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何与怀：“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一　那一夜，他的死讯引爆网络海啸

2020年2月6日晚9点30分，李文亮医生的心脏停止跳动。
那一夜，李文亮的死讯引爆网络海啸。截至2月7日凌晨四点，“李文亮医生去世”和“李文亮去世”这两个关键词高居微博话题榜前两名，总阅读量超过六亿次。整个神州大地，仿佛雷电交加，风雨如磐，天地间充满了绵延不绝的呜咽。人们发自心底的惋惜和哀痛之声在长空回荡：这个国家有愧于你，他们欠你何止一声道歉！李医生，一路走好！
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生死在如此特殊的境况下如此牵动亿万人的心。
这是中国民众为这位吹哨人接力举行的一场网络上空前规模的“国葬”！

二　他代全民族，吞下这份屈从耻辱

满屏是他目光温润英俊儒雅的遗照。
还有——那张按了红色手印的《训诫书》。
2019年12月30日17时48分许，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在一个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同学群中轻轻地发布一条信息，并交代不要传播：“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不料，四天后，他受到当局的警示和训诫。
武汉警方告诫他：
“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
李文亮“答”：能。
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你：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
李文亮“答”：明白。
李文亮写下，签字，按了手印。“能”、“明白”，这两个答应，以及血色的手印，此刻以万倍的力度，直击人们的心窝。卑微的李文亮，诚实，坦然，心里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但在强力面前，他又不得不顺从，认错。这份屈辱，他忍受了——他代全民族，吞下这份屈从，耻辱。
李文亮在派出所里签字并按了手指印的《训诫书》，一下子成了中文互联网世界转发量最大的其中一张的图片。这份《训诫书》，此刻显得如此的刺眼。它成了一个“符号”，成为人们直观表达态度的一个方式。借助这一“符号”，他们对长期以来舆论空间狭窄表达不满，对权力的无法无天表达不满。
四川时评人李承鹏所说，如果还有《史记》，关于庚子年纪事，司马迁只需要誊抄这份《训诫书》，即可。人们甚至恳请李文亮医生在天之灵，允许这份《训诫书》刻在墓碑上。其所问所答，就是李文亮医生永不褪色的墓志铭，让这份“耻辱”成为李医生永远的荣耀！作家李培禹为李文亮医生写了一首诗，代亿万中国民众作了这样的悼念：

你的死
打开了泪的闸门
不是我一个人在哭
本已疫痕累累的大国
悲恸已铺满了夜空
你是一个医生
救治患者后
还想保护一座城
你没有做到
也不可能做到
因为卑鄙
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你背负的训戒书
到死也没有取消
派出所也绝不道歉
罪恶就是这样横行

你的死
打开了怒的闸门
不是我一个人愤怒
忍耐太久的民众
发出为你国葬的吼声
你是为众人抱柴者
却冻毙在风雪中
你是报晓的雄鸡
却没能看到黎明
如果你同意
就把那谣言刻上你墓碑吧
因为高尚
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三　“被造谣”直到病逝：他曾尝试拯救地球

一次又一次，人们反复咀嚼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李文亮医生“被造谣”直到病逝的前前后后。
2019年12月30日17时48分许，李文亮在微信群发了那条“谣言”。
第二天，凌晨一点半，武汉卫健委连夜开会，李文亮被医院的领导叫过去询问情况。
2019年12月31日这天天亮上班后，李文亮又被医院监察科约谈，问他消息来源，问事情的经过，以及“是否认识到错误”。李医生原本以为在医院里被领导约谈，承认一下“错误”也就没事了。
但他没有想到，2020年新年第一天，武汉警方第一次通报了“八名造谣者”的消息。
更没想到的是，他还上了央视。2020年1月2日，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通报“八名散播谣言者被查处”。
更加让他想不到的是，2020年1月3日，他接到武汉市某分局某派出所电话，要求他去签《训诫书》。他从来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很担心。
李文亮向来小心怕事，“听话”，签了《训诫书》后，压力很大，也不敢和家里人说，保守着这个“秘密”，继续在医院工作。
1月8日，李文亮接诊了一位八十二岁的女性患者，病症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1月9日，此女性患者开始发烧，CT检查之后，李文亮高度怀疑她是病毒性肺炎。
1月10日，李文亮自己被感染了，开始出现轻微咳嗽症状。他开始佩戴N95口罩。第二天，开始出现发热症状。
1月12日，李文亮做了呼吸道病毒检查和CT检查，高度怀疑是新冠病毒肺炎，在武汉中心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监护室接受隔离治疗。
1月15日/16日：李文亮的父母，也相继出现症状并住院。
2月1日，李文亮在个人微博公布了确诊感染的消息，“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2月6日晚9点30分，李文亮医生的心脏停止跳动。他死于新冠病毒肺炎，死于担惊受怕的恐惧之中。
在重病中，李文亮医生接受过记者采访。记者告诉他：有人把你称为这次疫情大规模爆发前的“预警者”、“吹哨人”，你认为呢？李文亮说：“不敢当，我只是得知消息，提醒同学，当时没想那么多。”的确，他试图将工作中获知的危险告诉同学，却想不到“倒霉地”做出了一个“违法行为”。记者谈到关于他的公开资料较少时，他回复：“我是小医生，不是专家教授，没有什么履历。”虽然记者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官网找到一篇文章，发现“李文亮（眼科）”是文章列出的二十名获奖员工之一，但这算什么呢？他觉得自己是，事实上也是，一个普通的医生。
就是这位普通的医生，被问到康复后有什么计划时，回答是：“恢复以后还是要上一线，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逃兵！”一句“上一线”，“不当逃兵”，让我们看到一个医务工作者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精神委屈和病痛折磨之后，依然能够保持慷慨奔赴战场的精神。
李文亮医生当时身体状况似乎还不错。他说自己精神状态好了一些，可以断续打字。他比较乐观，“估计半个月应该可以大部分恢复。”
但是，让人非常惋惜的是，李文亮医生的“康复”没有发生。人们倒翻出他早在2012年12月21日的一条微博。他写道：“朋友们，从今天起你们也许就联系不到我了，因为我要去拯救地球了。”这倒一语成谶。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几个小时，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许多重要传媒发布讣闻，沉痛悼念他的去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向他应对肺炎疫情的所作所为致敬”，“谢谢他曾尝试拯救地球”。

四　他的墓志铭只需一句：他为苍生说过话

在我成为一粒尘埃之前，我又静静地怀想了一遍故乡的黑土白云。多想回到小时候啊，风是尽情飞舞的，雪是洁白无瑕的。
活着真好，可我死了。我再也无法抚摸亲人的脸庞，再也无法带孩子去看东湖春晓，再也无法陪父母去看武大樱花，再也无法把风筝放到白云深处。
我曾依稀梦见我尚未出世的孩子，他（她）一出生就眼含热泪，在人潮人海中把我寻找。对不起，孩子！我知道你只想要一个平凡父亲，而我却做了一个平民英雄。
天快亮了，我要走了，带着一张保证书，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行囊。
谢谢世间所有懂我怜我爱我的人，我知道你们都在黎明等候，等我越过山丘！可是，我太累了。
此生，我不想重于泰山，也不怕轻于鸿毛。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冰雪消融之后，众生依然热爱大地，依然相信祖国。
等到春雷滚滚，如果有人还想纪念我，请给我立一个小小的墓碑吧！不必伟岸，只须证明我曾来过这个世界，有名有姓，无知无畏。
那么，我的墓志铭只需一句：
他为苍生说过话。

这篇托李文亮之名的四百字的短文，2月7日下午就开始在中国网络上流传。文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让人异常心酸，悲痛。他才三十四岁，是父母的心头宝贝，是妻子和孩子赖以依赖的丈夫和父亲，是风华正茂的社会栋梁，但是就这般离去了——“带着一张保证书，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行囊。”
对，“他为苍生说过话”！他和他的医生同事们，以他们的专业判断，曾经提醒人们防范这场旷世瘟疫的传播。他们的提醒，本可以拯救许多许多的无辜生命和美满家庭，本可以为武汉，为中国，也为这个世界，起码可以大大降低这场灾难的危害。
亿万民众不禁要大声问一句：为什么没能够？！
人们说，遇到危险，鸟儿会突然振翅或发出尖锐的叫声，给同伴报警，喊众鸟一起飞；猴子会发出跟平时不一样的声音，喊同伴快跑。这是亿万年演化出来的动物的本能，是维持种群生存的重要天性之一。发出警报者往往未必是族群的首领，只是在特定的时刻特定的状况下刚好是它首先发现危险，警觉起来，发出警报，而响应者往往成群，几乎没有落单，且反应非常迅速。在动物中这应该是习惯，是常识吧：猴子发现危险，不会先逐级上报到猴王，不会来一番研究论证这次来的究竟是狮子、豹子还是老虎，是公还是母，我们要不要上树，要确定好了再下达逃跑命令，因为来不及。发警报的猴子就算哪次看错了，把山猫看成了豹子，也不会受罚，更不会发生一猴错报受罚万猴幸灾乐祸纷纷点赞的蠢事。但非常遗憾，有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如畜生。
李文亮医生离世之后，有人在街上写下这个标语：“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标语一下便在中国民众中广泛传颂。的确，李医生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寻常人。当他披露疫情的时候，没有一丝一毫向制度挑战的念头，只是想提请自己的同学们多加保重，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的对同类的温情爱护。但是，这却为这个制度所不容。李医生也并非像英雄般的勇敢，在压迫面前他十分怯弱。他在派出所承认自己“造谣”，对猖狂专横的专政人员的无理“训诫”温顺地表示“明白”，在社会舆论大声呼吁为他正名的时候，他躺在病榻上接受采访时还是心有余悸。但在亿万中国民众心里，李文亮医生也是烈士，也是英雄，一个平民英雄。他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挺身而出。他从普通的凡人成为英雄，只因他说了一句真话，因说了一句救人的真话却受到迫害，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
说真话如此困难，说真话的后果如此严重，亦让人深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

五　珍贵遗言：“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1月30日，李文亮医生生前接受《财新》杂志采访时，以亲身遭遇的痛切体会，醍醐灌顶地指出：“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的确，一个只容许一种声音的社会很不健康。
本来，中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规定人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执行得如何呢？众所周知，即使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这个国家宪法也保不了他的命，而他，令人非常遗憾，也只在危在旦夕时才想到宪法。毛泽东这个自称和尚打伞的人，更是认为“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就是说，一切以他发号施令为准。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就是皇法天条。
在中国现行制度下，保障言论自由谈何容易。据史载，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中共元老习仲勋，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他和中共另一位元老彭真进行过一次在中共党史上绝对称得上非常重要的“闲谈”。习仲勋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接话后，习仲勋又非常无奈地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习仲勋提出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当然，这个违背“定于一尊”的法律，恰恰是当今不可能制定出来的。这就是无解的“中国难题”！
从法理来说，言论自由不单指人人都有发表言论的权利，也包括一定程度传播错误言论不受追究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先生对此也清晰阐述过。道理很简单，因为除了神仙，无人能保证自已的言论一定正确。如果民众言论出现当局认为的“错误”就封杀，就作法律追究，那就必然出现万马齐暗的局面。如果一定要这样办，那也好，一视同仁，所有的言论，包括官方媒体的消息、各级领导的报告，包括中央领导的指示……凡是讲错话，凡是传播不实、错误言论都应追究。如果按此办理，别的不说，之前信誓旦旦说这次武汉肺炎“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算不算造谣？把疫情说成是西方生化战争，说是美国人投毒，算不算谣言？官方不断警告民众“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但问题是：哪一个是谣言？事实上，很多时候，官方所讲的是出于维护政权需要而蓄意作假造谣，而民间的所谓“谣言”，却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进而论之，即使都是不实之词，“官谣”比“民谣”，对国家对民族，何止危害千万倍！这既为带血的历史也为眼前惨烈的现实所证实。对某些掌权的人来说，追查所谓“谣言”，本质上是控制信息发布的权力，极端情况下，它甚至代表着撒谎权——是真相还是谣言并不重要，谁能说才重要。
人们说得好：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里，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六　“墨菲定律”：在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里人祸灾难一再重演

在只有一种声音、不健康的社会里，在“看齐”意识支配下，在凡事定于一尊的规定中，各级政府，各种机构，所有人员，只能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察言观色，尽量报喜不报忧。在这种状况下，最高决策便堪忧了。
回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所发生的事情，有论者谈及“墨菲定律”（Murphy’s Law）。所谓“墨菲定律”，是美国一位叫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的上尉工程师基于经验在1949年提出的数学推理。这个定律跟数学上的“大数定律”很相似，即如果采样量足够大的话，那么任何反常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它显示，在实践的长河里，任何一件事情，客观上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做法，存在着发生某种事故的可能性，而错误的做法总会有人选择，事故总会在某一时刻发生。也就是说，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其中一种方式虽然是错的，却总会有人就偏偏作出这种错误的选择。中共当局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些做法，正好验证了“墨菲定律”。例如，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时，在公开信息与封锁信息二者之间，中共当局选择了问罪“预警者”、“吹哨人”；隔离传染病患者、封锁疫区都宜早不宜迟，但中共当局要求“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让“人不传人”麻痹民众，丧失“可防可控”时机，疫情失控了便强力封城；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时，中共当局却选择了谴责他国，甚至助长“阴谋论”嫁祸于人以转移视线；还有，不是深刻检讨失职不是向这场惨烈人祸的亿万受害者作出交代，而是疫情尚在继续就忙不迭地自称英明正确开始筹办盛大庆功宴隆重推出《大国战疫》鼓动歌功颂德还要开展“感恩教育”……
客观地看，中共当局这些决策都很失算，很不可思议。历史上，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政权治下的大饥荒，同样是消灭真话真相的结果，是只有一种声音的结果。1958年，毛泽东无视经济客观规律，提出“全面大跃进”、“超英赶美”，中共各级官员纷纷表忠心，全国各地各界大放“卫星”，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此前的1957年，一百多万名受“阳谋”所骗的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底层；此后的1959年，数万名只因内疚讲了一点真话的中共官员则被作为彭德怀右倾集团成员或同情分子被打倒。正是在这样政治环境下，非常不幸，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世界史上非常罕见的最为惨烈的大饥荒。各地出现饿死人现象后，当局竟然不予采信或层层掩盖；后来，又把饥荒归咎于天气或归咎于苏修逼债。这场大饥荒如何发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现在中国和国际上已有不少调查研究。据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于2008年5月由香港天地出版的《墓碑》所述，死亡人数应不低于三千六百万人。他揭露历史真相，书名取为“墓碑”，意为他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也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如果他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个墓碑。
杨继绳这部百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和各级有关领导干部，参照了各种档案资料。在采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先生时，杨继绳获悉了一个令人异常震惊的历史镜头。周伯萍老人对作者说：1961年，他们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三位领导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到后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这才放心。这无疑是销毁滔天大罪证！
六十年代大饥荒本来应该是一个极其惨痛极其深刻的教训，但是毛泽东偏偏就不接受教训——他反而倒打一耙发动了更为离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本可能避免的人祸灾难一再重演，一再加剧。正如中国问题学者何清涟所指出，中国政治决策很不幸验证了“墨菲定律”，这一特性是因中国极权政治的三个垄断所造成——政治垄断造成问责机制缺位；经济垄断造成资源集中于政府手中，遇到大灾难时民间缺乏自助与互助机制；信息垄断剥夺公众知情权，错失防范机会。从毛泽东统治下的三年大饥荒到今天首先爆发于武汉的新冠肺炎危机，中共当局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七　中共独裁暴政绝不可能因为一场瘟疫就自行收敛

许多有识之士，连文革后复出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早已指出，中共当局的错误决策从根本上说毫无疑问当然是政治体制出了问题。这次，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死讯，立即引发中国民众及其知识分子如潮水般的愤怒，纷纷谴责中共政治体制的危害。

2020年2月7日，“清华大学部分校友”发出《告全国同胞书》。告同胞书指出，缺了真相，谎言流行，扼杀真相，就是杀人，八人被封口，九州全闭户，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为此，他们提出五大诉求，包括：坚决反对封群封号，确保言论自由；坚决反对倒退，坚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重启政治体制改革等。
2月8日，一份由人大校友鲁难、吴小军、秦渭、田仲勋；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独立学者笑蜀、郭飞雄；地質大學校友王西川等人牵头签署的《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开始在网上流传。公开信指出，吹哨人李文亮是言论自由被压制的牺牲者。中共当局压制言论和真相，致使新冠病毒得以肆虐。“这一切该结束了，没有言论自由便没有安全！”他们特别要求把2月6日定为国家“言论自由日”（“李文亮日”），要落实中国人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他们结社和通信自由等权利应该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和国家机器的侵害……
这些有识之士，忧国忧民，一番热血。但是，不出所料，他们勇敢提出诉求，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却正是抗拒改革的现行政治体制所不容的。那一段时间，受到打压甚至被抓捕者不少。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聘教师周佩仪，在微信朋友圈发表有关武汉肺炎冤死的言论，因学生揭发而被校方解聘；在除夕夜孤身入汉以公民记者身份报告疫情真相的律师陈秋实被强硬隔离，长期下落不明；敢于披露武汉肺炎死亡真相的武汉市民方斌被失踪；放弃央视主持职位到武汉实地报道疫情的李泽华被警察破门带走；在自己的祖国被迫逃亡的宪法学者许志永被警方在广东番禺抓捕……
非常讽刺也很荒唐的是，李文亮去世后一段时间，在中国网络上，“李文亮”三个字，竟也成了敏感词，含有这三个字的文章也要屏蔽；甚至顶级党媒新华社“半月谈”发表的评论《让人说真话，天塌不下来》，在微信群流传几小时后，就被封杀了；中共国歌歌词竟也被认为“含有激进时政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上线即遭删除。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微博打上宪法第一章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被检出“内容中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屏蔽……
笔者不禁回想到2008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一段短暂时间的社会思潮状况。当时，许多人在大难大悲中深深感触，都觉得这次地震至少已诱发了一场剧烈的精神地震，敦促人们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结构性弊端。有人建议：震后的四川，还须建造一座特殊的纪念碑，命其名为“永不”碑——永不忘记已经发生的这些悲剧；永不让这样的悲剧以后再发生。广州的《南方周末》编辑部，更是代亿万读者，直截了当表达一个愿景：“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他们不无信心地期望：“这是一个转型契机。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他们仰望星空，振臂高呼，热烈地喊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中国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但是，令人深感悲哀的是，这都是昙花一现。
正如全世界都看到，眼下在中共首领习总治下的中国走向，正好与2008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以及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牺牲后，中国民众的强烈诉求和美好愿景，背道而驰！
中共独裁体制暴政，绝不可能仅仅因为一场瘟疫因为死了许多人就自行有所收敛。相反，它控制社会、控制民众，更为变本加厉了。在今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高科技全天候监控形成常态，中国进入精致极权统治时代。中国民众，将不得不继续在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非健康的社会里，非正常活着，非正常死亡……他们唱了大半个世纪《义勇军进行曲》，今天更真切更悲壮地感受到它的确是完全体现国情的“国歌”：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

图片说明：

1 李文亮医生生前全家福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