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国共末日临近与重建中华文化身份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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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迎来了中国病毒全球大流行爆发以来的第二个岁末，这是一个令所有文化精英反思的时刻，在酝酿本篇评论的过程中，我在《新世纪新闻》网页上惊喜地读到了许倬云老先生的表白，「中华文化最让我伤心的地方」，极大地启发了我对当前中国文明危机与全球文明危机的思考。

许多文化精英都认识到，即使明年多数国家能走出中国病毒的阴影，也走不出美中对抗的巨大阴影。如果病毒新变种击败了习近平的清零策略，因而击中了中国群体免疫力过低这个软肋，就有可能导致中国危机全面爆发，后果难以想像。最不堪的可能性之一，当然就是美中因台湾问题而爆发大战，但这还不是唯一的不堪后果，因为中国发生内乱以至促发整个东南亚的难民危机，也可以仅仅因经济崩盘而被触发。

许多人都明白，任何一种不堪后果若发生，都意味著中共的末日，也意味著它的孪生兄弟国民党的末日。事实上，国民党最近在台湾公投遭遇惨败，已经预示了这一天不再遥远。那么，国共末日之临近，与许老对中华文化蜕变之哀叹又有何相干？我的逻辑是这样的：许老点破了这样一个难堪的史实，那就是中华文化身份的危机，并非源于西方文明的正面挑战。在他看来，至迟从大清「盛世」开始，中华文化就失去了其人文主义的灵魂。许老先生没有点破的是，大清虽是中华史上最后一个（胡人）「征服朝代」（conquest dynasty），却有效地建立了一种「双轨」统治，也就是胡人不仅享有高度制度化的特权，也汲取了此前征服朝代的教训，竭力保留自己文化身份的独立和高于汉人的政治地位。

虽然满人的「制度创新」最终难逃被汉人腐蚀和同化的厄运，但中华文化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就是汉人身份不再有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尊严，必然导致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灵魂被征服朝代下的名利追求掏空。在西方文明正面挑战大清帝国之前，汉人的文化精英始终无法挣脱这个致命的桎梏带来的无助困境。

洋人对大清的正面挑战，给汉人造反带来了机会和新的文化资源。于是，一个重建中华文化身份尊严的新策略产生了，这个策略就是把传统的改朝换代机制，注入来自西方的价值和文化资源。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一脉相承地贯彻了这个基本策略。为甚么不是别的策略成为主流，非此文所能论及，但基本事实是，中华文化的这个复兴策略不仅让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代价惨重，而且，正如许老指出的，完全没有解决失去人文主义灵魂这个核心问题，结果是，经济崛起非但不能给今日的中国人带来尊严，反而让许多海外华人被视为威胁。

在这个意义上，国共两党必亡是纵容杀戮的「文明复兴」策略之逻辑结果，但中华文化身份重建不会因国共两党末日到来而自动解决。南斯拉夫解体的战乱和俄乌冲突都证明，党天下终结不意味著杀戮文化的终结。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根源是数百年累积的文化困境，国共建构党天下，未能让中国走出困境，而是把中国的困境高度国际化了。这固然意味著新的和更大的风险，但对于所有中国人和华人而言，党天下的终结也意味著中国走出文化困境，有了全新的环境和机会。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