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新冠大流行，中国的防疫政策和对疫情的处理，附带一个政治功能，即用以证明中国体制在应对此类突发大型灾害的优越性。在疫情的前半段，中国通过严苛的防控措施，似乎确实取得了成效，但防疫专家也提醒，动态清零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面临全世界都开放，只有中国还在封闭的尴尬状态。而目前，中国似乎正陷入这种窘境。
今年以来，面对奥密克戎这个传播性更强的病毒，中国的疫情面临反弹压力。农历新年前有西安的封城，两会及冬奥会过后，疫情在全国20多个省市全面开花，每天通报的感染人数几千例，吉林尤其严重，还出现死人情况，连深圳和上海这两个防疫做得比较好的城市也封城，深圳封了一个礼拜，3月21日才解封。尽管比起美欧和周边日韩等国，从绝对感染和死亡人数看，中国这波疫情还远远比不上它们，但已是两年来反弹力度最大的一次，国际油价前些天都因中国的疫情而重挫，很大程度上反映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能否控制疫情的担忧，当然也是对中共当局清零政策投下的不信任票。
客观而言，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以及实际的医疗状况，在疫情发生初期和德尔塔病毒传播阶段，当局采取动态清零做法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其实东亚国家在疫情前期基本和中国是同样的做法，区别在于中国的强制程度比起它们要严得多，这既有上面说的两个原因，更是因为它们不可能有中共这样的政权。它们的政府无法做到像中共当局对民众的管制程度。也正因这种对疫情的“严防死守”，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住了病毒的传播，没有造成人员大量死亡，使得民众转而改变早期因当局隐瞒而对政权产生的怨恨和不满，支持当局的防疫政策和做法，致使习近平能够以此夸耀体制的优越，到处吹嘘抗疫成效和体制优势。
但是清零政策有其“死穴”，一方面手段和措施的严苛会造成大量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这在武汉和西安的封城里有出现；另一方面，是它的如何退出。如果说前者尚可用抗疫成就去掩盖，后者则是当局现在面临的现实压力。假如不能尽快并有序退出，中国届时就会发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开放了，唯独中国还处于封闭中，现在很多国家还没有全开放，人员旅行受到一定限制，等疫情流感化了，全球真正回到疫情前的人员和物资自由流动状态，而中国仍在封闭或半封闭，不仅经济会受极大影响，人们对体制和政权的不满会重又滋生。事实上这种不满已经出现，只是尚未全面扩散而已。
中共当局其实早就意识到这种状况。中国最先实行的是全面清零，全面清零意味着消灭病毒，不出现任何一个感染者，后来知道做不到，才改为动态清零，也即不追求出现零感染，而是防止疫情出现反弹和扩散就可以了。最近这波疫情的反扑强度应该说超出了当局预料。按照当局疾控中心负责人的解释，它由几个原因造成，一是周边包括香港韩国日本等疫情还非常严重；二是奥密克戎的传播力太强；三是全民施打疫苗超过八成五，加上奥密克戎的毒性不高，很多感染者都是无症状，导致发现晚，为防疫制造了一定困难。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民众和地方官员对疫情的放松，或者用官方的话说，滋生了懈怠心理，不再像前期那样重视了。这或许才是此波疫情反弹的最主要原因。
为什么两会和冬奥会后出现大面积的感染者？显然这和民众及地方政府放松对疫情的警惕有关。疫情流行两三年后，人们早先对病毒的那种恐惧感消失大半，同时对高强度的防疫措施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渴望回归正常生活，西方过早开放一方面是经过了科学评估，另一方面和这种民意压力不无关联。中国民众比较顺从，虽对政府借疫情严控不满，但也只得忍耐。而对当局来说，两会特别是冬奥会也是政治事件，一定要借冬奥会来渲染中国抗疫的成果和制度优越性，所以在两会和冬奥会结束之前，是不能放松疫情控制的。民众和地方官都知道这点。但这同时也给他们一种暗示，在这两件事情完成后，疫情防控应该要放松一点了。事实上，即使没有这种暗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民众和地方官员也自然会出现松口气的懈怠心理，谁能够在两三年里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何况奥密克戎的致病性不高。
一旦一项政策让人们特别是官员生厌，产生麻痹心理，说明它的功效出现递减，需要调整或修正。按理，在疫情逐渐流感化，其致死率甚至低于流感，民众接种率已达九成，两会和冬奥会这两件政治大事也已完成后，当局应该适时修改过于严格的防疫措施，逐步开放，即使不是一下子开放很大，至少不能像之前那样死死地捆住民众。尽管在这波疫情发生后，当局也开始了某些调整，主要是对轻症患者不再集中治疗，并缩短隔离时间，但当局认为这不代表放松对疫情控制，而只是把资源更好地用在重症患者身上。从实际情形看，控制还和过去一样严。习在最近的常委会上仍在强调要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从严从实开展防控工作。官方的宣传口径继续鼓吹习常委会的重要讲话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提振干劲，地方政府按照习的指示把它作为必须打赢的政治抗疫任务。所以如此，根子在于，抗疫成了中共和习政权的合法性所在，当局的动态清零本质上是在维护中共统治和政权的合法性。
民主国家敢在疫情未完全战胜前开放，是因为它们不害怕民众会起来造反，它们没有政权合法性之殇。不说美国，说说印度，和中国具有可比性。两者都是人口大国，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医疗资源可能也不如中国。这次疫情印度感染和死亡人数都远超中国，但是莫迪没有选择封国。当然不能因此就说莫迪在漠视人命，或者民主国家的政府不害怕人民问责。但民主国家的人民问责是通过四年一次的选举来进行的，它问责的是政府而非政权，政府可能会更替但政权不会改变。就此而言，无论疫情多严重，死亡多少人，受冲击的是政府，但政府合法性的来源——选举制度不会受冲击，或者即使受冲击程度也是轻微的，不至于让民众推翻民主制度——政体本身。中国的情况和民主国家不一样，和平时期出现几十、几百万人的死亡，受到冲击的就不但是政府，还有政府的合法性——制度本身。因为民众无法通过选举来改变政府，于是只能通过起义或革命来改变政权。也许在实际中民众还无法做到这一点，可统治者害怕出现民众的愤怒会淹没政权的事情，而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担心这点的。这就是两者的本质差别。当局之不敢像民主国家那样放开，而是对社会实行严控，害怕的就是出现几十或几百万人的死亡，导致民众起来造反。
中共政权现在由习一人垄断，而习又公开宣称这场抗疫是由他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既然他要揽功，假如出现几十万人的死亡，自然他要亲自负责。可他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以他这几年的积怨之深，如果因疫情防控不力而下台，终结的不但是政治生命，很有可能是物质的生命。此乃他必须打赢抗疫战的原因所在。武汉封城造成的天怒人怨曾一度使他岌岌可危，想必随时提醒他大意不得。要不是西方疫情的严峻特别是美国前期抗疫的糟糕救了他一把，让民众觉得中国的清零政策还不坏，他现在恐怕已下台了，至少权力会得到很大削弱。正因为前期中西疫情的对比让习找到自信，挽救了中共和他本人的合法性，使得他更执迷于这种高压的抗疫方式和手段，并把它和政治优劣挂起钩来，赋予了制度竞争的含义，直到现在他还在标榜中国抗疫的制度意义。在上文提到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习强调，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不断提升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水平，快速有效处置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持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全球领先地位，充分体现了中国防控疫情的坚实实力和强大能力，充分彰显了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然而，这也使得他处于退出的困境中，因为一旦退出，疫情反弹，他之前通过强制和严控的抗疫成果就会消失。
可以说，这是习自找的抗疫陷阱。不是他把抗疫政治化，过度宣传中国抗疫的政治功能，把它和当局的合法性捆绑起来，是不会出现如今这种进（更严）也不是退（松绑）也不是的两难局面。有了美欧和印度巴西等国样板，中国民众对一定的感染人数以及死亡相信有相当的承受力，不像当局认为的那样脆弱。但习其实是不信任民众的。此次的疫情大反弹，很可能推后当局开放国门的计划。习为保政治安全，会借口民众的生命健康尽量拖延开放进程，也许中国的开放要等到20大后甚至更长一些时间。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