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吊照”成北京打压人权律师之王牌

在中国政府去年吊销多名人权律师的执照后，同样遭到打压的中国人权律师梁小军告诉德国之声，吊照被北京视为打压人权律师“效果最好”且“影响最小”的手段。

    

中国人权律师梁小军在去年11月底确认被自己被北京吊销了律师执照。在那之前，他曾代理12港人的案件以及许志永的案件。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政府在2021年吊销了多名人权律师的执照，其中包含代理多起受到国际关注的敏感案件的梁小军。梁小军曾代理过试图偷渡台湾后被捕的12港人案，以及在“1226大抓捕”中被捕的维权人士许志永的案件。

梁小军在去年11月底确认被自己被北京吊销了律师执照。他在推特上发文分享了当局对他做出的指控。

在推文中他写道，北京市司法局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称他“在境内外多个社交平台多次发表支持法轮功言论丶丑化抹黑宪法法律确立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并称他的行为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德国之声向梁小军取得独家专访，请他分享他对中国政府针对境内人权律师的打压手法的观察。

德国之声：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您是何时得知律师执照即将被吊销的呢？

梁小军：去年11月25日上午，北京市司法局有两个官员来找我谈话，询问微信跟推特的内容是不是我发的。我承认是我发的，不过也重申里面有很多断章取义的内容，我也陈述我的观点，他们做了个笔录就离开了。

11月25日下午我出差去山东临沂，因为我约了25日去法院阅卷，以及下午会见许志永。26日上午，我在山东临沂市中级法院看许志永案的案卷，当时我收到北京市司法局的来电，告诉我相关的通知已发到我的邮箱。

我打开看了一下，发现是当局要吊销我的执照。当时我有点意外，但也没有表露出来，继续将案卷看完。吃完饭后，我下午去会见许志永，也跟他说北京市司法局准备吊销我的执照，所以我可能不能去看他了，他的案件可能也会更换律师，我希望他做好准备。

许志永也对此感到意外，认为北京市司法局的手段太恶劣了。之后我回到北京，并于26日晚上发了推特，陈述自己的感受。当天是感恩节，也觉得自己的律师生涯就快要结束了，所以我也稍微回顾一下律师执业生涯需要感谢的人。同时我也申请听证，听证是12月14日召开的，我当时委托了两位人权律师当我的代理人，听证会在当天下午一点结束。

根据其他律师被吊销执照的经验，我们估计当局应该会在两天内做出决定，所以在12月15日时，我便去会见法轮功学员许娜，告诉她我可能会被吊照了，要她做好准备。

12月16日下午六点，北京市司法局跟我说行政处罚的决定已发到我的邮箱。以前他们都叫我梁小军律师，但这次却以梁小军先生来称呼我。后来我一看，毫不意外我的执照被吊销了，我也同时对外发布了吊销决定书。

德国之声: 去年包含您在内，有多名中国维权律师都遭受了吊照的处分。他们大多代理了受到各界关注的敏感案件而成为中国政府打压的对象。您过去十几年来也代理了多件高敏感度的案件。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自2021年起加强吊销人权律师执照的力道？

梁小军：其实人权律师在中国政府眼中一直是眼中钉、肉中刺。这些律师代理了很多受到国际关注的人权案件，这也让人权律师成为中国政府打压的对象。中国政府之前一直不知该怎麽处理人权律师，但他们在2015年对人权律师进行了一波打压，这波打压是以刑事立案的手段，抓了很多人也动用了很多力量。

然而，这些做法的效果非常不好，国际名声也非常不好，影响也非常恶劣。他们可能觉得这不是很好的方法，所以他们改变策略。傅振华在当了中国司法部部长后，便在探索该如何处理人权律师。

之前他们曾约谈人权律师，也曾开会探索对律师打压的手段。从2019年起，他们发现吊照可能是影响最小且效果最好的办法，所以他们便开始实行相关的办法。吊照跟注销执照成为他们打压人权律师最常用的两个手段。

12港人案的蔺其磊律师便是被注销职业证书。中国当局以没有律师事务所接收为由，或是以该律师在6个月内无法找到律师事务所执业为由，吊销这些律师的执照。像在“709大抓捕”中被关押的谢燕益律师便是执照被注销。

对于像我这样身为律师事务所的合夥人或主任，因为他们无法不让我执业，所以他们只能以行政处罚的手段来吊销我的执照，让我退出律师社群，显示律师社群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因为律师社群只欢迎“听话”的人。

德国之声：在担任了人权律师长达十多年后，您会如何去形容人权律师在中国的角色跟使命？

梁小军：维权律师实际上是2003年最早开始用的称呼，当时用这个词实际上是觉得人权这个词很敏感，所以改用“维权律师”。到了2012跟2013年，我们逐渐把“维权”这个词改成“人权”，因为我们觉得应该把“人权”这个词放到台面上来说。

我认为，人权律师是要去维护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权受到侵犯的这些人。这些包含信仰自由跟言论自由受到侵犯的人，以及像许志永这些集会权利受到影响的人。我们主要是维护这些权利。

他告诉德国之声，从2019年起，中国当局发现吊照可能是影响最小且效果最好的办法，所以他们便开始实行相关的办法。吊照跟注销执照成为他们打压人权律师最常用的两个手段。

我觉得人权律师的角色就是在代理案件中，自然形成的角色。这些案件在中国是被视为非常敏感的案件，很多律师不愿意去触碰这些案件，但这些案件又需要有人去代理，所以才逐渐出现一群专门代理这样案件的律师。他们勇于去代理这样的案件，帮助这些人权受到侵犯的人，为他们辩护。我觉得这个群体是自然形成的。

德国之声：我们也看到人权律师的群体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后，规模便不断缩小。到了2021年，愿意持续挺身而出代理敏感案件的人权律师人数越来越少。您认为在人权律师群体持续受到中国政府打压的情况下，中国的司法体系会成为一个什麽样的状况？

梁小军：我们可以设想的是，中国以前的法律体系是“公检法为一家人”，就是一个案子进入一个传送到，从公安局办案丶检察院审查起诉丶再到法院判决，这个传送带是非常流畅的。

如果有律师对这个案件提出质疑，并引导舆论跟媒体的监督，对这个流程会造成阻碍。中国政府不希望这样的流程受到阻碍，所以他们之前除了打压人权律师外，还为这些当事人指定律师，让想阻碍诉讼流程的律师无法进入辩护。

所以现在若更多律师被吊照，若一个当事人进到这样的传送带内，公检法跟律师会成为一家人，当事人的权利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特别是这些人权案件。让这些当事人的声音被消失，让他们的事情不再有人去关注，我认为中国政府就是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德国之声：您目前失去执照已近两个月，这个转变对您的生活有带来什麽样的改变？

梁小军：我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别受影响，因为我现在没办法接新的案件，但以前有些案件尚未办理完，所以过去这段时间我花很多时间处理手中的案件，我要把这些案件移交给其他律师去做，并对当事人有些解释的过程。

还有一个事情是，现在司法局说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也不能存在了，所以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要被遣散跟转所，可能他们的下一步是要注销我们的律师事务所，所以我还要花一些时间去处理相关事宜。我认为这些事都是因为我被吊销执照而造成的。

德国之声：我们知道许多人权律师在失去了执业的资格后，仍然找寻不同的途径去持续法律的工作。您认为在中国现在的氛围下，有空间让这些律师继续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吗？

梁小军：我们会自己寻找这样的空间。虽然我们被吊照，但就我本人来说，我的职业素养跟经验还是有很多人认可，所以他们也愿意来向我谘询或请我推荐律师。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他们推荐律师，跟律师一起探讨案件，共同去帮助这些人。

虽然我出不了庭，但我可以做一些幕后的工作。我做这些工作是司法机关跟公安机关无法阻止的，因为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我通过自己的知识跟努力，可以维持自己的温饱跟生活，这我觉得是一定可以的。

我会把我之前代理的案件做好交接工作，并持续地关注。我可能也会像其他被吊销执照的律师一样，继续从事法律工作跟案件幕后的运作跟谘询。若条件许可，我可能还会写些文章，并对过去生活和接触过的案件进行介绍跟评论。

德国之声：从您过去十几年的经验来看，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在人权领域的发展？

梁小军：现在跟以前相比，中国在人权的某些地方有进步，但有些地方是退步的，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比如说对一些人权案件，以前在程序上跟权利上当局进行了很多限制，但现在中国当局可能只会对特别敏感的案件才这样做。

不过中国当局同时又打压一些律师，而且他们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是前所未有的严厉。现在中国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以前言论自由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人权律师至少可以相互沟通，但现在中国公民社会完全没有发声的渠道，政府透过删帖丶封号等手段来打压公民社会。我的感觉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好像又回到了十年前。

德国之声：您认为在中国现下的氛围中，有哪些方法可以让中国政府减缓对人权律师社群的打压？

梁小军：我觉得中国政府不在意国际社会的批评，并不代表外国的谴责跟关注没有用。我觉得中国政府是表面上不在意，但实际上却非常在意。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色厉内荏”，也就是表面上很强硬，但内心很虚弱。

也因此，国际社会的关注跟谴责我认为是非常有用的。对于人权问题跟律师执业问题，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