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与极左之间，中共政权理论上应该更倾向后者。但政论家邓聿文认为，北京当局虽然会为某种政治目的而利用极左，但对极左的防范一刻也没有放松，甚至比防范资本更防范极左。
理论上为政治左派的中共，却更担心来自极左的威胁？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去岁末司马南等人发起的对联想的围攻中，有一种观点认为，2022年中国的主题是权力和资本的搏斗，持此看法的理据除了民间极左派对以柳传志为代表的资本的攻击外，主要还是去年中共当局对大资本的整肃，前者正是因此加入到打压资本的合唱中来。而官方放任针对联想的持续围攻，又进一步加重不少人对当局今年要继续打压资本的疑虑。此外，二十大于今年的举行也构成了上述看法的一个背景，要确保二十大顺利举行，当局必须警惕一切破坏性的力量，但现在能够挑战习近平的，似乎只剩下资本了。
然而，视权资博弈为2022年中国主题的观点很可能是错的，最近发生的两件"小事"或许能揭示当局的政治密码，不是要继续压制资本，而是将专政之剑指向极左，拿某些极左势力祭旗，以安抚资本。一件事是广东高院判决前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获国家赔偿43万元，被舆论认为安抚民营企业家及资本的信号作用明显。另一起事是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法院前不久以"寻衅滋事罪"判处"红色文化会"五名90后青年从几月到一年不等的徒刑。
联想集团传世人柳传志成为中国部分“左派人士”的攻击对象（资料图片）
顾案是2017年习钦定的三起要平反的标志性案件之一，可此后的"平反"遭遇地方势力阻扰，并不顺利，2019年中国最高院撤销了对顾的部分量刑。随后顾向广东高院提起高达一亿多元人民币的国家赔偿申请，虽然这个数额同其10年牢狱之灾以及被掠夺的企业和资产相比不算多。但顾当时对获国赔并无指望，他的这一行为更多是表达一种对广东地方政府的抗议。而广东高院判决赔偿，用新闻的话说，是要体现"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支持民营企业守法经营、健康发展的政策导向"。
相比顾获赔偿，五名"红色文化会"的青年被当局判刑更值玩味。当局指控他们通过购买手机、电脑，注册、购买微信账号，代办、注册公司，开通微信公众号，开办网站等各种手段，以"红色文化会"名义，打着宣传红色文化的旗号，长期利用信息网络在微信朋友圈、微信好友中多次发布大量抹黑党史的文章，诋毁多名前国家领导人，以此赚取打赏和流量牟利，形成了一个恶势力团伙。中共的"寻衅滋事罪"一般是用来对付反体制的异议人士和维权者的"口袋罪"，但现在用在"红色文化会"几个极左的青年身上了。他们成为河南地方当局眼中的"恶势力团伙"，不过就是发布了据称诋毁多名前国家领导人，抹黑中共党史的文章。用公布此案的"红色中国网"的话说，起诉书提供的11个证据，只是这六位青年从2021年3月底到4月23日不足一月的时间里转发的11篇文章而已，但却触怒了当局。这11篇文章从标题看，主要是对邓小平的攻击，例如，"邓x揭批其父的铁证"，"邓xx40多年得到弥天大谎，江x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薄xx内部讲话彻底揭开邓xx的嘴脸"，"邓x论下的八大倒退"，"历数这40年邓xx全面封杀毛xx的三十六条"。
安抚资本 压制极左
虽然这两起事情发生的时间很接近，前者出现在今年初，后者发生于去岁末，但它们本身没有任何关联性，要是在正常状况下，本不应把它们放在一块论述的。然而，恰恰是中国的政治环境太不正常，于是看似不相关的两起事情就具有了某种"联想"价值。可以把对顾雏军的国家赔偿看作对民营企业家和资本的某种讨好或妥协，之所以要照顾资本的情绪，当然是整个大的经济环境不好，再加上要开二十大，经济不能太难看，于是在去年打压资本后，要安抚一番资本，免得资本家"躺平"，经济彻底失去动力。
对资本的某种讨好或妥协逻辑上意味着对极左势力要压制，因为现实中资本和极左是一对矛盾体，前者是后者的声讨对象，故要安抚资本惊恐的心，在舆论上就应先杀杀极左的戾气，制止他们攻击资本。
司马南等人对联想和柳传志的围攻到去年底接近尾声，是否从河南地方法院对上述五位"红色文化会"的青年判刑中嗅到某种风向的转变，不得而知，但当局对资本的转向确实有迹可循。虽然经济工作会议仍强调对资本的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然而实际上从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安排看，鼓励资本跃然欲出。对去年整治平台经济，打压教培行业以及提出共同富裕的系列举措，当局也不时澄清这不是在打压资本，劫富济贫，而只是规范资本，让资本获得更好发展的空间。最重要的还是为习奠定历史地位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出台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没有像此前很多人担忧的那样要否定邓小平和改革，对中共两段重要历史即前后30年，实际秉持的仍是互不否定。
这对资本意味着什么？否定改革必定要否定资本，因为资本是随改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反之亦然。而否定改革同时否定资本正是极左的目标和使命。中共的第三份历史决议肯定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非邓，也就不可以在整体上否定资本，这就说明当局今后要继续容忍资本，不管它有多少"原罪"和腐败。事实上，即使习想否定资本，也无法做到。因为离开资本，中共的统治岌岌可危。就资本支撑中共的统治而言，它实际起着支柱作用，是当局的盟友。
但资本和极左则是天生的死敌。后者把资本看成剥削和压榨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它存在的使命，就是要打倒和推翻资本，对中共和资本的勾连，极左势力是非常不满的。在此意义上，极左反而站在中共的对立面。由于极左反对资本，现实中也就常常出现极左和地方当局的对立。
共产党的正统理论强调其阶级基础为包括极左派在内的劳工大众，虽然习近平一定程度回归了中共的正统，高喊初心和使命，但是，改革后的中共早已不是劳工大众的保护者，当极左的反资本行动触及中共利益，被当局认为影响大局和社会稳定，往往成为当局打击的对象。当局虽然会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利用极左，包括暗示或鼓动极左攻击资本，如果有必要的话。但是，中南海对极左的防范一刻也没有放松，就像它一边利用资本同时一边防范资本一样，甚至比防范资本更防范极左。因为当局知道，没有几个资本家敢舍弃财富而专心和中共对抗，但极左派不一样，一方面它有中共正统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具有抗争意识的极左人士多数不太富裕，没有财产包袱，不怕当局打压。这导致当局对待极左人士有时比维权人士和异议者更狠。比如前些年对深圳佳士工会和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青年学生的抓捕，就一度引发舆论关注。在前述被当局判刑的五名青年中，有三人是福建的，两人是贵州的，且"犯案"地在福建，案件却由河南管辖，鉴于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版图中河南比其他省市极左力量向来很强，这样安排不排除含有震慑河南本地极左势力的用意。
眼下正值中国经济困难之时，以致当局不得不过紧日子。一般而言，大凡政府的日子好过，民企和资本的日子就难过，而当政府的日子不好过，当局会放松对民企和资本的管制，这几乎已成定律。鉴此，若再打压资本，只会令处境雪上加霜，再愚蠢的政府都不会去干这种事，此时该做的反而是安抚资本，让资本提高积极性，这其中就包括对极左势力的压制。事实上，一部分青年变成极左，动因之一也是面临失业威胁或者已经失业。像这五名青年，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处于失业状态，靠发公号文获得打赏谋生。而要解决失业问题，根本上依赖资本。
习的施政无疑涂抹上了极左色彩，但他真正倚赖的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而在中国，后两者更多和左派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有很大的重合。左的意识形态是习用来掩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真正的极左对他很不满，"红色中国网"就批习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否定文革。二十大是习的加冕礼，经济加二十大，让习不能不格外小心谨慎，尽管为稳固统治他要借重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但是在2020这个关键期，一切让位二十大，让位经济，因此，调整对资本的态度对他来说不是难题，虽然他也会继续防范资本挑战自己，但可能更警惕打着正统旗号，要求建立一个均富和公平社会的极左派。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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