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 月 3 日，《众新闻》主笔杨健兴在办公室举行停运新闻发布会后，向媒体挥手致意短短半年间，香港三间独立媒体相继宣布停运。一时间，香港传媒生态巨变，数百名记者流离失所，未来去路也存疑。有人选择 “躺平”一段时间，也有人散落到其他主流媒体，也有人自立门户以 “独立记者”身份继续报道。 “独立记者”又会否是新闻工作者的新出路？在这条寻觅去向的道路上，苦恼的不只是新闻工作者，尚未踏入社会的新闻系学生也都面对同一问题。这集，我们来谈谈香港传媒生态日后的出路。
“我们不知现在是否最坏的时刻，但是《众新闻》成立以来最美好的时刻。”在《众新闻》节目 “香港这一天” 在1月3日播出最后一集，主笔杨健兴在节目结束前说，黑暗日子会过去，大家珍重。踏入1月4日零时零分，《众》正式停运。
告别《众》后的第一天，前《苹果日报》首席记者陈珏明，以 “公众人士”身份，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旁听，他完整地报道了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涉2020年于网上呼吁市民参与六四集会一案的裁决结果。他的报道，在网上引起关注，获得4757人赞好、250则留言、以及734次分享，也让他的专页追踪人数急增。
《苹果日报》被控违反国安法，去年6月在雨中告别港人。公司停运后，陈珏明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专页 “记者 陈珏明”。 “我真的很喜欢做记者。这是我的专业。”陈珏明指，在这个时代裏，相信他过去做记者所累积的经验，或者可以帮助港人去理解、面对社会的状况，也感觉 “要纪录这个时代发生的事”。
陈珏明的专页简介写着： “为相信的价值继续做坚持的人”，大概是他开设专页的初衷。
前《苹果》记者：多间媒体关闭后 大众关注新闻资讯
疫情、政情、法庭新闻，都是陈珏明的报道题材。一个月之内，专页追踪人数由原本的1万7千多人，急升到现在的2万6千人。几乎在他每一个贴文，都会见到 “感谢报道”的留言。得到外界赞赏，陈珏明却说自己高兴不起来，也有点受之有愧。他解释，自己过去较少接触法庭新闻，既不是特别专业，也不见得报道特别详尽，比别人优越的，只是记录的速度较快。
陈珏明留意到，三家具批判性的传媒机构相继关闭，令外界关注新闻资讯的流通。
陈珏明：“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情绪，一时间没了苹果，再在短时间内没了立场、没了众新闻，（有一种）『担心资讯缺乏』的恐慌在当中。但其实在当下，并不是去到很极端地说，好像完全没了那些资讯。主流传媒都有报道这个新闻，当然取材的角度未必完全一样，但法庭的新闻都没得好批判。”
近来，不时都会听到这类的疑问： “哪裏有新闻可以看？”
因参与民主派初选案被控 “串谋颠复国家政权”的被告之一邹家成的Facebook专页，在1月12日晚上6时44分发文指，邹家成在北角警署报到期间，被指违反保释条件。在邹家成的贴文下，有网民留言 “恳请”专页管理员继续更新他最新的消息， “因为媒体消息流通太少。”一名不愿具名的前《立场新闻》记者也形容，这天很经典，因为 “整个Facebook都是COLLAR，一个关于邹家成的Facebook图都没有，而这件事发生已经几个小时。”
邹家成再次被捕当天，亦是ViuTV选秀节目《全民造星IV》女团COLLAR正式出道的日子。
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峯指出，对于市民接收资讯的习惯，欧洲学者过去几年强调 “新闻自己会来找我”（news-finds-me）的概念。他解释，香港乃至全世界，很多人看到新闻，并不是因为他们去买报纸、准时打开电视新闻频道、或者上网搜索媒体机构的网站，更多时候是媒体机构将新闻推送给你。
“你想想《立场新闻》还在的时候、《众》仍然存在的时候，有多少人真的在URL（网址）上输入『thestandnews.com』按下去看，其实很少。”李立峯又説，加上传统媒体对于运作社交平台，较网媒落后，所以一旦失去运作社交媒体较成熟、成功的新闻机构后， “大家突然觉得没有（新闻）push到给我，而大家也不太习惯主动去找新闻。”
在全新的媒体环境，陈珏明不同意 “没有新闻可看”，但认为要如何适应，不仅是传媒工作者的课题，公众也要设法学习。他说， “例如我们形容的 “党媒”，他们那些是不是叫做新闻呢？是不是也好，你閲读它的时候，学会怎样去閲读它，你都能读到一些资讯出来。而我们是会思考的人。”
新闻的理想： “最坏的时代，就是记者最好的时代”
各有开办新闻教育的资助大学，选择报读新闻系为首志愿的学生人数按年递减。面对多变的社会环境，主修新闻系的学生对于前路，或多或少会感到忐忑不安。不过，尚有半年毕业的新闻系四年级生Peter（化名），却更肯定自己要做记者。这份坚定，背后来自一种责任、一份使命感。
Peter：“你离开又好像对不起自己，又好像对不起社会，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但我会想，既然我一开始都想做这件事、去为社会报道，就不应该因为社会怎样突变或衰落而放弃这个想法，何况 ‘最坏的时代，就是记者最好的时代’。越坏的时代，记者越多题材写。虽然在这个社会有很多题材都会触及红线，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但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被人报道。”
“初生之犊不畏虎”，但Peter也不是认不清新闻行业的现实。许多以往新闻从业员未曾想象过的变化，Peter亲身体会过。去年5月，Peter收到《香港电台》新闻部聘用为实习生的通知，后来被告知到《港台》实习也需要签署宣誓。原本倾向宣誓的他，在准备9月到台湾交流的过程中，于网上得悉港澳人士移民台湾时需要申报，是否曾 “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及效忠港澳政府”，因为担心宣誓会影响入境台湾，最后都放弃。
这次经历，对Peter来说，是社会给他的震撼教育。
Peter：“由我读新闻的时候开始，没有想过进入一间传媒机构需要宣誓。因为传媒不应该效忠一个政权，而是应该监察一个政权。而当你选择效忠的时候，你还做不做到监察的角色呢？现在想起来，为什麽我当时会有这个想法？只想两三个月，不会跟我一辈子这个想法太幼稚，其实会跟你一辈子。”
想做记者，但还有没有平台呢？Peter表示，还有很多值得看的媒体还在运作，甚至在自媒体日渐普及的年代，认为仍有很多途径做记者，继续说这个时代的故事， “虽然某一、两间媒体的消失，真的代表。”他相信，如果真的有做记者这颗心，是不是在一间实体媒体或网媒工作也好，都有方法继续做下去， “这个时代要再创立或者加入新媒体去发展，都不是难事。”
新闻行业化整为零，独立记者或是出路？
此路不通，便另寻他路。越来越多记者像陈珏明一样，开设社交媒体平台专页、Patreon，以 “独立记者”身分继续行走下去，如 “记者 谢馨怡”、 “每日必睇新闻联播”、 “记者 梁嘉丽”等。
“所谓网络去中心化、规模细、有特殊定位、个人化记者等，其实是一方面已存在的趋势。”李立峯指出，网媒的特点本来就是细规模运作、报道题材有特殊定位，而失去《立场》和《众》两间网媒 “大台”之后，化整为零，加速了记者开专页自己报道的趋势。
开设专页继续报道，又会否是记者其中一条出路呢？李立峯不觉得这种模式可以长期运作下去， “很现实的问题，能不能谋生？”不过他认为，在这个状态下，始终有人会去尝试， “进行很实验性质的东西。”
陈珏明就明言，自己并非出路，一方面是生计问题，另一方面是风险问题。
陈珏明： “你靠我这个专页是没有用的。除了我一个人只有两隻手，而我其实都不知道自己能做多久，甚至在现在的状况底下，我有时候都会想，我会不会很快都会因为可能基于恐慌，删除了专页呢？我可能只能够在短暂的时间，给予一些安慰剂，让大家觉得 ‘好像也有一些人还在努力’，好像大家暂时未需要感到很绝望，但我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9名新闻机构人员被控 港府：无影响新闻自由
过去半年多，《苹果》7名高层及编採人员被控《港区国安法》第29条 “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及后，他们被加控罪名，与前《立场》总编辑锺沛权、前署任总编辑林绍桐同被起诉《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第10条 “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更早前，《港台》节目《铿锵集》前编导蔡玉玲，被法庭裁定两项 “明知而在要项作出虚假陈述罪”罪名成立。多个政府部门之后收紧查册限制，如公司董事可选择隐去完整身分证号码及住址、车主可以获知查车牌者的资料等。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媒体停运是自己决定，不能与新闻自由挂鈎，强调港府并非打压新闻自由，而是依法办事。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亦指出，新闻自由受《基本法》保障，但并非绝对，传媒经常讲的自由，是建基于法律责任和义务，如果违法，是无资格讲自由。
当香港少了《苹果》、《立场》和《众》......
当香港没了《苹果》、没了《立场》、没了《众》，大众失去的是甚麽呢？李立峯分析指，失去的是一些资本独立于政商圈，而又有影响力的媒体，这会影响光谱较 “中间”的新闻机构的运作。
李立峯： “你有最批判的媒体存在的时候，最敏感的事情，它会报道。当苹果报道之后，你是明报、南华早报、信报，你不能当那样东西不存在，你都要跟进。一旦没有苹果、立场，众之后，第一，没有人带领去做最敏感的报道。第二就是，有一个实际情况，有一种唇亡齿寒的感觉。它消失了，压力会不会去到另一批呢？也让他们的压力增加了。”
“有一些题目的确会因为《立场》、《众》停运而减少。”李立峯续指，自己观察到，网媒较多报道与反修例运动或社会事件相关的案件，许多案件仍正审理，亦有更多的尚待开审。他说，虽然失去相关的新闻机构，不会让我们没有新闻看，但质疑一些具批判性的调查报道、议题或丑闻，以及一些涉及政治事件的法庭新闻会否因而减少。
李立峯: 当权力拥有者少了制衡，滥权、贪汙的问题高了
少了这些新闻有何问题？李立峯解释，社会多元声音既会收窄，让大众失去能较全面理解社会状况的机会，也会削弱传媒监察权利拥有者的功能。
李立峯：“去挖掘那些事情，某程度是为了防止权力被滥用。当你有调查报道作为社会的机制，媒体去监察和报道，其实让权利拥有者和机关知道 “有人看着你，不要乱来”，防止这些事情发生。当媒体失去监察力、社会失去监察力的时候，权力拥有者少了制衡，其实会出现那种有问题的行为，滥权、贪汙的问题高了。”
“上司叫你写大湾区专题，这些专题是做给谁看呢？是不是做给香港人看？还是为做而做呢？我想这会是我们未来需要面对的。”Peter清楚明白，见证衰落，是他这代记者必然要经历的。继续报道，是为了看到 “在这个时代裏，还有甚麽人继续在衰落的时代裏继续努力”；继续有动力记录香港的变迁，全因他相信 “结局一定是好的，但是一定要经历某些事情。”
“捍卫新闻自由的最佳方法，就是出版新闻。”这是电影《华盛顿邮报》（The Post）中的一句对白。陈珏明指出，在比香港情况再艰难的地方，纵使面对很高风险，都继续有记者专业地工作。当报道是记者的本能，只有 “我们仍然有机会发少少光，那我们便继续发出这些微光。”陈珏明这样说。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表示，正与律政司积极研究，就《基本法》23条立法时，完善《官方机密条例》，更好防范间谍及窃取国家机密的相关罪行。
面对政府来势汹汹的打压，像陈珏明这样的微光，还能坚持多久呢？
记者：刘傲然 责编：温晓平 嘉远 网编：瑞哲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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