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及其广博历史的杰出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1996)和《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等书中挖掘中国的过去，也阐释中国的现在，他于周六在康涅狄格州西黑文家中去世，享年85岁。
史景迁，2001年。他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品深入考察了代表着更大文化力量的个人生活和奇异时刻，并以生动的故事将它们包裹在一起。 MISHA ERWI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的妻子金安平说，死因是帕金森病的并发症。
史景迁教授在耶鲁大学任教40多年，他的讲座一直很受欢迎。他擅长从微小细节中发现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他的书深入考察了代表着更大文化力量的个人生活和奇异时刻，并以生动的故事将它们包裹在一起。
“这本书如同一张精致的蛛网，像中国书法一样灵巧、迷人、精准，”戴安娜·普雷斯顿在《洛杉矶时报》上为他的《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Treason by the Book，又译《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2001）撰写的书评中写道，这本书讲述了一位学者在18世纪早期挑战第三位满清皇帝的故事。“它也同样令人不安，因为它让人联想到许多仍然引起共鸣的东西。”
史景迁最为雄心勃勃的作品之一是《追寻现代中国》，它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现在已成为标准文本。这本876页的书回顾了中国从17世纪明朝的衰落到1989年民主运动的历史。
“其他书籍也试图涵盖中国从帝国时代到共产主义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史，”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书评中写道。“但它们都不具备这部作品的叙事技巧、丰富例证和主题重点。”
史景迁共有十几本著作，最早的是1966年的《曹寅与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这本书基于他一篇有关17世纪中后期至18世纪初的一个历史小人物的论文撰写而成。
他在前言中写道：“不必过度渲染曹寅个人的重要性。他既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朝的要角。他的重要性在于其生平可以告诉我们他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以及他所运作的那个制度结构。”
这种方法也指导了史景迁后来的许多著作。达特茅斯学院的中国历史学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曹寅与康熙》改变了这个领域，它推动了一场新的历史叙事运动，并在其他许多专业领域产生了影响。”
在《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1974)中，史景迁用一种不寻常的手法将康熙描绘得栩栩如生。
“史景迁用他自己的话向我们介绍这位君主，”东亚研究学者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在2004年史景迁成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发表的演讲中说（2010年被《人文》杂志转载）。“康熙直接对读者说话——或者看似如此。这本书是有争议的，因为皇帝的话是在不同背景下大量素材的拼贴。但康熙的声音是生动的，令人信服的，这本书打破了中国专家传统受众的局限，接触到更广泛的公众。”
项美丽(Emily Hahn)在时报上评论该书时说，“史景迁戳破了译者的气球，把所有的气都放出来了。”
史景迁的其他一些书也面向普通读者。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几乎以一己之力，使普通读者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强烈而直接的兴趣，”柯娇燕说。“一个具有这种大众影响力的作家，还能站在学术影响力和可信度的前沿，这是很不寻常的，但史景迁就是这样。”
史景迁于1936年8月11日出生在英国萨里郡，父母是德莫特和穆里尔·斯彭斯（母亲原姓克雷尔斯海姆）。父亲在出版社和艺术画廊工作，母亲是一个热爱法国文化的学生。
1954年，他从温彻斯特男子学院毕业后，在军队服役两年，驻扎在德国，然后进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在那里，他编辑校报，并担任文学杂志《格兰塔》的联合主编。
1959年获得学士学位后，他在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在那里，他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得到了汉学家芮玛丽(Mary Wright)的鼓励，并最终发展成为他的职业。他于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于次年开始在耶鲁任教。
“对于整整一代耶鲁本科生来说，‘史景迁’既是一个传奇人物，也是一门传奇课程，”耶鲁毕业生、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教授陈怡君在电子邮件中说。“他只需一张手写笔记，就可以让四五百人讲堂里的学生全神贯注。他仿佛从空气中变出了金子。我认为他从来没有讲过两次同样的课。”
他的耶鲁讲座成为《追寻现代中国》的核心。这本书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后不久出版，这增加了人们对这本书的兴趣。史景迁教授的长远见解为这些事件提供了宝贵的背景。
“在美国对中国的兴趣仍然浓厚的时候，《追寻现代中国》说服我们，理解天安门的关键是理解中国的过去，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政治神话中寻找答案。”阿诺德·艾萨克斯在《费城询问报》的书评中写道。
W·W·诺顿出版公司的史蒂夫·福尔曼是他那本书的编辑，他说，一个与史景迁教授关系亲密的人对他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已经写好了出色的开篇章节的草稿，但还没有决定投身于这个庞大的项目，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福曼通过电子邮件说。“最终是他的母亲对这些章节的热情说服了他继续前进。”
“他最终在那不勒斯比萨店的一张桌子上撰写了这本书的大部分稿子，”福尔曼还说，并提到了那家现已停业的纽黑文餐馆，“后来他们在那家店的墙上挂了一幅他的镶框照片。”
史景迁教授与第一位妻子海伦·亚历山大的婚姻以离婚告终。除了他于1993年再婚的妻子外，他在世的亲人还有一个兄弟尼古拉斯、他第一段婚姻的两个儿子——科林和伊恩；继女美琴（音）；继子亚宇（音）；孙子；和两个继孙。
史景迁另一本既受欢迎又具有学术吸引力的书是《太平天国》，这本书讲的是自认为耶稣兄弟的洪秀全，他在19世纪的中国领导了一场灾难性的伪基督教运动，造成一场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内战。
这个故事的似曾相识之处显而易见——中国已经吸收了无数其他外部影响，包括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并经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正如夏伟(Orville Schell)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中指出的那样，史景迁教授并没有给他的读者们灌输这一观点。正如他的大多数其他著作，他让事件自己说话。
“毛泽东曾经颂扬‘一张白纸好做文章’，”夏伟写道。“史景迁传授知识的大量作品引起了同样的反应。他在《太平天国》中讲述的残暴行径迫使我们自己思考，去寻找结论。”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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