉科夫斯基政府将努力实施反对反对派而非同反对派一道的经济改革。

此时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在团结工会领袖莱赫•瓦文萨和劳工联盟（OPZZ）主席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Alfred Miodowicz）的电视辩论。劳工联盟这个亲政府的工会工会在团结工会被取缔后的1982年成立。从那以后，米奥多维奇的权力和影响力看涨。他控制着五到七百万工人，早已变成执政的政治局委员。为阻止团结工会重新浮出，米奥多维奇提议和瓦文萨辩论。虽然瓦文萨继续领导团结工会和反对派，但是大部分波兰人对他的地下活动缺乏了解。米奥多维奇确信他将压倒性地胜过这个简单的电工，证明政府声称“瓦文萨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已经属于过去时是正确的。然而，结果瓦文萨赢得了辩论，他立即以一个大众领袖和未来希望的代表而成为全国性任务。

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联系在教会的努力下被恢复，基什恰克和科奥萨克为一方，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为另一方的有一场会谈，于1988年11月18日在靠近华沙的维拉努夫宫召开。格但斯克的主教塔德乌什•高科洛夫斯基（Tadeusz Goclowski）后来也加入到大主教达布洛斯基和神父奥斯祖力克两人中。据基什恰克说，高科洛夫斯基的协调拯救了这次以及后来的会谈。瓦文萨的让步是，团结工会的合法性将作为一个结果而非谈判的前提条件。有关未来会谈条件的细节谈判由科奥萨克、奥斯祖力克和马佐维耶茨基继续进行。就这样，未来的总理（指马佐维耶茨基—译者）成了那个对圆桌谈判的准备细节进行谈判的人。

从此以后，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党内。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一群改革者最终赢得获得批准承认将团结工会。中央委员会开了两次会。第一次会在12月份召开，雅鲁泽尔斯基设法在政治局做出人事改变以有利于赞同改革和谈判的人加入政治局。在政治局新委员中，有斯丹利斯洛•科奥萨克，他曾经于1980-81年间与团结工会谈判；还有拉科夫斯基，他后来在政治和宪法改革上成为政府一方的主要谈判者。1989年1月，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团结工会的合法化，雅鲁泽尔斯基、基什恰克、拉科夫斯基和国防部长弗洛里安•斯维茨基威胁辞职，甚至离开了会议。在政治局缺乏强硬领导的保守派恐慌了，失去了他们的优势机会。  雅鲁泽尔斯基和一群改革派获胜了，为圆桌谈判铺平了道路。而且，雅鲁泽尔斯基获得了中央委员会的模糊授权与反对派谈判。因为授权并不具体，改革派后来能够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解释它。

1989年1月27日，第二次会议在马格达莱卡举行。  谈判的意愿再次得到确认，谈判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定下来了。

谈判的形式方面

圆桌谈判，三个主谈判桌，几个副谈判桌，以及马格达莱卡

圆桌谈判仅有两次正式会议——1982年2月6日，谈判开始时的一次，以及1989年4月5日，谈判结束时的一次。在这两个会议上，55个代表（29个来自党、政府，26个来自反对派）加上来自天主教会的三个观察员，坐在了圆形的桌子边。  参与圆桌的所有党派的领导人发表了纲领性的声明。谈判完全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出席者包括正式代表和相关领域专家。

三个主要的谈判领域已确定好了，谈判参与者同意设置更小的谈判桌讨论专门问题。三个主谈判桌是：
（1） “关于工会多元主义”：这个谈判桌的目标是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36个谈判者——14个为团结工会一方、22个为政府一方参与这桌谈判，并辅以17个专家参与的更小的工作组）；
（2） “关于政治改革”：这个谈判桌起初的目标是谈判团结工会能够参加选举的条件（18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2个政府谈判者，并辅以10个专家）；
（3） “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体制改革”：这桌的目标是致力于制定出“反危机协定”的细节，最初由团结工会提议设定这桌（24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2个政府谈判者）。

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桌设立了以下一些副谈判桌和工作组（在这些副谈判桌上，团结工会的代表有权引入他们自己的专家；他们包含在团结工会谈判者的总数之内）：
1. 关于立法和司法改革（16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0个政府谈判者）；
2. 关于媒体政策（24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3个政府谈判者）；
3. 关于地方政府（一个含有14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17个政府谈判者的工作组）；
4. 关于社团（一个含有18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11个政府谈判者的工作组）；
5. 关于教育、研究和发展（22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31个政府谈判者）；
6. 关于青年一代问题（20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17个政府谈判者）；
7. 关于住房政策（10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0个政府谈判者）；
8. 关于农业和偏远地区社会政策（16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18个政府谈判者）；
9. 关于矿业（28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5个政府谈判者）；
10. 关于健康保障（14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20个政府谈判者）；
11. 关于环境（25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17个政府谈判者）。

    此外，还有一些组织色彩不太明显的专家参加了副谈判桌和更小的工作组。总的来说，大量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工会领导人参加了圆桌谈判。事后看，这些谈判成了一所学校培养、造就了一群在1989年6月国会选举后崛起在波兰的新政治精英的学校，为非共产党政府的组成输送了人才。

正是团结工会要求建立大量专题小组。葛莱米克如此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小组：“政府加入谈判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合法化团结工会以换得我们对选举的承认。我们不想把谈判限制在如此简单的一个交易上。我们努力通过引入专题组而扩大谈判的规模。”

安杰伊•塞林斯基（Andrzej Celinski）是团结工会在青年议题副谈判桌的主谈判代表，他说，引入更小一点的专题组的另外一个理由，是“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担心如果次要的议题都被拿到主谈判桌讨论，它们将毁掉谈判的整体构想。因此他们决定把它们放到一边。” 

设置这么多谈判小组，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对反对派而言，圆桌谈判首次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等接触媒体的机会。以前媒体操纵和一边倒的宣传是党和政府控制社会最重要的手段，现在日报和电视对两方的代表报道给了团结工会一个机会向公众展示它的要求和观点。赛林斯基承认，他有意把诸次会谈砍短，延长在青年一代议题副谈判桌的谈判期限，使得会议次数尽可能多，因为每次会议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机会让团结工会的立场呈现在电视上。

这些会谈的详尽和时长还产生了一些其他效应。它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育经历：参与者学会了怎样去谈判，学会了所谈判领域的许多专业的细节。因此，团结工会-反对派专家团队形成了，他们一起工作；在未来的新国家行政系统，他们再次创立了了与目前类似的某些非正式结构。

会谈时长的另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是，随着时间流逝和不断的会面，恐惧、愤怒、憎恨的情绪逐渐消退，怨恨融化了。在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形成后，这一点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新的分歧和障碍也逐渐浮现出来危及整个谈判进程。1989年3月3日，基什恰克邀请瓦文萨（基什恰克和瓦文萨都没有正式参与谈判）和一小部分顶层的团结工会谈判者，到马格达莱卡的别墅和党内的顶层改革派进行一次非正式会谈（两个教会代表也在场）。在那次会谈中，一些基本的冲突得以和解，并由此设定了一个先例。在圆桌谈判结束之前，进行了11场类似的会谈，谈判的重担逐渐转到马格达莱卡。

虽然马格达莱卡的角色后来在团结工会阵营里变成一个激烈的争议，但在这些会谈期间达成的决定和妥协并没有产生了一个精英间的“秘密协定”。相反的，它们提升了相互妥协的程度，界定了各个专题小组未来会谈的方向。  据葛莱米克回忆，马格达莱卡达成的协议不能在任何专门的谈判桌上达成。  总得来说，马格达莱卡是一个论坛，在谈判中对权贵阶层的抵制情绪在这里得以克服。   据参与者回忆，马格达莱卡的会议并没有侵犯专题小组的主权。

一些没有参与马格达莱卡会谈的参与者似乎也赞同这一点。据斯特凡•布拉特可夫斯基（Stefan Bratkowski）说——他当时在社团副谈判桌，马格达莱卡的角色被夸大了。没有参与马格达莱卡会谈的谈判者立即收到了这些谈判细节的简报，并没有形成有秘密交易的印象。在这个社团小组，他们并没有感受到马格达莱卡的暗示。“也许因为我们的对手也没有参加马格达莱卡的会谈，” 布拉特可夫斯基评论道，“然而，非常清楚的是，他们的谈判是边缘性的谈判，在政治和工会谈判桌上的谈判才是真正重要的谈判。”

主要人物

圆桌谈判仅在它的外形上是圆形的，因两边分得很清楚。团结工会一边或多或少是统一的，而政府代表一边则分为几个不同的派系。

团结工会

上面已经提及，从预备性的会谈开始，团结工会努力想要把“圆桌”变成“方桌”。团结工会想要被当做政府唯一的反对者，而非更广泛的谈判团队或联合体中的一员。团结工会希望政府承认自己，重新和它签署一个双边协议。这个方案被党拒绝了，党担心权贵阶层以及亲政府的劳工联（OPZZ）的反对。劳工联盟（OPZZ）不希望自己作为政府的一部分而坐在谈判桌上，而试图在谈判时寻求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因此，两边同意一个代表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两个劳工工会（团结工会和劳工联盟（OPZZ））将有8-9个代表。（“如果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人代表团结工会，劳工联盟（OPZZ）将可以这样说，谈判将仅在两个工会之间进行，”葛莱米克说。）除了“工会分子”在反对者派一边外，还有独立职业和艺术家协会，以及一些反对派代表顾问。（因此在谈判期间，此方的正式名字叫“团结工会和反对派边”。）

这两个群体的分野在谈判之初是不明显的。随着时间的推进，政治家和工会分子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清晰。政治家们和顾问们看起来更愿意寻求妥协和同意，而工会分子觉得受到他们所代表的工人的期望束缚，不能轻易妥协。这一点在处理经济问题的谈判时非常明显，尤其在处理采矿业问题时。

政治家和工会分子的差异在圆桌谈判和选举之后加剧了。团结工会从来没有重新获得1980-1981年间的力量，一部分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顾问在国会、政府和新的行政机构里而不是在工会里变得更加积极。正是在此时，“知识分子顾问”在政治进程中的控制力变得明显，种下了知识界和工人、工会分子之间未来冲突的种子。然而，据葛莱米克说，这些分裂不是在圆桌谈判之前而是源于圆桌谈判。

团结工会-反对派代表中的一个特别群体是“独立学生协会”（Independent Student’Association，NZS）。NZS比老一代领导层激进得多。类似的，参与圆桌谈判的1988年罢工的年轻领导们比1980-81经历过谈判和戒严法的团结工会老一代领导人们和顾问们更少妥协。

然而，虽然伴随着这些分裂和未来冲突的种子，团结工会-反对派一方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极其有凝聚力和团结。谈判的另一方可不是这样。

政府

至少在形式上，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和两个小党联合执政的，那两个小党是农民联合协会（United Peasants Association，ZSL）和民主党（Democratic，SD），以及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小的亲共产政权的天主教组织。它们必须在谈判中得到代表。在第十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最后的召集会议之前，雅鲁泽尔斯基会见了它们的领导人，后来在1989年2月3日，圆桌谈判召开前三天，再次会见了农民联合协会和民主党的领导人。因此，政府这边的官方名称为“政府-同盟方”。

这些党派成员之中有几个矛盾的倾向。它们的领导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来自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授权。他们分享了党的权贵阶层的一些特权，担心改革将会使得他们丧失特权地位。此外，农民联合协会和民主党的领导层害怕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反对派联合起来，因为在这样一个联合体里面没有他们的位置。另一方面，许多代表农民联合协会和民主党的谈判者认识到，他们的党本身没有多少合法性，他们经常试图使用会谈提高他们的公共形象。因此，有些令人惊奇，在许多争论中，农民联合协会和民主党经常与波兰统一工人党有分歧，反而支持团结工会-反对派这一边的声明。

共产党自己内部的分裂甚至更大。有一条重要的线区分改革派和大多数党官僚、权贵阶层。改革派领导着谈判团队，而党官僚经常代表党政内更保守的因素。当改革派寻求妥协时，这些顽固的官僚保卫自己的利益。在有关经济、矿产、农业、健康服务等等领域的更细节性的谈判时，这一点尤其明显。

在这些会谈中，官僚们努力反对改变，尤其反对党政官僚中层水平上的裁减。他们喜欢的论点是“我们需要改进这个体制，而非摧毁它。”还有，中层机构的裁减必须是“民主化的”，也就是说，裁减不能自上而下强加给他们，而必须经过直接相关机构的同意。虽然对必须改革的口号沉默或者总体同意，但官僚们能够立即感受到所有的改革将从根本上侵蚀他们的权力垄断，因而他们努力抵制那些改革。

在党内改革派和政府、国会成员之间有类似的分裂。圆桌谈判期间，政府自己做了一系列和谈判精神相反的保守决定。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揽子农业法律提案，那个提案强烈批评反对派。国会依次批准了团结工会所拒绝的政府经济措施。在谈判结束之前，国会的代表提交了一份反对圆桌协议的正式抗议。他们声称，重要的决策是以一种违反宪法的方式在国会之外做出的。甚至在最终协议签署之后，国会委员会单方面在由圆桌谈判决定的预算里加入了一些改变；所有那些改变都是为了保护权贵阶层的利益。

党政权贵阶层尤其坚持他们对一些改革的反对立场，那些改革意在建立地方自治政府（这些措施意味着国务院将失去对10万雇员的控制）以及打破党政新干部来源——共产党青年组织的垄断。

类似的政策被政府独立的部门采用。一些经济压力团体足够强大以至于能够破坏谈判所签的协议。矿业游说团体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它的能量阻止了在圆桌谈判上达成关于矿业的协议。

总的来说，在党的谈判者中，我们能够区分那些尝试给团结工会最小的让步以换的团结工会放弃抵制选举的计划，和那些真正的改革者——后者准备更多让步以换取反对派在国会中的代表。

所有这些分裂在政府内部导致一些严酷的冲突，并影响了这边的决策进程。  通常，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寻求和外部联盟（农民联合协会，民主党和劳工联盟（OPZZ））的妥协，努力策略性地胜过党内的反对者，或者当必要时在政治局强加他的意图。团结工会显然知道，“党的决策是在圆桌谈判之外的，圆桌谈判是仅仅贯彻党的指导。”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内部的学术专家们时不时发表一些和党的领导人不一致的观点。有很多次我们有这个印象：总的来说，他们正努力赢得反对派和公众的信任。专家们的这个自由空间对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和新的解决方案非常重要。

亲政府的工会

劳工联盟（OPZZ）尽可能与团结工会和政府都保持距离。劳工联盟（OPZZ）作为比团结工会顺从的替代物，由党在戒严法下成立，它聚焦于经济利益和增长稳定，至1989年赢得了超过5百万工人的拥护。它的领导人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Alfred Miodowicz），已经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局委员，也许是唯一个让“雅鲁泽尔斯基害怕”的人（据卡瓦斯涅夫斯基）。

劳工联盟（OPZZ）全神贯注地反对圆桌谈判，因为他担心反危机的前置条件——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破坏劳工联盟（OPZZ）的垄断和权力。因此在第一次圆桌谈判会议上，米奥多维奇坚持，他的联盟不接受“以工人为代价的精英协议”，将努力在谈判桌上维护工人的利益。在整个谈判期间，劳工联盟（OPZZ）反对马上和全部合法化团结工会（它建议这是一个需要几年的缓慢过程），在谈判快要结束的时候，它还试图使所有的会谈毁掉。

在圆桌谈判的过程中，劳工联盟（OPZZ）为党和保守官僚说话。当谈判结束后，劳工联盟（OPZZ）变成反对派的主要对手，反对任何涉及关闭无效工厂、引进其他激烈手段的改革。
天主教会

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天主教会没有参与谈判，但它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迫使政府和团结工会协商，帮助把双方凑到一起。它帮助界定了谈判的前提条件，以及它们最终的结果。后者最重要的是一个协议——在圆桌谈判前——举行一个结果预先决定的、半自由的国会选举。候选者名单以某种方式准备好，将确保共产党支配的联盟在国会是多数。因此，选举给了个人候选人一个机会，无需改变有利于共产党代理人的平衡。

两个天主教会的代表也参与了圆桌谈判期间在马格达莱卡举办的高层谈判者会议。他们的角色是在关键时刻做协调、见证谈判。

据党的谈判代表回忆，教会代表不是完全不偏不倚的。“他们是中立的，无疑偏向团结工会，寻求教会的利益，”拉科夫斯基说。卡瓦斯涅夫斯基说，教会明显寻求自己的利益，尤其在立法改革、结社以及审查制度上。  然而，在那时，天主教会的这些利益和团结工会的利益是一致的。

谈判者的选择

团结工会

在基什恰克将军和瓦文萨首次接触之后，团结工会领导层建立了自己的代表团，它代表（团结）工会和正在罢工的工人说话。与此同时，一个瓦文萨的顾问团，被称为“公民委员会”，也同其他各类专题委员会一样在华沙建立。实际上，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是由葛莱米克和他的亲密助手亨瑞克•武耶茨（Henryk Wujec）挑选的。

在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届全会召开，它打开了通向圆桌谈判之路，此后，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格但斯克修道院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团结工会参与谈判的准备团队。领导层包括莱赫•瓦文萨，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安杰伊•斯特尔马车夫斯基（Andrzej Stelmachowski），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 Bujak），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Wladyslaw Frasyniuk），米奇斯瓦夫•基尔（Mieczyslaw Gil），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

三个谈判桌的主要谈判者由瓦文萨指定。最重要的是“工会多元主义桌（Union Plurlism Table）”的谈判负责人，因为每个人都预测就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的谈判将是最为困难的。因此这一桌需要最好的谈判者。 马佐维耶茨基拥有这个声誉，他本人也想在工会多元主义桌谈判。葛莱米克是“政治改革桌”（Political Reform Table）谈判最显然的人选，实际也是这么决定的。当这一桌后来成为所有谈判桌中最重要和最富争议的一桌时，他的这个职位变得更加有影响。维托德•切恰科夫斯基 （Witold Trzeciakowski）被瓦文萨选为经济代表团的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他的全国和全球声誉。

首席谈判者可以自由挑选人员组建他们自己的团队。  挑选的过程很快，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资格和地位。一些人在地下很积极；另一些人在1980-81年的团结工会工作过。因此一些选择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亚当•斯特勒波兹（Adam Strzembosz）被挑选为立法改革谈判团队的领导，安杰伊•瓦罗维耶斯基（Andrzej Wielowieyski）被挑选为社会福利专题的谈判领导，参与一些副谈判桌和工作组的谈判。

专家的选择没有那么多商议。他们经常由被同僚称为“圆桌人事官员”的亨瑞克•武耶茨任命。  他挑选时以专家和代表的兴趣与履历为依据，或者有时他只是没有可信任的人放在某个谈判桌上，便找一个人。

代表团成员身份在谈判期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举例来说，矿业桌有许多工人和工会领导人，只有很少的政治家。矿业反对派知道，他们必须向工人报告；因而，他们像矿业权贵阶层一样不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不奇怪的是，一个超越他们之上的妥协在马格达莱卡达成了。

有些谈判者被选中是为了能够赢得追随者对谈判的支持。青年一代问题的副谈判桌就是这种情况。面对波兰青年人的激进主义，团结工会领导们任命了一些“独立学生协会”（NZS）的成员做谈判代表，以此希望赢得学生们对协议的支持。

团结工会不同谈判桌的谈判者在整个谈判期间定期举行会晤。他们互相通告谈判的进程，制定共同的战略。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满足支持者的期望，因而享有合法性。

政府

重要的谈判者由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约瑟夫•奇雷克 （Jozef Czyrek）、斯丹利斯洛•科奥萨克（Stanislaw Ciosek）来挑选。克瓦希涅夫斯基说，他本人因为“太年轻所以和1981年镇压团结工会没有什么关系”而被选为负责工会多元主义谈判桌的代表。亚努兹•拉科夫斯基被任命负责政治改革谈判桌，是因为雅鲁泽尔斯基信任他尊重他，而且作为教授他是葛莱米克的好对手。经济和社会政策桌由两个人共同负责，因为政府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副总理伊雷纽什•赛酷拉（Ireneusz Sekula），党的谈判代表是掌管经济的书记弗拉迪斯沃夫•巴卡（Wladyslaw Baka），他们存在冲突。

有两个任命是出于对官僚造反反对改革的担心。内政部长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将军作为整个谈判过程的领导人，确保控制军队和安全机构。为确保谈判合法性及与党中央一致，中央修正委员会主席卡齐米日•斯普雷尼亚克(Kazimierz cypryniak)被说服参与政治改革的谈判。

在一定的限制下，这三组领导挑选他们自己团队的成员。首先，党是执政联盟的一部分，农民联合协会、民主党和劳工联盟（OPZZ）派他们自己的代表参与专门小组。但即使在党政内部，有一个由党的书记处认可的人员名单；主席仅能在此名单内做出挑选。结果是，政府-联合一方比反对派在内部出现更明显的分裂。改革派与国家和党的权贵阶层坐在一起，农民联合协会、民主党和劳工联盟（OPZZ）的代表们各怀自己的利益计算。政府阵营的分歧和冲突有利于团结工会达到目的，有助于达成可行的妥协。

对各方合法性的看法

团结工会

反对派的领导人没有怀疑过他们自己的合法性。据葛莱米克说，他们代表波兰社会。 布扎克对合法性的看法有所不同。就他而言，莱赫•瓦文萨自己拥有一个广泛的社会授权，并把这个权威转移到他任命和接受的谈判者身上。葛莱米克和布扎克相信，反对派的授权是广泛的，意味着深远的改变，包括新的政治体制。亚罗斯洛•卡钦斯基对反对派所得到的授权的理解更狭窄一些；他相信，反对派所得到的授权限于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打破政治体制、实施转型。

在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看来，合法性依赖于谈判的公开化，依赖于让公众知晓谈判的过程。合法性会因为工会的重建，谈判者与工人、学生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会谈而同时得以加强。反对派领袖们在华沙一家电影院，每周，举办两到三次公开的会议，任何关心的人都可以参加。团结工会的谈判者在这些会议上说明他们的立场以及寻求反馈。“这些会议提高了我们的合法性和信任感，”布扎克说，“因为我们正在变成一个真实的有形的力量。我们知道政府仔细分析了公众对两边发表在媒体上的观点的支持情况。他们意识到我们的支持度正在增长。这也反过来进一步松动了党在能接受什么妥协上所受的限制。在圆桌谈判开始之初对政府来说是不可以想象的妥协，在谈判结束之时却变成了可以接受的、必需的。”最好的例子是参议院完全自由的选举。
由1989年国会选举的结果，以及1990年地方选举的结果，布扎克、葛莱米克和其他领导人事后也看到了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派的合法性的证据。在这两次选举中，没有加入谈判的激进团体没有获可观的支持，胜利者是受到圆桌谈判之前由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派成立的公民委员会支持的那些候选人。

对与搭档——另一方的领导们的合法性，虽然反对派没有接受波兰统一工人党统治波兰的合法性，但他们接受圆桌谈判的合法性。

政府

对政府的代表而言，参与谈判的权利是基于掌握了国家权力。共产政权已经统治了45年，没有理由质疑他们的合法性。

另一个问题是党内改革派的合法性问题。由于党代会反对改革规划、第十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给出了一个对改革不清晰的授权，对于整个圆桌谈判进程的合法性在党内有越来越多的质疑。因此，在谈及他们的授权时， 克瓦希涅夫斯基和拉科夫斯基强调了改革者的道义合法性。

对党的领导者们来说，反对派的合法性出于“波兰社会一个重要部分”的支持（拉科夫斯基）。
对克瓦希涅夫斯基来说，还有一个因素存在于谈判的合法性中，他称这个因素为“超自然”。“两位主教坐在谈判桌前，祝福我们，为我们祈祷，在我们中间协调，和我们谈判。”他以这句话解释他所谓的“超自然”。

简而言之，双方都不怀疑自己的合法性或加入到自己一方的谈判者的合法性。然而，双方都担心圆桌谈判被社会解读为“一个精英的协议”，因为那将破坏双方以及整个协议的合法性。

第一章 波兰的圆桌谈判（下）

谈判的实质方面

谈判的最初目的

据拉科夫斯基说，在于谈判桌的两边，都广泛存在两个不同的谈判观念，一个是“对抗性的”，另一个是“调停性的”。对抗性的观点可以被描述为“用团结工会的合法登记换得体制的合法化”。对党来说，它仅仅意味着统治阵营的扩大以提升其合法性，并使政府没有实质的改革也能继续它的政策。拉科夫斯基把这个战略称为对抗性的，因其相当于在不可避免地与反对派对抗之前为党“购买”一些时间。对反对派而言，“对抗性的战略”意味着确保团结工会的合法化以及能够不受限制地开展活动，而那将导向另一个危机，最终导向全面的胜利。

从谈判的调和视角看，民主体制在波兰是必需的。民主体制不能仅以政府宣称民主的方式而建立，也不能仅以反对派通过斗争而建立。因此，双方以及整个国家的最大利益在于寻求启动民主化进程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谈判视角不限于交易（允许团结工会合法登记换得体制的合法化），也包括寻求最好的可行方案的共识。
拉科夫斯基的解读似乎经过一些改进而得到了其他谈判者的认可。两边都在谈判期间改变了立场。然而，这些演化没有循着相同的方向。政府的立场从对抗性的方式过渡到接受调和性的方式（至少在顶层谈判者中是如此）；而在反对派一边，最初谈判的成功，以及政府的让步导致了拉科夫斯基所称的对抗性立场，也就是说，为全面胜利铺平道路而非只限于与共产政权签署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

对葛莱米克和布扎克而言，谈判最初的目标是以团结工会合法化，换得一个政治协议以及一个经济领域的反危机协定。“谈判的目标是改变我们为了团结工会合法化所要付出的代价。”[1] 最初，团结工会和反对派要付的代价是赋予共产主义体系合法性。团结工会想要改变这个交易，提前在波兰实施民主化。

亚罗斯洛·卡钦斯基在早期看起来采用了“对抗的”方式。对他来说，谈判达成的协议包括从破坏协议的最初可能性，到形成一个团结工会的政府，到快速转向全面的民主和完全自由的选举。[2]

对党来说，谈判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妥协，给反对派一些发言权，确保党大体上能够控制波兰的发展。就党而言，理想的状况是区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党的精英倾向于优先解决经济问题，然后转向政治改革，这样也能够在谈判中确保一个更有利的起初地位。据克瓦希涅夫斯基说，上述目标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改革需要很多年，而政治改革更快、更容易实施。”

对党来说，限制改革和谈判的是控制权问题。即使对党的改革派而言，民主的含义限于党在其中不会丢掉执政地位的民主。“对已经习惯了掌权超过40年的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坎，”一个年轻的谈判者、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说。“他们简直无法接受，在民主制下他们可能丢掉选举。”

葛莱米克也同意对政府意图的这个解读。他相信，共产领导者们成了它自己历史的人质：“他们相信他们现在能够让历史倒转，返回到1945-46年的出发点，从那里再一次开始，这次他们不会再犯第一次他们犯过的错误。因此他们给我们开出的价码是他们过去曾开给非共产主义者的、或多或少相同的东西。这次，它是真诚的。当问到为何我们应该相信它是真诚的，他们回答说他们已经从错误中学会了很多。这是我们不想接受的回答。”

葛莱米克认为，党的立场的另一个特征，是以新经济政策的方式来思考问题（NEP，列宁1920年代实施的政策）。在经济大环境出现危机的时候，限制被搁置了，然而党仍旧保留着控制；而当经济环境变好时，整个开放进程又可能被中止。

保留控制的渴望在政府代表们的最初声明中是清晰可见的。党想要反对者作为一个年轻的同伴加入到这个由党支配的体制当中来，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反对者。

谈判的开始

预备谈判确定了一些解决方案。首先，达成了国会选举的协议；选举是半自由的，预先确定的结果是党和它的联盟必须在国会里占多数席位。其次，团结工会将被合法化而非重新合法化，因为前者意味者不承认戒严法是一个错误。双方都同意避免谈论过去，因为过去太容易引起争议。

圆桌谈判开始于1989年2月6日的全体会议。 基什恰克、瓦文萨、米奥多维奇（劳工联盟（OPZZ））、杰基·图洛维奇（Jerzy Tulowicz，知识界反对派的代表）以及傀儡党派同盟的领导们发表了一个总声明。几天以后，分组形式的真正谈判开始了。

与团结工会预期不同的是，最困难的谈判发生在政治改革谈判桌；从宪法的角度看，那些谈判也被证实是最重要的。这个谈判桌由两位教授领导——亚努兹·拉科夫斯基为政府代表，而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law Geremek）为反对派的代表。在这个谈判桌的第一次会议上（2月10日），拉科夫斯基提交了一个政府起草的改革方案。[3] 他承认了现体制的专制特征，建议“党不应该是政治生活的唯一主体，”以及开放自由选举的前景。

然而，这些选举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多元主义应该创造一个机制以解决冲突但同时“不破坏社会主义架构的基础。”因此，改革的限制是“一些重要社会团体的利益不应该由投票来决定。”实际操作上，它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将不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但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它的同盟党派一起构成多数党），有“相当数量”的反对派代表将被选入国会。这将导致政府承认反对派接触媒体的需求、地方自治的民众倾向以及许多其他改革。

据拉科夫斯基说，这些改革，一方面不应破坏“重要团体”的利益（比方说，共产当局），另一方面，也应该避免只顾“以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短期的私人利益（比如说，反对派的各种目标）。”因此对整个体制需要有一个保障，拉科夫斯基建议，这个保障功能应该由新设立的总统职位承当。拉科夫斯基认为，最紧迫的改革是引入总统职位，找到一个方法准许反对派进入国会、接触运用媒体。最后，拉科夫斯基建议，圆桌谈判的协议应该采用“社会契约”的形式，创建一个新的名为“国家谅解委员会”的机构（a Council of National Understanding），它将作为一个论坛以“创建波兰的新政治规则”。

在他的公开声明里，拉科夫斯基没有提到反对派最关切的两个问题，即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和法律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在葛莱米克的公开回应中提了出来。葛莱米克强调的其他迫切问题包括打破党对媒体的垄断、保障结社自由、地方政府自治。另外，葛莱米克还要求一个关于改革和“保障双方”的时间表。拉科夫斯基提出的总统职位将确保当局的利益，却对社会没有任何保障，而“社会的主权意志应该得到遵从”。

最后，葛莱米克不同意基什恰克这一建议，即圆桌谈判的成果应该采用一个联合宣言的形式“概括将波兰人联结在一起的所有议题”。葛莱米克称，这样一个宣言将剥夺谈判参与各方的身份特点，他提议签署一“转型的社会公约”。[4] 在拉科夫斯基和葛莱米克的公开声明发表之后，路径上的分歧变得很明显：政府在体制内寻求社会对有限改革的支持，而团结工会想要获取能够转变体制的条件。

接下来进行的谈判的细节，在今天主要是历史学家的一个课题。这篇论文基本上聚焦于主要的公开辩论、观点和谈判者所使用的威胁，以及他们所达成的协议。

主要议题和争议

政治改革谈判桌的讨论有一个自身的动力机制。关键的议题和次要的议题纠缠在一起。后者有时仅被用为谈判的筹码以获得更重要的妥协。其他一些讨论源于反对阵营内部两种不同的谈判观念。一些谈判者把圆桌谈判视为一个一次性的机会，一个提出和解决波兰社会和政治生活每个领域的所有重要问题的论坛。另一些谈判者谈判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解决问题的民主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团结工会参与解决问题的权利可以得到保障。前一种谈判观念看起来支配着副谈判桌，而后者支配着三个主谈判桌。更宽泛的视角对团结工会阵营的领导层也是更有吸引力的。

因此谈判的主要议题，涉及的是确保权力分享和民主化改革的机构、制度设置。最重要的问题如下：

1. “自由但不争议”、预定结果的选举如何安排？争议点是反对派在何种程度上进入国会？团结工会坚持认为政府同盟不应该控制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席（因此反对派在宪法改革和其他重要决策上可以有否定性的发言权）。
反对派愿意接受预定选举结果以换取完全自由的竞选以及在竞选期间平等接触媒体的机会。团结工会也要求选举法应该讲清楚，它的条款是圆桌谈判上政治协议的结果，它的有效性仅限于即将到来的选举。在关于选举监督和其他次要的问题上也存在激烈的争议。
2. 在首个政府方案里，总统职位的设置是为了保障权力分享尤其是权贵阶层利益。因此政府对这一职位权能的界定非常宽泛。团结工会毫不含糊地拒绝这种帝王式的总统制。主要的讨论与总统的权力相关，包括：（1）总统颁布法令的权力，（2）总统对立法的否决权，（3）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4）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事物上，总统有限的权力。总统和总理的关系也是争议点。
另一个议题是总统应该如何被选举出来。既然总统职位的本意是保护共产政权创立者的利益，政府方案不得不确保选出它们自己的候选人。因此他们建议总统候选人通过国会与既存的顾问机构共同选举总统，那些顾问机构包括国家协议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National Agreement）,国务委员会主席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the State），波兰大主教顾问团（Advisory to the Primate of Poland）等等。这个方案受到反对派的断然拒绝，谈判进入了僵局。在马格达莱卡达成了一个妥协，根据这个妥协，由一个完全自由选举出来的参议院来平衡总统的权力。总统由国会两院-的多数选出来（这个解决方案依然让政府同盟在国会中保持微弱多数）。
3. 设立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参议院是对强总统的交易结果。由此立刻出现了这个新议院的权力赋予问题。政府主张给这个新议院一些不重要的顾问职能。虽然团结工会主要受到自由选举参议院这个想法吸引，但它还想要给这个新机构一些重要的权力。最激烈的争议是有关参议院的否决权；团结工会希望下院三分之二多数才可以推翻参议院的否决。这将给反对派否决立法的权力。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选举参议员。关于自由选举有一个协议。团结工会偏向比例代表制，然而，政府建议采用 “美国模式”—：波兰49个省每个省两个参议员（两个最大的城市分配3个参议员名额，总共100个）。政府期待基础在工业城市的团结工会，在小的、农村省失去参议员名额。还有些小的争议涉及到候选人的提名和程序上的细节。
4. 政治改革谈判桌的大量讨论涉及次小组关于改革操作的冲突。最具争议性的议题是立法改革、媒体、青年组织地位（青年团）、地方自治政策。[5] 有时候，能达成协议；在许多议题上，团结工会仅仅通过在谈判协议里加入特殊的“不同意条款”而展示自己的立场。
5.反对派想要恢复种种工会和协会以及获得对戒严法带来的伤害的赔偿。尽管同意“不去追究过去”，在一些谈判桌上，过去依然被展示出来。团结工会要求让与团结工会一同被戒严法禁止的其他社团重新合法化。当波兰记者协会、波兰演员协会以及其他一些专业协会的成员积极反对戒严法时，他们分担了团结工会的许多遭遇。联盟也要求让所有因积极活动和抗议在1981年后被开除的工人复职，赔偿他们的损失和监禁。虽然社团都被恢复了，但政府不同意赔偿，因为那将导致承认戒严法的错误和基本的失败。
6.还有一个激烈的争论涉及最终协议的措辞，以及监督协议实施的委员会的性质。正如以前提到过的，团结工会反对政府提出的创建一个广泛的国家谅解委员会的提案，而提议建立一个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谈判双方能够有明确的代表。从未来发展的视角看，这一争论主要只对历史学家有吸引力。

利益冲突和危机时刻

上面列举的种种争议源于基本的、根基性的利益冲突。然而，冲突不仅限于党欲确保控制波兰的政治生活。冲突也源于直接的、更有形的权贵阶层的利益。在副谈判桌讨论操作性的议题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司法改革、打破媒体垄断、自治政府，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团结工会的要求威胁着官僚机构的权力，招致了强烈的反对。

在 一些“经济”副谈判桌上的讨论中，情况也如此。比如，这桌上关于环境议题的讨论一直进行得相对顺利，但是，当环保部权贵阶层们的任职资格被讨论和挑战时，情况就变化了。健康保障讨论没有遇到多少问题，直到团结工会要求废除冗余的健康体系的中层机构。在经济谈判桌，权贵们受到直接的威胁。相关人都显然知道，不结束党对人事任命的控制——基于忠诚和服从的任命——经济企业不可能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
权贵阶层日益顽强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导致了谈判期间冲突的一个关键转移。党政一边的内部裂痕也逐渐增长起来。党的改革派意识到，权贵阶层是他们的权力来源之一，但是他们希望在尝试处理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派问题时，能够获得这部分官僚的合作。然而，官僚们没有意愿放弃太多。因此，当谈判，尤其在马格达莱卡的谈判，总的来说缩小了双方顶层谈判者的分歧时，冲突的中心却转移了。现在两边的改革者都反对来自政府阵营的官僚。保守的、反对谈判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劳工联盟（OPZZ）代表团，它倾其所能试图断送所有的谈判。虽然社会对圆桌谈判进程的兴趣在减弱，一部分工人开始表达对正在恶化的经济条件的不满，团结工会领导层和团结工会一般群众的分歧仍然并不明显。

然而，双方谈判者之间出现的联合也导致了团结工会-反对派阵营内部的一些冲突。团结工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亚罗斯洛·卡钦斯基，他反感马格达莱卡的会议及其据说发生在这些会议期间的友善。在更多的具体事物上，卡钦斯基还有不少不同的观点，比如，他是第一个接受总统职位的概念的，依他的观念，总统将取代不合宪法的党的权能。他也主张完全自由的选举。他的方案被葛莱米克以对苏联过于激烈为由而拒绝。[6] 无论如何，团结工会内部的这些观点分歧没有对谈判的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们仅在大选及马佐维耶茨基的政府组建后才变得重要。

尽管存在这些冲突，必须找到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这一认知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至少在顶层谈判者那里是如此。因此，谈判参与者们回忆不出有很多危机的时刻他们怀疑整个谈判会最后成功。当两边的立场互斥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刻就来了。当政府提议帝王式的总统而遭到团结工会断然拒绝时，这种情况发生了。谈判陷入了僵局，直到政府在马格达莱卡提出参议院和自由选举的方案。后来还有一个僵局是关于下院推翻参议院的否决需要多大程度的多数票：政府联盟要求百分之六十五的多数，而团结工会坚持百分之六十七的多数。最后，团结工会胜出，但交换条件是同意对总统否决权也有相同条款。

尽管有这些冲突，参与者没有丧失信心相信谈判将会成功。“我从来没有过我们站在最后破裂的边缘的感觉，” 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很明显，我们一直将努力达成折中。”

唯一的例外出现在谈判的最后一些日子里。 劳工联盟（OPZZ）代表团尝试破坏整个项目。首先，他们决定不签署有关工人工资指数化的一个有争议性的条款。其次，在圆桌谈判最后一次会议上，那次会议是全国电视直播的，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以程序性理由打断了谈判。他坚持在卡钦斯基和瓦文萨之后，在其他参与者之前做一个总结性发言。团结工会不能接受。僵局（在中断期间，电视台播放音乐）持续了超过四个小时，最后由于团结工会和政府顶层谈判者安排的一个小把戏而结束了这个僵局（见后面，“妥协的机制”）。

争论与可信的威胁

双方都知道彼此需要对方，有基础性的妥协愿望。因此除了在关键时刻，双方很少使用真正的威胁。不过，某些特定的讨价还价因素每天谈判中都在用。双方都使用这个相同的论点：“这个我们必须获得支持者的同意，”或者，“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支持者是否同意这个。”根据所讨论的议题的需要，每一方都会使用一些更具体的论点。

团结工会

在圆桌谈判中，反对派有两个论点。第一个很少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与政府弱化了的地位有关。正是政府需要团结工会来提高它的合法性，而非相反。因此政府的虚弱、莫斯科的改革，以及匈牙利改革加速，都增加了反对派在谈判桌上的力量。如前面提及的，这个论点是暗示性的而没有明说。

那个说出来的论点强调社会期望。团结工会的谈判者经常争辩道，妥协有个限制，超过这个限制，社会将会反对整个协议。“如果我们同意这样一个妥协，它对你也没有用，”布扎克在某个谈判点时说道，“因为如果社会不接受这个交易，那么你可能是在和一个已不再存续的谈判伙伴签署一个契约。”举例说，当政府提出一部分参议员应该由总统任命，团结工会争辩说，即使总统哪怕只任命百分之十的参议员，整个参议院将受到连累而失去信誉。这一论点的力量也在圆桌谈判的公开性上显示出来，圆桌谈判的公开性本身就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议题。团结工会认为如果社会不了解细节，社会将拒绝谈判以及他们的谈判结果。对于团结工会，这个问题有一个先例，是它的公开性传统：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的谈判向所有罢工工人的直播。

团结工会多数谈判者同意，他们没有必要太频繁争吵和威胁；争吵和威胁是含蓄的，另一方也是理解的。葛莱米克所使用的最明显的威胁，发生在谈判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僵局时，即关于参议院和总统职能问题，更确切的说，是总统对国会决定的否决权和解散国会的权力。葛莱米克反对政府的提议，威胁要鼓动团结工会收回最初对创立总统一职的支持。“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个协议而且你还不能做出让步，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回到另一个方式来思考政治改革，”葛莱米克说。“我们可能需要由一个有关国会席位分配的契约来开始国家的改革，先把其他两个因素即总统制和参议院放到一边，留待1991年会进行的宪法修改处理。” [7]

这一招奏效了。拉科夫斯基提议把这个争议推后，以便双方都能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接下来在马格达莱卡的一次会议上，协议达成了。

政府

党的谈判者使用了在整个1980年代一直使用的三个论点。首先是实际权力的论点（“我们有权力并且不会把拱手送人”）。第二个论点涉及到波兰作为苏维埃帝国一部分的身份，宣称过于雄心勃勃的改革将会招致莫斯科干涉的威胁。不过，随着苏联改革的推进，以及在苏维埃内部增长的冲突，这个论点变得越来越弱。当然，苏联容忍度的不确定性仍是存在的。有时政府还暗示受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共产党的压力。

第三个论点强调波兰内部反改革力量的强大。这个论点屡屡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即经提及一些对改革进程难以理解的危险。在另一些场合，“重要社会团体的利益”被提起。这个招数类似于团结工会的招数——团结工会的谈判者经常提及失去工人支持的危险。

“你们经常说你们有你们必须对其负责的社会基础，” 在一次争议中，卡齐米日·斯普雷尼亚克说。“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它不仅仅是这个党。我不需要提醒你们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你们需要考虑我们的立场。我们不得不让步，否则，不会有协议。” [8]

    斯普雷尼亚克所隐晦提到的是政府官僚、安全警察和议会对圆桌谈判性质的广泛不满。一些政府谈判者直接点出了议会造反的威胁；尤为经常提到的是党的机器不可控制的势力。[9]

政府使用的另一个招数，是把团结工会的提议诠释为图谋攫取权力。在讨论民主选举、地方政府和结社时，这一招屡屡被用到。

亚努兹·拉科夫斯基是政治改革谈判桌的政府联合主席，他没有回忆起他自己使用威胁的手段，除了两、三个非常情况下的例外：威胁暗示政府不得不中断谈判。不过，他最严厉的论点，是警告而非威胁。他的那个论点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如果我们不达成一个协议，那么我们所有参与圆桌谈判的将是失败者。其他人将会过来，他们将使用武力解决波兰的问题。他们是否成功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波兰将是失败的，我们这些圆桌谈判者将是失败的。这不仅关乎谈判桌我们这边，因为你们也会被更激进的力量给扫除。”
我对团结工会谈判者的采访表明，这个警告和政府说要退出谈判的威胁一样，只有很有限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团结工会感觉他们自己的威胁和论点对对手来说是更可信的。

一个谈判实例

社团副谈判桌的谈判给出了谈判机制的一个好案例。根据记录，协议的初稿是在党和教会的预备谈判中通过的。团结工会的谈判者觉得，政府一边认为这个议题的谈判已经结束，没有再集中精力于这个特别的副谈判桌。然而，团结工会被教会方面参与这桌谈判的人的鼓舞，要求政府做出更多让步。团结工会的谈判者如此做了，得到了不少额外的收获，除了没有获得接触内务部有关社团的内部材料的权利。

这个谈判桌一个关键的议题，是1981年12月引入戒严法之后被禁止的社团的重新合法化。这个问题由被禁止的波兰记者协会主席斯特凡·布拉特可夫斯基提出。[10] 他说，如果政府想要结束它与知识界、作家、艺术家和专业人士之间的战争，那么，第一步一定是合法化那些社团。政府谈判者一方回应道，他们没有获得授权走出这一步。于是，布拉特可夫斯基使用了如下论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已经在国家之外创建了整个组织网络，并且运行得非常好，他们不需要政府。现在正是政府需要决定，政府想要对本质上是他们本身的问题做些什么。很快，一个为撰写联合公报的小工作组成立了。没有更多的讨价还价，政府同意了反对派的合法化社团的要求。“好像他们在一开始就准备如此做，但是他们想要为讨价还价保留这个议题。” 布拉特可夫斯基说。这是在谈判期间副谈判桌水平上达成的第一个妥协。

因而，总的来说，虽然谈判的过程是艰苦的，它并没有涉及太多的威胁、吵架或者情绪。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代表团结工会和教会一方与政府谈判的安杰伊·斯特尔马车夫斯基的一个观点。“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谈判经常是非常容易、愉快的，因为双方都保持了正式礼仪。就团结工会和政府的谈判来说，它们与1980-81年间的谈判有不同的性质，那时焦虑和情绪化盛行。在这次圆桌谈判，情绪化有时也会显现，但从来不会占主导。这些是‘可管理的’的争论。” [11] 争论的“可管理的”特征，是许多有利于达成妥协的因素之一。[12]

妥协的机制

有利于妥协的最重要因素，是顶层谈判者有找到解决方案的渴望。刚开始时，这个渴望并不存在。它是谈判过程的结果。据克瓦希涅夫斯基说，谈判有三个显著的阶段。在初始阶段，敌意和不确定性混杂着。后来，各方视对方为对手而非敌人；这伴随着寻求妥协的尝试。（依他的说法，马格达莱卡的会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 最后，双方回到他们的支持者中寻求对谈判所达成的妥协的支持。

据拉科夫斯基说，妥协最好的机会存在于力量相对平衡之时。[13] 妥协也“尤其与双方团队中温和者和强硬者的相对数量相关。”这些条件存在于圆桌谈判之中。妥协的重要先决条件，是对另一方的观念的改变，以及同时对谈判本身态度的改变——从讨价还价到合作解决问题。这条路的第一步是改变谈判的语言。在刚开始时，反对派采用了一个历史的、道德的立场，而政府使用实用主义的措辞。“当我们问‘对解决问题，我们能够做什么’，他们回答说，40年的共产主义统治把这个国家导向毁灭，” 克瓦希涅夫斯基回忆说。“这是一种对抗性的语言，需要用一种普通的语言替换它。”

从对抗性的语言跳出来的一步，是拉科夫斯基在政治改革谈判桌第二次会议上建议双方同意 “不要打开关于过去的冲突。”这个提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团结工会要求政府采取的许多行动，都涉及推翻戒严期间的种种决定以及过去所造成的伤害。与此相对立，政府代表不想让人们得出印象他们在否定戒严、追究责任。
对这个问题一个妥协解决方案是由弗拉迪斯沃夫·斯拉·诺维奇（Wladyslaw Sila-Nowichi）提出的，他曾为许多团结工会和反对派活动分子辩护。“我想我们关于戒严法有一个共识，” 诺维奇说。“我们都接受它曾是一个罪恶。分歧在于谈判桌的另一方认为那个罪恶是必要的，而我们不如此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废除戒严法的残留物，那些已不再被认为犯罪行为的案件已经销案了，对戒严法的残留物也应以相同方式处理。” [14] 将对戒严的评价和戒严的结果区分开来，有助于助政府一方在不丢脸的情况下妥协。

有些妥协只是政府的让步。在媒体副谈判桌的争论里能找到一个例子。主要的争议在于纸张的获取。纸张在波兰受到补贴，政府根据自己的主次安排分配纸张。纸张分配模式的改革涉及到传统受益者的损失。团结工会坚持要获得纸张，政府谈判者辩称波兰没有足够多的纸。这个争论由政府团队里有影响力的克瓦希涅夫斯基终结。“向政治生活里新的参与者供应纸张的必要性无可争辩。为此需要提高纸张的进口量，我们应该搞清楚团结工会的需求是什么，”他打断他的同僚们的争辩说。

另一些妥协采用交易的形式。例如，在马格达莱卡最后一次会谈中，政府放弃了安全警察提出的有关结社法律的所有保留，以换取团结工会同意官方青年组织垄断性的延续。

谈判中最关键的妥协也发生在马格达莱卡，它与整个圆桌谈判最困难的危机（前面已描述过）有关，即政府关于总统选举的提案。总统的设置是为了保障党的利益，因此党不能冒大众选举的风险。基什恰克提议，国会与其他机构组成的联合体一起选举总统。葛莱米克的回答是，他们可以接受民主被强奸一次，但不会接受被强奸两次和更多次。

沉默的僵持被克瓦希涅夫斯基的即席提议打破，“通过国会和参议院选举总统怎么样？参议院由自由选举产生。”

“这个值得考虑一下，”葛莱米克说。反对派并不关心参议院，吸引他们的是自由选举的观点。党顺着克瓦希涅夫斯基的建议向下走了，因为它从中看到了一条路可以让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当选，而且有一定的合法性。因此，通过相互满足，一个妥协达成了，这是圆桌谈判最有意义的决定之一——参议院的自由选举。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妥协发生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劳工联盟（OPZZ）的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想要破坏即将签署的协议。他坚持要成为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三位发言者，那次会议是全国电视直播的。团结工会不同意他的要求。他们提议，基什恰克和瓦文萨首先发言，然后其他代表按字母顺序发言。团结工会不希望让劳工联盟（OPZZ）看起来是协议的重要参与者。按字母顺序被团结工会和党认为是公平的。然而，米奥多维奇不同意，威胁说如果葛莱米克（他是按字母顺序名单里的第一个）在基什恰克和瓦文萨之后发言，劳工联盟（OPZZ）代表团将离开。基什恰克被唬住了，要求“形式上中断”。于是和劳工联盟（OPZZ）谈判，然而失败了。党的谈判者打电话给雅鲁泽尔斯基，雅鲁泽尔斯基决定同意米奥多维奇的要求。团结工会拒绝了这个决定。僵局于是继续，中断继续。看电视直播的观众开始确信谈判破裂了，许多“普通”谈判者也如此认为。
一个包括团结工会领导者和党的改革派的非正式的高层会议，为这个问题争议着。大约三个小时以后，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伊雷纽什·赛酷拉说，他想起伊曼努尔·康德的一个故事，康德有一次在珂诺尼伯格沿着一条非常狭窄的街道行走，被迎面面而来的一个陌生人给堵住了。他们中的一个必须给另一个让路。“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那个陌生人说。“我总是给傻瓜让路，”康德回答说，走到一边让那个陌生人通过。

“为何我们现在不试一下？” 当赛酷拉讲完这个故事，克瓦希涅夫斯基建议。“为何不呢？”葛莱米克说。他们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计划，基什恰克打电话给雅鲁泽尔斯基报告说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当他们重新集合时，基什恰克说，葛莱米克想要说一个程序问题。葛莱米克说，如果他们按照字母顺序的话，轮到他发言了，但他邀请米奥多维奇先生在他之前发言。米奥多维奇接受了，圆桌谈判继续下去到结束。[15]

机智和幽默，据一些谈判参与者说，是寻求妥协过程的重要因素。有时侯，中断是因为争论太激烈了，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离开这个领域而采用另外一个视角”是拉科夫斯基偏好的战略。作为心理学教授，政治改革谈判桌的主席，经常选择“处理论点的理性部分而忽略它的情绪性的隐含意味。” [16]

许多马格达莱卡会议的参与者强调作为谈判者和协调者的基什恰克将军的个人技巧。他直觉地知道何时停止讨论，宣布休息，回到一个主题，或者给所有人思考的时间，而不污辱或谴责任何人。

所有这些因素对于达成协议、形成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都是重要的。事实上，大部分在圆桌谈判中提出的议题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妥协而结束。然而，妥协对团结工会来说有一些明确的界限。就马佐维耶茨基而言，不能妥协的事情是：团结工会的合法化；没有秘密交易，即谈判必须敞开由社会评论；协议里要清楚地声明，这个政治协议只限于这一次选举；依法赔偿戒严期间造成的伤害。[17] 在政府这边，除了保存共产党影响力外，没有类似的、精确的妥协限度。

这一差异对整个谈判进程看起来是有意义的。团结工会想要改变既存的制度，向前或推动对手向前。它坚持对大幅改革现体制是重要的一些谈判细节。[18] 其他一些细节仅作为讨价还价的因素是重要的。

政府这边不是这样的。它是防御性的，后撤性的。政府的谈判者不知道在他们后面的墙有多远；因此每一个让步都是太多了，每一个细节可能被证实是至关重要的：越来越如此是因为大量公开争议的细节直接与统治官僚体系中具体个人的可见利益相关联。任何妥协，就它的本意来说，都限制了权力、特权以及根深蒂固的共产主义当权派的地位。

结果

达成协议的解决方案

谈判的最终成果远远超出了团结工会最初的意图和期望。在开始时，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期望付出代价：给这个体制合法性以换取团结工会的合法化。在结束之时，团结工会获得了合法性，附加了一个制度上的改变，那个改变达到了权力分享，为权力的转移铺平了道路。[19]      

团结工会被一个法令合法化了，没有附加任何前提条件或约束。类似的，个体农民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 of Individual Farmer），独立学生协会（Independent Student’Association）也合法化了。其他在戒严法下被取缔的社团也重新建立起来。

达成的政治协议规定国会选举在1989年6月举行。议员席位的分配也设定好了：60%分配给三个政党的联合（波兰统一工人党、农民联合协会和民主党）；5%分配给三个小的亲共产主义的基督教运动（一共65%给前当权派）；35%分配给“不属于这6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候选人。”65%联合体中的45个代表从所谓的全国名单中由无竞争性投票选举产生（规定他们必须获得50%的选票）。

参议院诞生了，由100个自由选举出来的参议员构成。参议院被赋予立法动议权，它有权“控制国家行为”，尤其在社会、经济政策以及法律领域。参议院有对下院（Sejm）立法的否决权。参议院核准下院选择的一位公民权利督察员（Ombudsman）和一位高级监督院主席。

总统职位设立了，被授予强行政权和重要的控制国会的权力。首位总统任期6年，由全国代表会议（下院和参议院集合到一起）绝对多数选举产生。总统依职权也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军队总司令。总统被授权在国际关系中代表波兰，并有权要求下院通过一个由总统提名的总理，或者撤换一个在职的总理。

总统召集国会选举，并被授予和参议院同样的否决权（总统的否决也能被下院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重要的总统法令需要总理的连署，但不包括那些涉及保留给行政的事务的法令，即外交政策、国防和国家安全。
在下列情况下，总统有权解散国会：（1）当它不能够在3个月期限内组成一个政府，（2）它不能通过预算，（3）它侵犯上面提及的三个总统的专属权力。在解散国会之后，总统必须召开新的选举。

总统也有权宣布 长至三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它仅能延长一个额外的三个月，但必须经过下院和参议院的同意。在紧急状态期间，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也不能修改宪法和选举法。

为了评估协议的实施和协调未来的冲突，一个协议委员会创建了，委员会成员包括圆桌谈判的成员以及“其他相关团体”的代表。

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解决方案达成了协议，尤其在农业、教育、环境、健康保障以及住房领域。审查制度终结了，出版自由显著扩大，《团结周刊》（Solidarity Weekly）重新出版，一份日报《选举新闻报》被交给了反对派。司法独立原则和一部有关结社的新法律获得同意。

协议内容所要求的立法改革和宪法修正案在1989年4月7日——在圆桌谈判最后一次会议的两天后，在下院通过。

最重要的成果，对团结工会而言，与协议的保障措施有关。协议委员会是一个保障，它基于一致同意的原则而工作的。反对派在下院和参议院对立法进程的控制是另一个保障。最后，在一些副谈判桌，实质性的保障措施被接受了。例如，环境组提议，波兰应该和外国债权人谈判让部分国家外债能够被指定用于波兰的环境保护。为确保这些资源的恰当利用，谈判者们决定所有从国外为此目标获得的资金不应该转移到国家财政部而应该转到私人基金。

总的来说，团结工会的谈判者特别强调保障措施安排的必要，因为，正如斯特凡·布拉特可夫斯基所说，“巨大变革的宣言本身并不会诱发热情，伙伴们已经被欺骗过如此多次，以至于对于社会来说，只有变成事实才算数。” [20]

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

足够意外的是，圆桌谈判在看起来最没有问题的领域——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值得记住的是，经济问题是1988年葛莱米克代表团结工会最初提出的反危机协定的中心问题。然而，圆桌谈判关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成果却非常少。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谈判桌，触动的是最可见的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以及经济官僚利益。对这些利益，政府没有妥协。结果是，一个关于市场经济愿景的温和声明，对于政府而言也是不能接受的。

在其他一些谈判桌，情况也如此。谈判结果表明，不可能允许自由工会进入国防部和内务部，也不能进入国家办公室和法院。团结工会也不能废止在健康保健领域的中层机构和矿业领域的垄断。不能打破党的出版机构对波兰90%的报纸和杂志的垄断。电台和电视国家委员会对广播媒体的垄断也受到的党的保护。

在法律改革、对内务部和检察官办公室的监督方面，只达成了很少的协议。在青年问题上的谈判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青年组织的多元化上没有任何协议。团结工会提出的一个有关公共集会的新法律草案被政府拒绝了。在戒严法下被解散的社团的财产也没有归还给重新合法化的社团。最后，政府拒绝了重新创建地方自治政府的要求，拒绝了让地方行政从属于新选举出来的自治机构的要求。

虽然团结工会的谈判者们在所有这些点上艰苦地奋争，但他们没有坚持每一个要求。依布扎克的说法，他们把谈判和寻求协议视为“仅仅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开端，在那个过程中，一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后来变成了可能。政治改革谈判的过程给了我们理由相信我们正非常接近一条界线，也就是仅仅改进现存体制与真正改革之间的界线，如果我们跨过那条界线，真正的改革就会雪崩一般地到来。” 圆桌谈判的最终协议创造了在未来跨过这条线的可能性。

然而，在1989年4月5日，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条线在圆桌谈判结束以后几乎立即就被跨过了。[21]

总结

我这个研究的结论是简单的，虽然让人惊奇。

1. 圆桌谈判的发生只是因为党和团结工会的领导层由1980-81年直接对抗的差不多同一批人构成。双方都从他们不同的经历中认识到，谈判达成妥协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2. 在圆桌谈判期间，一个关键的改变发生了，这个改变使得共产体制的和平转型成为可能。这个改变是党政内部日益增长的分裂：顶层党政谈判者为一边，除他们之外其他人以及权贵阶层为另外一方。谈判的逻辑要求党的领导者们不断推进。他们不得不接受更多的不合正统的妥协和解决方案。官僚们没有给他们支持，相反，拖他们的后腿，指责他们，在谈判期间公开削弱他们的地位。结果是，领导层把权贵阶层晾到一边。这个分裂在整个谈判期间逐渐扩大。在圆桌谈判结束之时，顶层党的谈判者把这些官僚视为“他们”，把参与谈判的对手视为“我们”。这个认知的变化，以及权贵阶层越来越孤立，有利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遵守契约，即使团结工会在1989年6月选举之后突破了这个契约之后，也是如此。
3. 整个过程例如，圆桌谈判和权力转移，其关键因素是圆桌谈判之前政府当权派对力量平衡的误判。如果政府此前意识到他们的社会支持是多么脆弱，它将永远不会同意一个谈判的解决方案，前面第2点所描述的进程将不会开始。

主要人物简介

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 Bujak）：协会和地方自治政府副谈判桌的主席；政治改革谈判桌、经济和社会政策谈判桌的参与者。技术专家。1980-81年，团结工会的顶层领导之一；马佐夫舍地区（Mazowsze）团结工会主席。在戒严令颁布之后，转入地下。1989-90年，斯特凡·巴特利基金会理事会（the Board of the Stefan Batory Foundation）主席。1990，拉切·奥比瓦特尔斯基-阿卡 民主党（the Ruch Obywatelski-Akcja Demokratyczna Party, ROAD）的联合创始人。1992年起，一个起源于团结工会的社会民主党，劳工联盟（the Labour Union）的主要领导之一。

卡齐米日·斯普雷尼亚克(Kazimierz cypryniak)：政治局委员，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修正委员会主席。政治改革谈判桌的主要谈判者之一。

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law Geremek）：政治改革谈判桌的联合主席。中世纪历史学教授。1980-81年，团结工会顶层顾问之一。在戒严期间被拘禁和逮捕。下院代表。从1989年9月到1990年11月，公民议会核心会议（Citizen’Parliamentary Caucus）的主席。1989-91年，下院宪政委员会主席。

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在1981年引入戒严。1981-90年，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1981-84年，波兰总理。同意圆桌谈判，虽然他没有参与谈判但批准了关键的决定。自1989年到7月到1990年12月，波兰总统。

亚罗斯洛·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政治改革谈判桌"立法和司法改革谈判桌的参与者。律师。1982-89，波兰赫尔辛基委员会成员。团结工会执行委员会成员。1989-91年，参议员。1991-93，下院代表。自1990年，中央联盟（the Center Alliance），目前议会外的一个右翼党的主席。

切斯瓦夫·基什恰克（Czeslaw Kiszczak）：圆桌谈判的联合主席。圆桌谈判想法的共同提出者，首席政府谈判者。将军。1981-90，内政部长。部长会议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纪律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

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政治改革桌、选举法律副工作组的谈判者。历史学家，作家。1960年，共产波兰的首批异议着之一。1976年工人保卫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1980-81年团结工会的顶层顾问。在戒严法下被逮捕。1989年被选为下院代表。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和汉娜·撒切卡（Hanna Suchocka）政府的劳工部长。1995年，被自由联盟提名为候选人参与1995年的总统选举。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工会多元主义谈判桌的联合主席。最后一届共产政府的部长，部长会议社会和政治委员会主席。自1990年1月，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自1993年，国民大会宪政委员会主席。

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go工会多元主义谈判桌的联合主席。记者，天主教月刊《Wiez》的编辑。1980-81，团结工会顶层顾问之一。在戒严法下被拘禁。自1989年8月到1990年12月，波兰首位后共产政府的总理。在1990竞选总统失败后，成为一个新成立的政党民主联盟主席至1995年4月，此后是自由联盟（融合了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的主席。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政治改革谈判桌和媒体副谈判桌的谈判者。历史学家，作家。1960年代，共产波兰的首批异议着之一。1976年工人保卫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1980-81年团结工会的顶层顾问。在戒严法下被逮捕。1989年被选为下院代表。自1989年4月后，选举新闻报的总编。

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Alfred Miodowicz）：劳工联盟（OPZZ）的主席。下院代表。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

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党的改革派；没有参与圆桌谈判。1980-81年，副总理，负责与团结工会联系。自1988年9月至1989年8月，波兰最后一届共产政府的总理，政治局委员。1989年8月-1990年2月，最后一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总书记。

亚努兹·拉科夫斯基（Janusz Reykowski）：政治改革谈判桌的联合主席。心理学教授。自1988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

伊雷纽什·赛酷拉（Ireneusz Sekula）：经济和社会政策谈判桌的谈判者。政治学博士。拉科夫斯基政府的副总理。部长会议经济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作为海关办公室主任重返公共服务。

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圆桌谈判的联合主席。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电工。自1980，团结工会主席。在戒严法下被拘禁。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1990年12月，被选为波兰总统。

亨瑞克·武耶茨（Henryk Wujec）：工会多元主义谈判桌的谈判者。负责挑选团结工会的专家加入谈判团队。物理学家。1970年代，工人保卫委员会成员。马佐夫舍地区（Mazowsze）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戒严法下多次被拘禁和逮捕。自1988年11月-1990年4月，公民委员会的秘书长。自1989年，下院代表。

注释

 
我想表达对迈克尔∙瓦孔（Michael Vachon）的感激，他是1990-91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的研究生。他帮助编辑了这篇论文的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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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莱米克，引自Smolenski，Szemrmierze Okraglelo Stolu，33。

[2] 1990年8月，卡钦斯基说，葛莱米克和米奇尼克（那时他的主要反对者）拒绝了圆桌谈判的概念，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知识界的团队不可能赢得选举；据卡钦斯基说，他们更倾向于更慢一点的转型——首先和共产党分享权力，然后在为他们确保这个分权。

[3] 这些谈判由Gebert报道（Mebel）。除非有特别指出，这节的所有引言都翻译自他的书。

[4] 在对他的访谈中，葛莱米克强调，从一开始，反对派就试图把圆桌变成方桌，明确的说，只有界限分明的两方参与谈判，即政府一方和社会一方（由团结工会代表）。因这相同的理由，葛莱米克和其他谈判者持续反对政府的在圆桌谈判之后建立一个监督协议实施的国民和解委员会的方案。相反，他们偏向于建立一个由界限分明、相互对立的两方组成的委员会。

[5] 关于刑法典的两个条款争议尤其激烈，那两个条款允许把“意图引起公众骚乱”（第282A条）和“公开污辱、嘲弄或诋毁波兰国家、体制或它的中央办公室”（第270条）的人最高判刑三年。因而，一个异议者可能基于法庭对他的意图的解释而被判刑，即使他没有实际上引起公众骚乱。对国家官员的正常批评也可能被惩罚。团结工会要求这些条款被废止。政府坚持不废止。事实上，这些条款的起草者也在政府谈判团队之中，这对条款的废止并没有什么帮助。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妥协。

[6] 在1990年8月，卡钦斯基暗示，葛莱米克因为担心若举行完全自由的选举，公民委员会的知识分子将丢掉选举而有意在苏联的干涉问题上撒谎。然而，在对卡钦斯基的整个访谈中，我不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把这些圆桌谈判中的事件视为他和葛莱米克团队的公开分歧。

[7] 葛莱米克，引自Gebert，Mebel，91.

[8] 斯普雷尼亚克，引自ibid，95.

[9] 一个政府的谈判者卡罗尔·新恩泽尔洛兹（Karol Szyndzielorz），曾说：“此时国会就权利争议起来，它感觉自己的权利和职能被剥夺了。因此，我们改革波兰人民共和国重要法律的意图被抵制了，因为这些代表被冒犯的情绪。”（ibid，97）.

[10] 1990年9月， 布拉特可夫斯基在一次私下访谈中给了我这些细节。

[11] 斯特尔马车夫斯基，引自Smolenski，Szemrmierze Okraglelo Stolu，43。

[12] 在1989，这些谈判的外部观察者几乎没有察觉到到朝向妥协的趋势。大部分媒体和记者招待会上的公开声明强调了冲突和分歧。这些扭曲是有意为之的。首先，激进的声明不得不确保双方的合法性。其次，据布扎克说，“关注这些谈判和公开声明的媒体本身是讨价还价的重要因素。”

[13] 拉科夫斯基，“大规模政治冲突的解决”（Resolving of the Large-Scale Political Conflict）。

[14] 诺维茨基（Nowicki），引自 Gebert，Mebel，55。

[15] 这个故事是基于克瓦希涅夫斯基和布扎克分别给我的信息而重建的。

[16] 拉科夫斯基，《大规模政治冲突的解决》（Resolving of the Large-Scale Political Conflict，19-20.）。

[17] Smolenski，Szemrmierze Okraglelo Stolu，15-16。

[18] 这个观点看，在下议院压倒参议院否决权的多数票是65%（党如此建议），还是三分之二，即67%（这将给团结工会否决权），是很重要的。然而，就拉科夫斯基而言，这个争论是“对一个无意义细节”的争论。

[19] 这篇文章所有访谈的团结工会的谈判者都同意，反对派在圆桌谈判上收获了比预期更多的东西。对反对派来说，最没有预期到的结果是参议院的自由选举以及允许出版一份独立的日报。

[20] 布拉特可夫斯基，引自Smolenski，Szemrmierze Okraglelo Stolu，154。对所有谈判者来说，保障措施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议题。团结工会住房组的一个联合主席，顶级经济谈判者之一的亚历山大·帕钦斯基说：“在经济谈判桌，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这些协议如何得到制度性的保证。政府强烈反对这个，因为这些协议对他们来说是最危险的。我想，如果没有保障措施，他们将准备签署任何协议，至少在经济议题上，以往一直是这样的。”（136）

[21] 所知唯一的例外是亚当·米奇尼克。然而，除了最亲密的朋友外，他也不敢对任何人说他确信共产政权将很快在波兰结束。

文章来源：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