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下的香港人 马来西亚艺术家李迪权

乱世风云下，香港反送中运动被粗暴删除记忆，一张张街头抗争画面，随着《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接连倒下而消失。“因为香港人唔做得，所以我哋喺呢个自由之地就尽量咁做。”（因为香港人不能做，所以我在这个自由之地就尽量去做。）马来西亚艺术家李迪权以广东话吐露心声，他的雕刀有如锥心刃，刻镂出一幅幅时代革命版画。

这天李迪权从刀笔袋挑了支圆口刀，握着刀柄向前推刻，木板削凿出深浅不同的线条，催泪烟雾缓缓浮现，隐约嗅到刺鼻气味，看似轻盈幻化，敌人却掩身在云雾之后，刀起刀落瞬间，时空又被拉回香港抗争现场。

路障木板变身画作

“这几张就是我从香港游行现场捡回来的木板，放在旺角地铁站外面，或者是游行拿来做路障，那时候满地都是，很多来不及清。”他缓缓谈起创作的开端，“这些木板可能吃过催泪弹，破烂凹凸不平，修一修整齐，我就开始刻了。”

2019年10月，反送中抗争的烽火仍然炽热，彷佛没有尽头的夏天，李迪权亲眼目睹变调的香港，空气中弥漫着不安。他记忆犹新说，“自我审核已经开始渗透到日常化，从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到哪些话在什么场合不能说，这才是最恐怖的开始。”从香港回到旅居地台北，他将满腔愤怒转化在木刻版画，一幕幕抗争者被警察施暴、打头、拖地行的画面，每一道刀痕深刻记录着香港人的伤口与勇气。

“这就是我为什么用木刻版画创作的原因，先有这些木板，我才想到鲁迅。”李迪权找到声援香港的方式，“我要用共产党擅长的手法，记录共产党在香港的所作所为。”

1930年代，一代文豪鲁迅在中国大力提倡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倾刻能办。”鲁迅这句话说明了当时版画作为左翼美术的主力军。后来，共产党号招许多木刻版画少年作为宣传大队，文革时期更是达到巅峰，“它就是等于现在的宣传品。”李迪权爬梳革命文艺史，“在那个没有Facebook，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这是很好的宣传工具。”

上百张版画抵抗消失

李迪权反讽以木刻版画为载体，一股脑儿投入创作，从抗争初期的街头火线，到国安法大抓捕、媒体被查禁，他持续关注香港的关键时刻，版画里只有黑白两色，却填满对立的张力，简单的线条绷紧情绪，上百张作品记录消逝的自由香港，现实里也成了抵抗被消失的版画纪事。

他一手创作一手策展，走进在台北展出的《少年、烟雾与伞》，狭长的展厅流动着无声的控诉，两面墙像是晦暗不明的漫漫长路，一边挂上124幅木刻版画，另一边排列相同数量的白纸，“从右手边到左手边，一个是自由的世界，一个是被消声的世界。”他感触良多看着近在咫尺的两面墙，“这些白纸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其实它非常的沉重。”

从消失的连侬墙，到被噤声的香港，李迪权感受格外深刻，2020年夏天他曾在香港展出一部分反送中木刻版画，也因此受邀在香港举办个展，不过真正要展览的时候，国安法已经通过半年，所以被迫取消展览，后来改以展示相同尺寸和数量的白纸，还有二维码可连结线上的版画影像，无奈的是，最后连云端也被屏蔽，网页显示“无法到访”。

在被消失的威权骇浪下，反倒更激发出他的创作能量，“很多香港朋友跟我说，这些画面都消失了，因为《苹果日报》被人抄家了，图片全部都被消失了。”他提起港人的反馈，“所以我更要透过版画把这些画面留下来。”

这一把艺术家的刀，刀下刻画的是香港人，不过刀口却瞄准当权者。他坦言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疗伤，画中有话也有寄寓：一张张雨伞撑出伞阵，迎击铺天盖地的烟雾，双方交会的瞬间，勾勒出易经卦象，“一左一右，阴跟阳，有一种八卦循环的概念，总有一天会有因果循环。”他意有所指解卦，“今天你占上风，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

香港是他城也是我城

虽然成长在马来西亚乡下，对李迪权来说，香港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他的母语是广东话，从小喝香港的文化奶水长大，“唯一联系外界的就是港剧，香港最新出的剧集，村子里的录影带店下礼拜就有了，香港摇滚乐团Beyond最红的时候，村子走一圈都播放着《海阔天空》。”他侃侃聊起第二个故乡，“尽管住在很遥远的乡下，我们用的潮语很接近。”

透过流行音乐、电影的潜移默化，这位大马男孩对香港的情感连结格外深厚，香江滋养着他自由不羁的浪漫灵魂，一如《海阔天空》的歌词所描述，“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如今，这座东西文化荟萃的城市却狠狠被淘空了，丹麦艺术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创作的“国殇之柱”，矗立在香港大学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2021年底被突袭拆除，留下残暴印记。电影创作也走向末路，以香港抗争为故事轴线的《时代革命》《少年》接连被封杀，新版的电影审查还设下国安红线。

看在李迪权眼里，香港艺术文化有如被按下毁灭键，“你看看最近新开的美术馆M+，连策展人去挑作品的时候都要有律师陪同，怕踩红线。”他难掩失落的口吻，“那你怎么玩（艺术）？玩什么？不用玩了啊！所以我说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这是事实。”

“现在香港严谨的程度比中国还惨，还有什么期待？唯一期待的就是共产党垮台。”他痛心看着国家机器吞噬自由的普世价值，“我常在导览版画展的时候，看到香港人强忍着泪水、眼匡泛光，很多人事后分享都会哭。”

移居台湾的港人Yanny是其中一位，“很多香港人会有一个创伤存在，我只希望这些展览、电影，或是任何类型的纪录也可以让全世界看到。”曾经站上抗争前线的她哽咽说，“现在不能讲，不代表将来不能讲，可是我们要一直记得这些事，我们要记录下来。”

台北艺术大学讲师林仁信带着学生来看展，他有不少学生来自香港，抗争主题曾出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不过，国安法出现或大抓捕之后，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害怕了，不太敢讲这些事情。”他察觉在台港生也出现寒蝉效应，“所以可见这个专制的政权在这块土地上，掌控人民的思想，是多么超越一般人认知的状态。”

一本画册追问黑与白

一部国安法，禁锢了香港，李迪权无惧红线逼近，去年发起众筹出版与展览同名的《少年、烟雾与伞》，一本画册咄咄追问黑与白。

“因为有国安法，所以才有这本书。”他挑明了直接说，“因为国安法通过之后，现在抗争的成本非常高，而经过两年多，反送中抗争已经逐渐淡出媒体的视线。”

他采用大事纪的方式铺陈这一场抗争，冷静以写实版画呼应真实事件，没有过多的文字叙述，书中的最后一段记事写着：“抗争运动现场，警察执法过当案件频传，但截至2021年4月为止，并没有任何一位警察因此而受到调查和起诉。”

这一本书试图在黑暗中点亮微弱的灯火，当反送中逐渐被遗忘，甚至在网路世界被消声灭迹的时候，“在某一个图书馆的角落，或是一个旧书摊里面，有人不小心翻到这本书，知道居然有这个事情发生。”他道出小小的心愿，纵使徒劳无功，绝不会无疾而终。

我和香港的煲底之约

2019年后熟悉的香港渐行渐远，李迪权的人生也跟着转向，这一年他考上了中国美术学院的版画博士班，“本来打算要去，但是去了香港（反送中游行）之后就不去了。”他摇头苦笑，“最后来了台湾艺术大学，我还是选择自由这一块。”

“艺术跟政治怎么可能分开，你告诉我，我还想问你呢？我用的颜料本来就有抽税，那就是政治啊，怎么分开？”他不改直率的艺术家性格，下一秒又默默埋首在创作世界，上色、滚墨、压印，透过力道拿捏浓淡，自由的意念穿梭在轻重层次感之中。

“这张作品叫做煲底之约，煲底就是香港的立法会，等抗争运动成功或结束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不用蒙脸去赴约。”他慢慢拉开画纸介绍，“我期待那天来的时候，不是去相见，是去拆煲底。”

这是大马艺术家和香港的煲底之约，自由的灵魂不会因外来的阻力腐化和变质，等待拨云见日之际，《海阔天空》旋律再次在空气中荡漾。

采访：麦小田 李宗翰  责编：许书婷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