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大爆发，再次引发清零和共存的争论。政论家邓聿文认为，因为习近平将防疫作为体现制度优势和个人成就的工具，坚持“动态清零”便成为必然结果。中国民众为了他的一己之私，恐怕还要在这种严防死守的不自由状态熬上更长的日子。
习近平2020年2月视察北京一处疾控机构
（德国之声中文网）有着2500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因爆发疫情而封城。今年以来特别是冬奥会后，中国的疫情在多地发生，蔓延全国，西安和深圳先后封城。上海的疫情是武汉以后最严重的一波，现在每天被感染的人数超过一万。而过去因精准防控上海在中国各省市中被看作“抗疫模范生”。
中国疫情为什么在冬奥会后大爆发？根据中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最近的解释，有四个原因，一是受周边国家和香港疫情影响，境外输入疫情明显增加，对外防输入造成巨大压力；二是奥密克戎毒株传播速度快、潜伏期短、隐性感染者或轻症病例比例高，对发现疫情造成困难，增加了防控难度；三是随着疫苗接种，约90%的人都获得了一定免疫力，为早期发现疫情增加了困难；四是有的地方认为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症状轻、“流感化”，思想松懈麻痹，各方面准备不足，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放松了要求。
上述四因中，前三者构成了中国此次疫情的客观原因，最后一点则是主观原因，而它或许才是冬奥会后多地爆发聚集性疫情的最主要因素。因为从时间看，不是去年末或者冬奥会前出现多点疫情，恰恰在冬奥会一结束就出现，显然冬奥会是一道分水岭。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把冬奥会看作展示中国制度和抗疫成就的一场大型体育赛事，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既然控制疫情又能办一届精彩的奥运会。出于这个目的，相信当局给各地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冬奥会期间防止疫情反弹，再加上全国两会也在此期间召开，在这根政治红线面前，地方官员万不敢懈怠。
中国政府确实做到了在控制疫情的情况下办一届精彩冬奥会的承诺。然而这也预示着一旦冬奥会结束，没有了那根政治红线，民众及地方和部门官员可以松口气、放松紧绷的神经。此乃人之常情，在大事完成后产生懈怠心理是常有的事，何况人们忍受新冠大流行两年多了。西方正是在民众渴望回归正常生活的民意压力下，虽然疫情没有控制住，也解封开放。中国的民众也想享受疫情前的“自由”生活，尤其考虑中国的防疫措施比其他国家严得多，没有理由怀疑人们不想解封。对地方官员来说亦如此，他们也需要回归正常的管理状态，这种没完没了的疫情对他们也是种折磨。
可是病毒不会像人们一样想放松，你松懈它就蹦得欢，传播得更快。上海这次疫情为什么比其他地方更严峻？可能与此有关。上海和中国另一大城市深圳差不多同时出现疫情。由于后者靠近香港，它的疫情是由香港输入的，而香港此时正处疫情大爆发阶段，为尽快控制疫情，深圳实施了一周的封城。上海则在这段时间仍采取“精准防控”的策略。中国的舆论将两地不同做法做了比较，认为深圳采取的仍是过去一贯的封控思路，而上海努力在探索一条新路，以其人口规模，如果上海在应对奥密克戎变种上成功了，中国就有望尽快解封，褒沪贬深之意明显。但是上海终于抗不住，不得不学深圳封城。现实证明上海的做法失败。
当然，真实情形或许不是这样，上海主政者低估了奥密克戎的厉害，认为精准防控在过去能够控制疫情，现在也能够对付这个病毒，而不像深圳在疫情尚未失控前就采用封控手段。如是这样，上海的主政者实际上就没有真正去贯彻落实习近平的“严防死守”要求，在防疫上和习的指示有一定的落差。从这个角度说，作为市委书记、被认为是习的亲信的李强，其在二十大上能否更上一个台阶有些悬。
用抗疫展示中国制度优势
原因很简单，这场抗疫习输不起、不能输，谁输都可以，甚至中共、中国都可以输，唯独习不能，因为这和他的政治权威与政治声望连在一起。中共去年10月召开的六中全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习领导的新时代做了13个方面的总结，但习迄今为止真正拿得出手的“硬成就”——如果可称为成就的话——恐怕只有反腐、扶贫以及抗疫三样。尤其是后者，被中共的宣传机器说成是由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去年6月7日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不仅宣称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为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而且要“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抗疫的经验做法，阐明全球抗疫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而所谓的中国抗疫经验，用白皮书的话说，就是“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决心，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条”。其时，世界各国尤其美欧还身陷疫情。中国发布抗疫白皮书，炫耀抗疫成就，背后目的意在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突出习掌控大局、运筹帷幄的能力。换言之，应对如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事变，中国有欧美不具有的制度优势，更有习近平这样的英明领袖，在他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把中国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成功抗击住疫情。
可是抗疫的剧本最初不是这么写的。疫情最先爆发于中国武汉，初期的隐瞒和随后的封城曾在中国社会引发非常强烈的负面反应，让习几乎成为千夫所指，强烈冲击其权威。那段时期是习上台以来最幽暗的时光，尽管他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然而，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抗疫不力，救了他一把。在西方疫情泛滥下，习通过抗疫叙述策略的改变，将疫情政治化，视为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场制度竞争，以少感染少死人来凸显中国的制度优势和他本人的领导力，由此扭转了对他不利的舆情。若不是德尔塔退场，奥密克戎这个毒性更弱但传播力更强的变种上场，习的疫情叙述策略差点就在全世界取得成功。
既然习把抗疫看成中西两种制度的优劣较量，要维持此种中国抗疫完胜西方的“制度神话”，就必须在病毒彻底消灭前，维持过去那种“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将它常态化，但这样一来会出现“是否可持续”的内在冲突。因为这种最强防控措施本来是针对一种非正常状态的非正常管理措施，它是不可持续的，一旦它常态化，意味着在较长时间里它要持续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习当然可以如此要求他的官员，可他们无法做到这点，哪怕是用摘乌纱帽的高压方式，都无法做到让官员们无时无刻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原因即是这种最强防控状态根本有违人性，何况奥密克戎的“流感化”还会使人对它少一份戒心。这就必然决定，随着抗疫时间拖长，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会出现制度豁口，不是在这地就是在那地。在此一背景下，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管理最精细的城市，上海爆发大疫情也不让人感到特别意外。
从全球各国的抗疫看，对奥密克戎这种毒株，要么严防死守，要么和病毒共存，没有别的办法。中国选择的是前者，多数国家选择的是后者。而选择共存的国家现在很多已经开放，还在严防死守的中国则再次关紧国门。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尴尬局面。对上海来说，它本可以像深圳一样在开始就采取封城举措，但是它的主政者“犹豫”了，这一“犹豫”导致疫情扩散，以致现在也不得已封城。然而，封城的代价和防疫难度比深圳可是要大得多，想必习近平会对此高度不满。
对于是否封城，在上海和中国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要求封，不能放松抗疫，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一种要求学美欧解封开放。两种民意在博弈，后者的声音在民间舆论声量很大，因为在疫情流感化的状况下，人们实在受不了最强抗疫所衍生的大量次生灾害。上海这次就出现了多起真真假假的婴幼儿因防疫措施过严而死亡的传言，刺激人们不满的情绪。主政者没有及时封控，也和这两种民意的博弈有关。
习近平无疑不愿看到因上海疫情失控导致动态清零政策失败这种事情发生，尤其在二十大前这个敏感时刻。靠着前面说的三大“硬成就”和对党的严厉控制，习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二十大连任总书记没有悬念。但假如此前疫情再次失控，死亡很多人，当局宣称的抗疫神话破产，就算不会影响他的连任，对他的权威和领导力也有着重大损害。人们会追问，你疫情都控制不住，有何能力领导中国？当人们开始对一个被神话了的领导人的领导能力提出质疑，接下来的就是不满情绪的普遍爆发，要求更换领导人，习最害怕的是这种状况蔓延从而动摇他的统治。
根据吴尊友的说法，虽然奥密克戎毒株流行期间的病死率确实下降，但同期因疫情造成的死亡总数高于德尔塔毒株流行的同期死亡数，奥密克戎毒株流行对一个国家总体造成的危害并没有减轻。以香港为例，今年2月中旬以来，香港出现的新冠死亡病例，最高时达每天近300例，目前仍然在每天200例左右。按照这个病死率计算中国的死亡数，将达数百万人。另一疫情重灾区吉林的情况显示，奥密克戎对高龄、严重基础病患者威胁严重，而这一群体接种疫苗的比率只有11%。这就是习不敢放开的原因。即使不是死几百万，而是几十甚至几万，他都无法承受，因为既然这场抗疫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死这么多人自然他也须亲自负责，账要算在他头上。所以来上海督战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才会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
这是习为自己套上的抗疫绳索。如果不是他非要揽功，就算实行动态清零，也有一个退却的余地，越南就是一例。同是共产党专政，同样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同样施打的是中国疫苗，同样人口众多，越南现在能够逐步开放，原因在于其领导人不揽功，不担心放开后造成更多的人感染，或许死亡也会增加，民众会怪罪自己。因为民众明白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但如果什么都抓在手上，出了问题当然要找你问责。习就这样把抗疫的退出之路封死了。中国民众为了他的一己之私，恐怕还要在这种严防死守的不自由状态熬上更长的日子。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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