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星期四

从“铁链女”事件看中国与维权的距离

中国“铁炼女事件”持续延烧,官方调查组称要“全面彻查”,并于2月23日再次通报。与此同时,中国似乎正收紧舆论,对该话题进行审查。铁炼女事件引发的舆论热度能持续下去吗?在中国维护妇女权益、找真相,还有多少空间?

    
Screenshot | Frau in chinesischem Dorf angekettet

丰县八孩母亲被栓在铁链上的影片曝光后引发舆论风暴。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铁炼女事件”引发高度关注,经过冬奥后舆论依然未散去。民间舆论以及公民自发性的办案追查,被认为是促使官方进一步调查的重要原因之一。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2月23日发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认定了杨某侠是小花梅、而非被怀疑的失踪女子李莹,小花梅是从云南被拐卖至江苏的。此外,十多名相关官员被惩处。董某民被以涉嫌虐待罪依法批捕。

开始言论管控?

与此同时,自上周四(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成立调查组后,连日却传出多起消息指,关注丰县事件的声音正受到官方压制。

像是​​日前披露杨某侠与董某民结婚证、指出巨大疑点的前《凤凰周刊》编委邓飞,周二(22日)称,有网友表示自己被徐州警方找上谈话,追查是不是她给邓飞发了结婚证照片。

除了披露结婚证照片者的身份受到官方“关切”,日前也有网络照片流出,案发地江苏徐州丰县董集村周围,围起了长长铁皮墙,外人难以进入。更早前,有中国记者前往董集村试图采訪,被以“疫情防控”之由禁止入村。

另外,中国知名独立书店“单向空间”杭州分店,曾摆设声援丰县事件的女性主义书单陈列桌,但在上周末却被撤下。有亲赴书店现场的网友拍照证实,看板已被撤换成另一张委婉写著“她的故事,无限阅读”的看板。网上流传,“单向空间”是被打电话“约谈”关切才撤下陈列桌看板。德国之声试图联系“单向空间”但未取得回应。

不只“单向空间”,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现任教于上海纽约大学分校,同时活跃于华文媒体圈的林垚,日前在推特上发出对话截图称,中国有“国内高校、电视台纷纷接到上级指示,禁谈丰县事件”。

长期关注中国网络审查封锁的非营利组织“GreatFire”周一(21日)也指出:“微博上提及徐州或丰县、被审查封锁的贴文,正在‘自由微博’上爆炸式成长。”自由微博是专门搜集被审查、删除的微博贴文的网站,其首页可以看到被封锁贴文的即时画面与热度排名。

种种迹象让许多舆论质疑:官方前脚才成立调查组承诺“全面彻查”,但是否后脚开始捂嘴舆论、压制热度?有中国网友讽刺:“这省级调查组的铁拳就是给力”、“调查组一出手就很‘稳’”。

由下而上的“公民办案” 舆论能持续多久?

“丰县铁链女的事,我觉得是我上网这么多年里,前所未有的,极其特殊的一次经历。”中国作家、在微博上有85万追踪者的“水木丁”表示,“从前这样的热点,很快就会消声觅迹。但是这一次,长达一个多月,被各大平台的热点,热搜一再降热度,人工屏蔽...它依然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甚至有“老调查记者自发去调查。网友们自发地去搜索各种资料,传递资料。在我几乎觉得已经要盖棺定论的时候,又看到新的线索。”

铁炼女事件被披露后,许多网友、媒体人自发性地追查办案,或前往当地声援。比如:披露董杨结婚证的邓飞;《云南信息报》前调查记者铁木、马萨前往小花梅故乡实地访查,撰写〈寻找小花梅〉报导(该报导在中国已被大量删除);两名关注女权的声援者,前往丰县希望探视八孩母亲(两人在当地被派出首拘留,一度下落不明,直到18日才于微博发文报平安)。

铁炼女事件为何能在官方压制下,持续获得大量舆论关注、甚至促使民众自发追查?除了因为官方通报疑点重重、失去公信力,中国国内的正规媒体几乎无人报导之外,长期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女权运动人士吕频告诉《德国之声》,如今在中国,社会事件要引发关注“门槛变得越来越高”,“发生在一个县的事情,震动了整个中国”,首先是因为八孩母亲“极其残酷、非人间的遭遇,唤起了许多人的共情。”

吕频说,小花梅事件就像中国社会在官方压制之下,寻找破口的一个“引爆点”,虽然事件“本身是极端的,但很多人感同身受。”盡管他们未必是社会底层的女性、未必有类似经历,但这次事件戳穿了“表面上的岁月静好,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安全感的缺失。”她说,中国女性在“日常生活的安全感是极差的,面对暴力的威胁,很难得到保障。”而这种不安全感的投射、对于残酷犯罪的愤怒,“让人们感到不得不去做点什么”。

但在中国官方近日疑似升级压制舆论之下,舆论能否持续?她说,中国“一直在控制舆论,但也不断让步”,一次次地发出官方通告其实就是一种让步,政府其实也“承认大家对这次事件的讨论是有正当性的。”但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外松内紧”的策略,表面上关注调查,但另一方面威阻声援与自愿追查者。“不了了之对政府来说,是最佳解方。”

中国妇女拐卖问题

中国的妇女拐卖问题长期缺乏详实透明的官方统计数字。2015年,中国官媒《中新网》报导,公案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称,中国现在“接近于天下无拐”,“国内的女性被拐卖到别的地方给人做老婆,这种发案也很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立案数为4,571起,占该年刑事立案1%。

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教授陈业强,在2010年后多次前往云南福贡县——也就是小花梅故乡所在地——进行田调,其后出版《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一书。书中提到,2010年至2012年间,当地妇女拐卖的介绍费比起近15年前翻涨至2,000至3,000人民币,彩礼则涨至3万至6万。

妇女拐卖除了牵涉利益与经济问题,综合陈业强、中国知名社会学者王金玲等学者的说法,也与一胎化政策导致的性别比失衡有关,并在传统的结婚嫁娶、生儿育女观念的驱使下,形成了从“外地”拐卖婚迁妇女到“当地”的人口贩运现象。

吕频则表示,单就小花梅事件其实很难直接判断中国妇女拐卖问题实际情形。她说,中国妇女拐卖问题与中国社会变化有关,比如改革开放后的人口流动,让人们更容易进入原本交通不易达的云贵地区,加上为了“满足父权对于家庭的需求、对于女性无酬劳动的需求”,种种复杂因素之下形成当代中国妇女拐卖问题。

当“中国社会在往前走, 一些人被牺牲遗忘”,如小花梅这样的“底层女性的创伤一直没有被解决。”吕频说。

根据中国媒体《看看新闻》引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根据1,03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统计显示,中国被拐妇女年龄主要集中于14岁至30岁之间。其中,超过25%的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而拐卖妇女相关犯罪案件中,近九成案件涉及强奸、强迫卖淫等行为。

Hongkong Proteste Sexueller Missbrauch Metoo

当“中国社会在往前走, 一些人被牺牲遗忘”,如小花梅这样的“底层女性的创伤一直没有被解决。”吕频说。(示意图)

罪与罚的修法可能?

关注铁炼女事件的另一种民间声音,还来自于修法讨论。

根据中国《刑法》,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收买、贩卖、欺诈、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其中,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明定犯下拐卖妇女儿童罪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者,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性,甚至死刑;第241条规定:如不考虑其他强奸等重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曾讽刺表示:买一名女子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但买一只鹦鹉判刑是五年以下,“妳连鹦鹉都比不上阿,因为鹦鹉都比妳贵阿。”

罗翔指出,拐卖妇女罪相较于其他犯罪情节严重的罪行,罪行那么轻,“立法者或许是考虑到我国口买卖的悠久‘国情’。在一些地方,帮老光棍购买女性解决婚配问题,是要举全村之力才能办到的事情——人人有责,导致人人无责。”而妇女拐卖罪对卖方处罚严格,但对买方处罚较轻,罗翔也呼吁应修法使“买卖同罪”。

对于部分法律人士呼吁的修法意见,周二(22日),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在接受中国《财新网》专访时表示,“他已将‘严厉打击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建议’写成材料提交中央有关部门,也会在全国‘两会’上作为提案提交。”但其建议细节未知。

与此同时,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近来将迎接1992年以来的一次大修订。自去年底(2021年12月)自今年初,中国官方曾向民间公开征集意见。官方称,该法的修订草案征集到的意见数,“在同时期征集意见的法律修订草案中遥遥领先”,足见民间对妇女权益的关注程度。

盡管有网友期待《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能回应舆论,进一步处理妇女拐卖问题,但根据目前的修订版本,这次修订仅增加了关于职场性别歧视、性骚扰等内容,现行版本中行文笼统、惩戒不明的妇女拐卖相关内容,则未有明显修订。

对此,吕频指出,《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打开了一个空间让人们可以公开讨论、表示他们对妇女权益的关心,但更多像是个象征性的法律。

追求真相与女权空间剩多少?

有中国网友质疑,《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3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应当维护被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答復。”但连日来,丰县事件舆论沸腾,却几乎不见妇联踪影。

对此,吕频解释,妇联是一个非民间的组织,在习近平上任以后“妇联被边缘化,现在的位置比以往更尴尬”,虽然具有象征性,但功能主要还是维稳。比起解决冲突与问题,更多是在“消灭(维权)反抗的冲动”。

此外,“中国现在很难有社会运动”,只能以自发、分散的、甚至有创意的方式去声援。比如这次“单向空间”杭州店的陈列桌事件,“这么小的声援也能引发关切”,也是因为“其他更强烈的抗争被消失了。”

吕频指出,“收紧管制一直是政府的大势所趋,政府应该会持续加强管控,很难期望一个个案能够阻止政府的管控加强。”尤其现在在中国,“没有一个可持续性的(运动)能量,人们已经无法联系起来,也没有可行的行动议程,更别说政治化了。很难抱有期待。”但吕频也强调,如丰县事件一样,“被个案所触发的反抗其实很重要,因为这说明了社会是不甘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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