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病毒学家：中国亟须改变防疫策略

中国正在经历两年以来最严重的新冠疫情，奥密克戎变异株已在各地出现传播。尽管有微小的调整，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仍然没有脱离“清零”的路线。中国国内对这一政策的质疑越来越多。一直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防疫实践的德国微生物学家、传染病学家亚历山大·凯库勒（Alexander Kekulé）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访问。

    

德国知名传染病学家凯库勒

德国之声：中国目前的疫情让政府和民众相当紧张。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中国迄今采取的"清零"策略是否还能继续有效？

凯库勒：如果纯粹从病毒学角度看，不考虑社会、政治因素，中国在疫情初期的很多做法是正确的。但到了目前，出于两个原因，这种所谓的清零政策已不能继续奏效。

首先，这种我们专业上可以称为"消灭病毒"的策略，适合在传染病爆发之初控制疫情，如果采用及时，是正确和有效的。因为它能为我们开发、接种疫苗争取时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但现在遇到两个问题：一是过长时间坚守"消灭"策略，而没有为退出做好准备；二是奥密克戎变种传染性强、变异快，而且感染症状轻不易察觉，在这种情况下消灭的策略及其带来的各种措施就不再具备其原有的合理性，人们发现不可能一直这样坚持下去。因此中国亟须改变抗疫策略。

德国之声：中国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

凯库勒：很困难的一点是（与民众）沟通。所有成功采取了"消灭病毒"策略的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策略的前提是，要让民众害怕这种病毒和疾病，这样人们才可能接受政府采取的种种严厉措施。在中国一直是这样作的。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各地教育水平、医疗条件相差巨大的国家，现在要向人们解释，必须进入一个过渡阶段，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病毒传播，与之共存，从沟通的角度讲，这个过渡会是很困难的，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

德国之声：中国一位疾控机构的官员在谈到告别疫情的前景时说，在实现多个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放松防疫，包括有了更好的疫苗、更有效的治疗药物、病毒变异更加无害、以及全球疫情放缓，输入压力减小。这听起来似乎离现实还很遥远。

凯库勒：如果这些都要满足的话，那中国现在这种抗疫模式还要走好多年。所以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策略，这的确很难，一方面是人们心理上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可谓深入骨髓；另一方面中国是个人口和地域巨大的国家，不同地方的医疗基础设施相差很大。在一些地方，医疗资源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承受感染增加的压力，尤其在奥密克戎致重症危险不高的情况下。但即便是轻症感染者数量巨大，也还是会造成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的情况。

中国可能无法用一种全国统一的开放策略。我可以设想的一种方法是，也许可以在医疗条件基础比较好、预计传播风险可控的地方试点小幅的开放。这在沟通上是有困难的，要让人们接受一个事实：如果要摆脱动辄封城的模式，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病毒传播，接受有人会死亡。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民众（通过感染获得）自然免疫的比例极低。而在西方国家--这一点是许多政治家不愿提及的--防疫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越来越多人感染病毒获得的免疫力。在奥密克戎疫情下德国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的重症比例较低，除了大部分民众接种了疫苗，也有这个原因。而在中国情况不是这样。

德国之声：迄今为止的一些研究显示，中国国产的灭活疫苗的防护效力不如在西方广泛使用的mRNA疫苗。您认为中国是否需要引进mRNA疫苗？

凯库勒：中国迫切需要mRNA疫苗。因为在中国施打的灭活疫苗对奥密克戎变种的防护效力是不充分的，也因为中国自然免疫的人群比例微乎其微。我认为，至少可以考虑让高龄者和风险人群至少先接种一剂mRNA疫苗，以尽量减少重症和死亡。然后在供应跟得上的条件下，依据年龄、重症风险排序接种。

德国之声：尽管奥密克戎对感染者的危险性有所降低，但如果中国的防疫有所松动，是否仍会出现疫情失控的危险？

凯库勒：不要说放松，即使中国的严格防疫措施保持不变，奥密克戎也会找到它的传播途径，这是无法阻挡的。因此必须让人们心理上做好准备。

谈到失控，与新冠造成的重症和死亡相比，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轻症感染者数量巨大，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实行的是严格的隔离措施，不仅感染者要隔离，只要是接触者都要隔离。就是说很多人虽然没有症状也都必须足不出户，甚至被集中隔离，这会给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停摆的危胁，员工不能上班生产、需要帮助的家人得不到照顾、甚至医院的医护因隔离出现人手紧缺。后一种情况我们在德国就感受得很明显。

中国有很出色的疾控专家--我本人与他们也有过接触，应该能够制定出有效的防疫计划。另外让我感叹的一点是民众对防疫政策的配合和忍耐，这很不容易。或许现在是一个积极沟通的时机，告诉人们奥密克戎让情况有了改变，因此防疫策略也要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