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蔡英文政府在2018年正式成立了“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作为官方机制下的独立机关，开启台湾“转型正义”工程，工作包含赔偿过去威权时代的后害者及家属、恢复名誉、调查厘清历史真相，并追究加害者责任等庞大工作。
但也因为台湾社会对于过去历史、不同世代及族群的记忆及认知歧异颇深，推动“转型正义”的过程，譬如披露线民身份、公开档案乃至于移除蒋介石铜像的计划，都有很多争议及激烈的辩论。
研究国际“转型正义”议题多年的台湾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怡俐对BBC中文解释说，台湾官方开启“转型正义”的工作，除来自内部民主转型的动力外，近年来也深受“转型正义”全球化浪潮与论述与衔接国际人权法规范与标准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李怡俐强调，由于台湾是多元族群结构所组成的民主社会，不同的族群以及世代间对过去的历史真相有不同甚至是分裂的诠释与理解，因此“转型正义”的工程，在台湾需要很多及很长的社会对话。
“转型正义”在台湾
“当时我只有廿初头岁，不知何时被情治人员盯上了，后来被找约谈，告知我和政治叛乱犯交往会有麻烦......在其胁吓下，我同意其要求，当时的想法只是希望大家都平安”。这是今年10月，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国书在脸书的自白。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举行的仪式上发表讲话，赦免台湾“白色恐怖”清洗中的约1270人（2018年10月5日资料照片）。
黄国书在压力下公开承认自己30多年前在就读大学时，曾受“威吓”担任当时威权时代下的政府“线民”，提供有关学生运动的情资给情治机关。
此事震撼台湾政坛。特别是在民进党内，包含该党前主席施明德在内的许多前现任党员，开始公开点名过去从事反对运动的同志曾是国民党“线民”，卖友求荣。但也有该党大老柯建铭为黄国书辩护，称“不必不成比例地放大，更不应以异样眼光看待”。
台湾“转型正义”所牵涉的种种挑战，包含“线民”档案的真实性、台湾各界对于过往威权历史的不同看法、是否要移除公共场合中的蒋介石铜像等等，正在台湾社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负责处理这些“转型正义”工作的台湾官方机制“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促转会”），受到的挑战越来越多。
“促转会”代主委叶虹灵告诉BBC中文称，台湾政府太晚开始启动“转型正义”工作，因此许多当事人，不管是受害者或压迫体制方有许多人都已过世。她说：“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有限，不太容易同理议题。”
“政治线民”争议
根据“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委员会”解释，所谓“转型正义”是指“一个社会在民主转型之后，对过去威权独裁体制的政治压迫、以及因压迫而导致的社会（政治的、族群的、或种族的）分裂，所做的善后工作。”
而在蒋介石及蒋经国统治下，台湾经历38年“戒严”，在草木皆兵，国共互相渗透的“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的“转型正义”工作才刚起步。
李怡俐向BBC解释说，从国际视野来看，“转型正义”的工作深受联合国的重视。2004年后，联合国相关人权机构陆续公布许多报告与人权指标，回应日趋全球化的“转型正义”现象。相关报告的标准并指出，“转型正义”有四大核心要素，分别是“责任追诉”，“真相调查”，“赔偿受害者”与“制度改革”，制度改革包含基本的宪政改革与细微的教育改革等面向。
以黄国书案为例子，他在自我揭露自己曾为线民后，虽然再次向台湾社会道歉，并以街道上的“监视器”（CCTV）比喻自己当年因为被情治单位威吓身家安全，而成为线民，陷入“无间道”的处境，祈求社会宽恕，但此事持续引起台湾社会激辩。
譬如，当年因为从事反对运动，曾经入狱的台湾前立委陈婉真便抨击黄国书等过去担任线民的人士。她说：“走过‘白色恐怖’的人是不屑与之为伍的，因为我们目击多少人由于抓耙仔（台湾用语，意指称告密者）的告密行为而被抓被关，甚至因而失去生命。”
李怡俐则解释，在进入揭露“加害者”（譬如线民）或向其加害方求偿的“深水区”后，因为对台湾历史的不同诠释及歧见就会涌现出来，黄国书线民案，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事实上，根据“促转会”今年委托台湾大学的调查报告统计，1980年代，台湾情治机关调查局利用线民对特定个人与群体进行监控，线民人数达3万人，其中约有40%平均分布各行政村里，另外60%则要“平均分布于社会结构各层面，特别是大学校园，教会（台湾亲民主派的长老教会）以及其他组织”。
台湾80年代学运“野百合运动”总指挥、现任民进党立委范云也说，“促转会”翻阅情治单位当年的报告后，她发现自己是1986年后唯一被“专案”组监控长达9年的学生，共有超过千件档案，并遭7至8位学生在她周遭监控。
台湾大学报告称，威权时期台湾政府虽然试图在校园与教会建立严密监控网络，其搜集的情资却高度受限于线民的个人能力及组织位置，故而无法成为权威滴水不漏的监控者，“亦难有效吓阻众多大专学生、教会人士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
该报告强调，当年多数受访者意识到社会监控的必然存在，研究建议台湾政府在推动“转型正义”工作时，避免以“加害者vs被害者”的对立来看待1980年代台湾的民主转型历史，“应注意脉络的复杂性，并应审慎讨论公开监控档案的相关配套措施”。
事实上，这些当年"线民"的行迹被披露，大部分是来自“促转会”公开邀请当年被“监控者”也是受害者翻阅个人监控档案后发生。李怡俐据此向BBC分析说，邀请“受监控者”阅览过去所授监控档案一事，相关作法有值得商榷之处。
她认为，“促转会”在开放档案前，应订定相关准则。过去党国体制下的档案可能存有虚假或错误的问题。政治档案的完整性与真实性，需要透过历史专业知识加以比对与确认。在没有相关法制程序，欠缺系统性规划与严谨历史比对与分析的情况下，贸然地开放档案，可能对日后政治道德或法律责任的确立带来困难，也容易制造无端指控他人的“猎巫”行为与风气，加深本已存在的社会纷扰与对立。
“促转会”便曾经提醒那些受邀阅读自己监控报告的人士，强调监控记录，有可能是线民为了邀功或保护自己加油添醋或修改，也有记忆错误的可能性，很难是完全正确。
至于台湾情报机关现在是否还布建“政治线民”，台湾国安局局长陈明通在台湾立法院予以否认，但他说若“涉及境外敌对势力”在台湾的控制或渗透，当局“一定查”。
移除“蒋介石铜像”的争议
不过，根据“促转会”工作，除了推动开放政治档案，“促转会”还有许多工作：包含清除威权象征（譬如独裁者铜像）、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以及“不当党产”之处理及其他“转型正义”事项等问题。
一名游客在台湾北部桃园慈湖公园，也就是蒋介石陵寝所在地的蒋介石雕像前拍照（资料照片）。
此外，“促转会”除了公布“线民档案”之外，在许多工作上也面临挑战。譬如，“促转会”近日提出建议，将台湾台北“中正纪念堂”以及许多公众场合的蒋介石铜像移除，视为“转型正义”工作中移除“威权象征”的工作。
“促转会”代主委叶虹灵说，“促转会”已研议将“威权象征”处置方式“法制化”，也就是订定相关管理与追踪机制，进行多元处置，譬如该会与台湾桃园市政府协商后，后者同意在慈湖公园，也就是蒋介石陵寝所在地释出100个空间，让台湾有意处理蒋介石铜像的公家机关可以集中送往摆放。
但有关移除铜像的研议，引起国民党人士及支持者抨击为“去中华民国化”，或有舆论称是制造仇恨。国民党立委叶毓兰说，台湾很多人将“先总统蒋公”视为“如君如父”，她因此请“促转会”针对蒋介石铜像要“多元处置”，不要随便移除。
台湾政论家蔡诗萍则投书台湾媒体爱传媒说，蒋介石的功过必然争议不断，但蒋介石“反共”的角色，对于台湾军方有重要象征意义，他批评“促转会”若持续“去蒋化”会打击台湾军心。他说：“蒋介石全力反共，守住台湾不被中国统一的坚持，如今看来不也是台湾与中国分庭抗礼的一页历史典范吗？”
台湾前国防部长、现任台湾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退辅会）主委冯世宽今年三月在台湾立法院说，他不去辩驳相关议题，但他说“铜像在那边不会讲话、不会走路，也没有人膜拜......拿走（铜像）台湾历史就少了一段”。他认为该让世界看到台湾人包容历史，“至于功过，后人自有评断”。
不过，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黄长玲则在台湾国史馆的一场演讲指出，欧洲转型正义移除铜像的作法也引来不同国家内部的争议，应能让台湾借鉴。
当年的戒严令让台湾38年来处于军事紧急状态中。图为戒严时期的台湾与蒋介石宣传照。
黄长玲以西班牙为例说，该国在民主化后30年后，仍不处理威权象征，全国不满前独裁者佛朗哥（General Francisco Franco）的铜像跟以其命名的纪念街道，情况直到2007年，西班牙国会才通过法案，决计彻底移除这些铜像及以将以佛朗哥为名的街道改名。
黄长玲还表示，以东欧国家乌克兰为例，列宁从未统治过乌克兰，但其铜像对乌克兰人是象征前苏联对该国之压迫，因此在2014年开始针对列宁铜像抗争，在2015该国立法全面清除铜像，在于公共空间不可以有列宁铜像，但不干涉人民对列宁的纪念活动或收藏。
目前台湾“促转会”也在研议将公共空间的蒋介石铜像移除，但不干涉民众的政治活动。
“转型正义”的挑战及争议
回顾台湾2018年官方成立“促转会”便是希望从事追查真相，修补社会裂痕的工作。
李怡俐说，因协商式民主转型的路径，在民主转型之初，台湾是先处理争议较小的“受害者赔偿”议题。但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推进，在民进党于2016年获得总统大选与国会多数席次后，官方“转型正义”的机制趋向多元化，同时力道也加深，例如在政治档案的收集处理以及探讨加害者区辨与责任划分等问题。
台湾的中正纪念堂，至今依旧是统独两派的政治角力战场
截至目前为止，“促转会”称已经撤销在台湾38年戒严时期的“不法判决”约6000多件，并由台湾总统蔡英文向当事人及家属代表政府致歉。
但是，“促转会”也在台湾蓝绿政治对立仍深的情况下，在推动许多工作下遭遇挑战或批评。
2018年，时任“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在被披露的内部会谈中，指出“促转会”就是“东厂”，引起轩然大波。之后，有社会舆论持续抨击“促转会”已经成为政府“打压政敌、整肃异己的工具”。
但也有1980年代台湾反对运动大佬、前政治犯陈婉真在台湾媒体"优传媒"撰文抨击“促转会”的脚步太慢，“拖拖拉拉”。陈婉真指出，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规定所有曾经的‘加害者’一律不得担任公职，也不得参与选举。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取法的措施，政府更应加快脚步，尽速推动，否则像现在这样拖拖拉拉，才是对社会的二度撕裂。”
这些不同意见都显示出“促转会”面对台湾不同社会意见遇到的困难重重。
李怡俐强调，“转型正义”涉及到法律，还有政治道德以及历史辩论等的复杂问题。“促转会”与社会各界，特别是与相关公民团体的沟通仍显不足。
“促转会”代表叶虹灵则说，这几年来，台湾年轻一代可能较没有族群或意识形态包袱，所以开始有了各种投入，包括历史挖掘、艺术创作等，都有很精彩的表现，这也是“转型正义”与社会对话重要的工作之一。
针对国民党指责“促转会”是“仇恨会”的批评，叶虹灵向BBC解释说，“转型正义”的重点是国家反省自己犯下的错误，不是仇恨。她补充说：“国民党作为当年党国体制的主导者与继承者，我们还是期待该党能够恳切面对历史，可以从如配合档案的征集做起，让这些资料成为全民共享资源。”
李怡俐则强调，“转型正义”是让走过威权时代统治的社会及人民，建立更健全宪政制度与民主文化的重要工程，“这些都不能光靠促转会一个机构去做，倘若如此，反而有可能让促转会的言论形成另一种霸权，压缩台湾社会的对话空间与改革能量”。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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