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来推动一连串所谓的“经济改革”。有报导称，中国的社会不流动加大了贫富差距，是习近平大举推行“经改”的动因。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实际作法与促进社会流动恰恰相反，整个政策设计是以政治上的领导人无法流动、稳固个人领导地位为核心，政策思路是以防止民众威胁政权为优先，反而让社会流动失去弹性。中国唯有政治转型，才可能迅速且扩大社会阶级的流动。
华尔街日报11月15日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去年共同发表的一篇“中国代际所得持续升高”（Risin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in China）论文，该篇论文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的数据来估算代际收入弹性指数。（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IGE） ，结果发现，随着时间推移，1980年代自中国社会底层家庭出生的孩子（IGE为0.442)，比1970年代出生的孩子（IGE为0.390），逐步升迁的可能性更小了，论文作者称之为“代际贫困陷阱日益加剧”。
所谓的代际贫困，如果按中国人的白话解释，就是“拼爹指数”越高，也就是指用来表明父母和子女收入关联性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IGE)越高。如果该系数为0，说明两代人的收入流动性大，个人收入多寡完全取决于子女自身；反之若为1，则代表个人收入水平完全由父母家庭背景所决定。
中国发布的“考试蓝皮书：中国高考报告（2020）”曾提及，中国代际流动的弹性系数值约为0.34，代表代际收入流动性不强，社会存在一定的阶层固化现象，而教育是提高代际流动性的最核心因素。
户籍与领导人不流动具中国特色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社会不流动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经济停滞，一个是教育体制不公。经济层面的不流动，使得工人阶级没有办法向上创业成为企业家、资本家。教育不流动，则使贫穷人家的小孩没有办法向上流动进入大学就读，进而晋升成为中产阶级。
林宗弘补充说：“但是中国的社会流动还涉及到另外一个特殊的层面，就是户籍不流动，就是农村人口不能够进到大城市（设籍），导致他们在空间上城乡区隔，不容易进到城市去分享经济成长的成果，或者是进到城市里的好学校。然后透过那些好学校的升学率高，得以进到好的大学，所以基本上就是这3条路径的堵塞，导致（中国）社会不流动。”
林宗弘表示，中国社会不流动还有另一项具 “中国特色”的因素，就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不流动，使得政治人物必须要顺服习近平，这也导致中共整个政治体制变得越来越僵化。
中国随着社会流动性下降，贫富差距也跟着升高。根据瑞士信贷集团“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的贫富差距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冲击而变得扩大。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从29.0%上升至30.6%。2019年中国人均财富中位数仅为平均数的35.8%，显示财富分化程度显著高于收入分化。
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使得中国年轻人对未来感到悲观。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11月14日引述西南财经大学调查显示，预期明年经济会好转的比例由第2季的37.5%降至28%，而且有高达79%的年轻人明确表示没有意愿生小孩。
从广东深圳大学毕业的范奇（化名），今年29岁，在深圳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工作。他告诉美国之音，他的月薪是一个月1万2000人民币，他跟太太两人在外租屋，一房一厅的价格是2500元。他们现在还不敢生小孩，希望多存点钱后再考虑养育子女的问题。
他说，虽然身边有不少人已经有房有车，但如果这样就叫做中产阶级，可能标准太低了，因为这群原本看似比较优越的群体，但现实上是他们要养4个老人（双方父母）、孩子、还要扛房贷，生活颇为辛苦，并不宽裕。
依据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布的“全球社会流动性指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82个国家中排名第45，前10名多为欧洲国家，后10名多位在非洲地区。该报告还显示，贫困家庭如果想要提升经济到中等水平，在中国需要花上7代人的时间才能达到。
演变成阶级冲突
分析人士说，如果贫富差距大，社会又不流动，会让人们觉得世世代代都没有翻身的机会，就可能演变成阶级冲突。
近来有报导称，习近平推动的诸多政策，包括农村脱贫攻坚战、对科技巨头的整顿、积极干预房地产市场和对补教业的整顿，似乎表明习在担忧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扩大，而这可能威胁到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但是，社会不流动这项改革动因，似乎陷入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境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虽然中国社会不流动加剧了贫富不均是事实，但习近平近来一连串的举措，跟想要促进社会流动的做法恰好相反，主要还是在于稳固个人领导地位，甚至不惜让社会不流动。
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说，实际观察习近平所作所为就会发现，如果真的想要促进社会流动，首先就应鼓励中小企业，让更多的工人进场去创业变成资本家，但习的做法却是相反，他打击资本家阶级，甚至连一般民众的地摊经济也同样要打击。这个结果只会让中国经济更萧条，使得创业型的经济流动变得更困难。
虽然中国推动经济动能成长并非毫无作为，例如北京上个月才举行“2021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然而，分析人士说，该项政策的目的是希望把人留在农村，鼓励农村在地创业，不希望这些人口进入都市，一是为了减少排碳，跟资源限制分配有关，二是害怕农村人口进到城市里面会集结起来抗争。因此，中共透过政策把人尽量打散，不让他们集结，利用网路监控或是社会信用制度，又或利用防疫的名义来镇压和监控人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人没有办法集体行动。
人流分散避免集结
林宗弘说：“把人流越分散，他（习近平）越容易控制，所以其实他这整个政策都是要阻止民众威胁政权的这个思路为优先的，是以政治上无法流动为核心的一个设计，所以导致其他几条路径如果流动的话，短期内就会造成民众涌入城市，或是造成群众的聚集，会威胁到他的政权。”
一位因安全因素不愿具名的中国学者持相同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改革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邓小平主政时期到中共十八大之前。这个阶段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为了废除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系，打破城乡壁垒，大力发展经济，其目的是透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商品经济甚或市场经济的基本格局。以此让中国融入世界市场并打开国门对外开放，促进中国社会的整体繁荣。因此中国大规模的贫富差距就从这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出现。
另一个阶段是习近平主政之后。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国门并没有完全对世界关闭，中国对全球彼此的影响力都越来越大。此时，就中国主政者看来，威胁他政权延续的挑战其实主要来自于国内。也就是先前的改革过程诞生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民间资本依靠并借助国家权力的合作，获得经济利益，这必然会导致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公权力私有化的恶果，这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停止。在一般民众看来，政府成为为有钱人牟利的机器与工具，丧失了公信力。
这位学者说，因此，在习近平时代，透过反腐以及压制民间资本，扩大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试图在政府与民间资本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让政府变成所谓公平正义的化身。但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政权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民间社会对贪腐与贫富差距过大的情绪，这跟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
他说：“因为类似马云这样的科技巨头，本来就是民间人士奋斗致富的正面故事。这样的整顿，更多的是为了确立国营经济以及国家权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
不同层面看待中共改革
台湾“前哨预策”网站创办人、专栏作家范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于中共近来一连串的监管举措，认为各有不同目的。他分析，对蚂蚁金服、滴滴出行的整顿，代表习近平到现在还没有掌握中国的金融权力，权力依然在他政敌的手里，也就是江泽民家族、曾庆红家族、王岐山家族等等。所以习近平要透过金融整顿把这些权力抢回来，因此可以用政治斗争和金融的争夺权来解释。
至于对补教业痛下重手，则是因为一方面补教老师众多，在私下开班的时候，中央无法掌握老师对学生灌输了什么思想，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非常欠缺青年工，每年又有近千万的大学毕业生无法安置，且大学生又是“革命的种子”。因此为了控制大学毕业生数量，就从源头做起，让年轻人不必个个都去追求大学名校，而是要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初中、高中毕业就可以了，或者进职业学校，毕业后就可以去当工人，弥补青年劳力不足的问题。
政治转型最有效
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说，虽然社会不流动的情况存在在很多国家，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极权国家都会有，但只要有翻身的机会，其实贫富差距不是太大的问题。他说，民主国家可以透过选举，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政治的机会，统治者会轮替就是最直接的政治流动，也为社会流动开启一扇大门。但中国各个层面的不流动，将会使得阶层固化更为恶化。如果中国希望增加社会流动，虽然不排除专制政权也有可能采取开放户籍制度等片面改革等方式存在，但都不如政治转型来的迅速，社会阶级的流动范围也会来得更大。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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