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简最近在台湾出版了新书《在人民之间》，描绘1990年代至2015年在中国出现的民间知识分子，挑战读者重新思考谁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如何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魏简接受本台采访，阐述了在不受道德认可的政府和商业化中，新一代不同于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加关注社会的具体问题并与国家保持距离。
《在人民之间》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简(Sebastian Veg)英文著作的中译本，原著《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兴起》于2019年由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介绍了包括自由作家、民间史家、独立导演、草根专业人士如维权律师、学者与访民、记者及博客等不同行动者形成的现象与网络，以及身为民间知识分子如何反抗体制的压迫控制，从而挑战共产党的权力，改变了中国的公共文化以及身为知识分子的意义。
为什么会写出这本剖析知识分子思想和地位明显变化的著作? 魏简说，“民间这本书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开始研究的，当时我一方面是做五四时期研究和关于五四的知识分子，另外一方面我跟很多研究五四的人接触，然后我慢慢发现，当下知识分子跟当时五四经典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差异，这个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大概是2000年代末201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包括与历史学家独立电影独立的社会研究像于建嵘这些人。这个现象对我来说非常非常有意思，但是我没有马上意识到怎么处理这些资料，一直在收集关于这个方面的资料，过了几年后，我才觉得可以把这些资料梳理一下，写出一种试图解释这个新的知识分子观。”
相对于一般国际学者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时所使用的公民社会概念，魏简使用了“民间”这个概念，因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用来描述自己为民间人士的词汇。魏简说，“民间主要因素是，有时候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人说自己是民间的，也未必有一个非常的系统性的一个因素，一旦梳理之后，我觉得可以提出三个因素，一个是非官方，一个是非精英，然后第三个，就是自由做事的感觉，不是属于这个市场不是牟利的活动，也不是那种国家部门的那种活动行为，所以，可以跟NGO这种第三部门非牟利的活动联系起来。”
中国知识分子从家国天下的菁英转变为关注具体社会草根议题的专家，知识分子转换了存在和表达的形式，魏简认为，这种转变是在89民运镇压之后。8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在国家的机构有不同程度的自由，也可以跟社会力量合作，就是找一些新的思想的方式和活动的方式。
但是，魏简说，“到了八九民运，突然官方的这个机构就没有了，以后就是因为民运学生运动开始，突然这些知识分子不再可以依靠体制内的这些所谓保护他们的高级官员，所以体制内的这个力量没有了之后，知识分子受到很多批评，说他们是盲目的鼓励学生，后来这些人很多离开中国，另外一部分下海。不过，知识分子受到批评之后一个大趋势就是回到学术，放弃这种宏大叙事，放弃这种大的关于改变中国，这是书里边我经常提到以天下为己任这个理想，可能在89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也消失了，起码不再是这么重要的，就是可能有一部分人还是没有放弃这个理想，但是有另外一个趋势，想走另外一条路。所以没有了为国家为社会负责任的这种合法性，你的合法性来自哪里?这是90年代00年代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中国社会有很长的历史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的合法性来自底层来自边缘人，来自没有受到关注就是所谓无声的中国。所以这可以说是再次延续被忘记的一个传统。”
魏简尝试将“草根知识分子”置于中国思想家的社会史之中，“这些人其实客观来说，他们代表的这个中国人口的比例可能很大，所以若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的结构去研究去探讨社会，你会发现另外一些现象，然后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王小波，王小波是当时的90年代初比较早的关注这种所谓的边缘人，有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数，他的意思是在中国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属于一种被遗忘的或者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可以只是一种新的理解社会的方式，基本上民间的这个转变可能是从这个时候始。”
魏简认为，在所有社会里面，颠覆性的知识分子比较难找到一个出路，在中国更难，不只有很多既得利益的阻挡，上面还有国家的监控。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凌巴黎报导 责编：嘉远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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