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1日星期一

听任抢劫大午资产,必将危及中华国运

作者:关风祥 (退休教授) 

最近,蜗居在半封城状态,身体欠佳,又被俄乌战争困扰,忧心忡忡,懒得再写议政文字。岂料,“树欲静而风不止”,突然传来“大午资产要被廉价拍卖”的惊人消息,让老关欲罢不能,不得不拍案而起,再写一篇痛斥文章行。否则,尚在微跳的衰老心脏,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

 

面对冤假错案  官媒集体禁声

2020年11月11号凌晨,大午集团被高碑店市数百武警,破门而入,包围搜查,大午家人及高管群体,全部抓捕。随之,政府工作组进驻大午,夺走公章,冻结资金,监视员工,几近白色恐怖。一群清白大午人,被无理关押八个多月,才于2021年7月“草草过堂”。尽管拿不出想象罪名,难驳律师团队的无罪辩护,照样严判不误,孙大午获刑18年,多人被判重刑,解往异地关押。2022年三月底,《河北法制报》又刊登署名”河北华信拍卖有限公司“的公告,要对大午资产“法拍”,把市值上百亿的大午资产,恶意贬低到五亿多。例如康养小区的电梯精装房,市价7千元/平米,“估价”才70元/平米,仅为百分之一。还特别说明,大午员工不许购买,竞标者需要符合“政治标准”云云。如此闹剧,令大众错愕,气得老关脱口大骂:“法院”无法,“华信” 无信,《法制报》应该叫”反法制报”!这三家助纣为虐的党国鹰犬,必将载入中国法制史,遗臭万年,永留骂名。

更令老关惊叹的是,对比胡温年代的言论环境,如今简直冷漠可憎。2003年,大午第一场牢狱之灾的时候,包括《凤凰卫视》、《南方周末》在内的许多官媒,都一窝蜂报道“大午非法集资案”,外媒记者,也可到大午现场采访。法学泰斗江平等著名律师和顶尖学者,更出面为大午免费辩护。舆论压力惊动朝廷,胡温御批,出面解困,最终对大午从轻发落,以“判三缓四”收场。反观大午二次入狱,从高碑店“庭审”表演,到今日“法拍”闹剧,只有北京的律师团队,以问答形式,公布过系列追踪。另有《天则经济所》盛洪教授,以博文质疑过大午案的法律程序,除此之外,只有自媒体单打独斗,虽然数量众多,但影响有限。这么大的动静,官媒居然视而不见,噤若寒蝉。足证中国舆论环境的倒退,已到何种地步!

有人乐观估计,说本次法拍闹剧,或许震惊朝野,迫使高层出来制止地方胡做非为,从而挽救国民经济。对此,老关不敢苟同。我的预期相反:无论自媒体怎么炒,都不会阻止地方一意孤行。作家笑蜀甚至怀疑,整个阴谋的始作俑者,不像高碑店和保定,甚至也不是河北,而是中南海的龙庭。因此,指望他们出来制止,无疑缘木求鱼。

因此,我对结局很不乐观,估计再有三五天,最多一两周,通过封网禁言和组织恐吓双管齐下,自媒体会降温,公众注意力,将转向其它议题。大午员工的喊冤请求,社会公众的冷嘲热讽,都阻挡不了司法的愚蠢蛮干。最终,通过土匪抢劫,把一个深得民心的优秀民企,变相纳入权贵私囊,或者挂上国企招牌,恐怕是大概率事件。

对于孙大午的“劳资共和”理念,我曾给予高度评价,所以才对他们如今的遭遇,痛心疾首。不过,这还不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我更想说的是,如果任由地方这般胡闹,难免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鼓励更多昏官如法炮制,对民企痛下杀手,掀起另一波抢夺合法资产的“国进民退”潮,其严重后果,必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国运兴衰。

不在钱数多少  共同富裕事大

有朋友跟我争论,说“马云、马化腾等大款们,成千上万亿资产,都被党国据为己有了,也没见什么严重后果。而位于荒郊僻壤的大午集团,撑死上百亿,就算悉数充公,不过伤害一个家族而已。尽管也不合市场规范,但对全国而言,不会伤筋动骨。至于上升到国运高度吗?老关你是不是神经过敏,犯了“无限上纲”的文革毛病?”

对于上述诘问,我提出如下反驳,也与读者分享,欢迎质疑。众所周知,孙大午犯禁的原因之一,是想通过“私企立宪”,找出一条“既能勤劳致富,又能避免两极分化”的稳妥道路,也就是“私有,公治,共享”的“资本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探索的来龙去脉,在《孙大午的“资本社会主义”梦(电子版)》(留美博士程铁军撰写,《公民力量》出版,电子版)一书中,说的比较透彻。虽然不乏有待商榷之处,但大体方向正确,值得继续研究。当然,他们探讨的问题,有些内容涉及到《资本论》原著,当今圣上能否看懂,我很怀疑。但三代帝师王沪宁,或者经济权威刘鹤,肯定能看懂。不过,他们是否认同,能否把真实想法上奏?是另一个问题。

言归正传,大午集团“私企立宪”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私有,公治,共享” 的六字箴言里。如今看来,大午模式已初见成效,这集中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家族私有,产权明晰,这是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孙大午认为,“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是一条颠簸不破的真理,所以才提出“资本社会主义”的探索思路。所谓深化改革,主要就是明晰产权,保障市场地位平等,从而实现要素最佳配置。凡吃过“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人都知道,从七十年代的“吃不饱”,一步跳到八十年代的“卖粮难”,并无生产力飞跃,只不过用权宜之计的承包制,把土地经营权还给农民而已,实质是恢复私有,而非科技革命,就奇迹般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当然,家庭承包有先天局限性,难以规模化经营,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再次阻挡要素配置。根本出路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土地私有,不过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跟大午集团相邻的国营农场,无偿占用农民耕地,虽然在政府和银行扶住之下,依然效率低下,连年亏损,这跟全国大多数国营农场类似,关键就是产权没有明晰到个人。

第二,“(企业)公治,(财富)共享”,体现孙大午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身为复原军人和共产党员,孙大午从青年时期就形成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他反对产权不清效率低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大锅饭,也反对劳资对立、两极分化的恶性走资,比较欣赏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希望实现“劳资共和,财富共享,水涨船高,共同富裕“。

先看企业公治。大午认为,虽然集团的资产属于家族所有,但“企业应该由能人管理,利润应该让职工共享”,所以,他们实行民主选举,董事会和理事会,都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其详细内容,可从纪微涟编著的《大午立宪(内部资料)》一书查找。认真说来,大午集团虽然所有制是民营私企,实质上,它是特殊形式的民企,应该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企业,也类似于铁托在南斯拉夫试验过的“工人管理工厂”。

再看财富共享。在他的教育示范下,全家人勤劳朴素,从不分享股权红利,只拿跟其他高管相当的薪水。企业规定,员工最高和最低年收入,差距不能大于十倍(低的两三万,高的二三十万)。相对而言,号称社会主义国企的实际收入差,低者两三万,高者百万千万上亿,差距何止百倍千倍!更不用说,大午职工还享受额外福利,除了国家规定的五险一金,还有额外的内部医保社保,等于给了职工双保险。究竟谁在搞社会主义?谁在恶性走资?相信连瞎子都能看出来!没有比较,难分真假。难怪那些口头社会主义者们,如此痛恨欣欣向荣的大午集团。

第三,高管集体入狱,公司屹立不倒。许多参观过大午集团的朋友,都曾经怀疑,孙大午是否“垂帘听政”?万一他这个能人不在了,是否真能继续有效维持企业运转。这次可好,企业高管全部被抓,工作组强行冻结资金,如果发生在其它民营企业,企业应该早就破产关门。但是,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班子,继续维持经营,除了个别分公司(如大午建筑),遭受外力打压,不得已关停部分项目,因而造成亏损外,其它多数分公司,基本运作正常。在政治法高压、疫情肆虐、宏观经济不景气的三重压力下,集团整体继续盈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它起码说明,第一,大午集团突出实体经济,注重内循环,扎扎实实培育内生性增长实力,所以抗风险能力特别强;第二,经过十年体制探索,初创了带有“资本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型集体所有制,深得员工和村民喜爱,所以才有强大生命力,能常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可悲可叹的是,河北混官一叶障目,不识泰山,看不到身边有个褶褶生辉的聚宝盆,摇钱树,反把它当成眼中钉,肉中刺,非要连根拔除,才解心头之恨,究竟原因何在?

普罗大众开心   贪官污吏不爽

这个问题,可分三个层次分析:一,多数头脑清醒的基层官员,对大午集团有同情心,但无法影响决策层;二,少数贪官污吏,因吃拿卡要遭到抵制,或者其它原因结下私仇,对大午集团恨之入骨。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超大,可以添油加醋,谎报军情,逐级影响上层决策,最终对大午痛下杀手;三,各级党政一把手,在人才倒筛选过程中,争相攀比谁更左,乐于推动国进民退,把打压和消灭民企,当成升迁的垫脚石。这种左倾歪风,在三北(西北、华北、东北)普遍存在。

 

先说比较清醒的地方官。按大午自己的说法,他跟地方官没有私仇。别看集团跟政府机构诉讼不断,那都是政府不得不应付的公事。许多有眼光的官员,私下称赞大午企业“正派,廉洁,公平,仁义”,跟孙大午本人私下交往,称兄道弟。但在公开场合,却不敢出面替大午说公道话,因为他们知道,“收拾大午”的指导精神,来自上层,自己没胆量实话实说,遑论主持公道?

 

再说贪官污吏。也有少数官员,对大午集团眼红嫉妒,或者索贿无果,心存报复。当地官场都知道一句话:“要吃大午烤鸡不容易。孙大午的午字出了头,就变成孙大牛了”。好像孙大午,为人吝啬,一毛不拔,其实不然。且不说大午集团,常以费用减免方式,向社会提供五星酒店和会展场所,资助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开会、展销、举办文体活动;集团还有专项慈善基金,用于扶贫敬老,每年高达数百万,更别说现代化的大午医院,给许多低收入农户提供优惠或免费医保,向患者免费发放常用药品,等等。当然,这些开销,都是明码记账,公开透明,符合财务法规。至于幕后交易,一律不准。集团明文规定,对于索要回扣,现金,或者购物卡之类无理要求,一概拒绝,“不许员工破坏党纪国法,也不向官员提供犯罪机会”。这样拒绝潜规则,固然光明正大,但难免开罪贪官污吏,导致他们借机报复。

最后说党国高层的认知误区。我一直思考,政治走向的整体左转,究竟是领导人的认知误区?还是明知死路,一意孤行?对此大家有争议,分歧可归纳为“误区说”“对立说”两种,“误区说”相信,领导人出发点不错,本意是富国强民,长治久安。只不过,他们常年受“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口号误导,真以为只要”不忘初心“,继续抱定百年前的马列教条,中国就能走出困境,迎来光明。北大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好像倾向这个说法,认为古今中外,愚蠢决策都来自无知蛮干,“无知无畏”,敢于“一条邪路走到黑”。

反对者则坚持“对立说”。他们认为,高层既搞不懂,也不信什么马列,都知道那玩意儿行不通。他们看重的是既得利益。为了保权保利,不惜跟主流文明对抗到底,就算经济坏过北韩,只要能保住政权,永远执政就行。网传清华教授秦晖,针对俄乌战争的评论,也许有代表性。他说“俄罗斯是中国老百姓的敌人,又不是我党的敌人。美国是中国老百姓的朋友,可不是我党的朋友,要独裁必须反美。既然反美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当然包括经济代价在内。” 按这个思路想,就不难明白,党国痛恨孙大午,正是因为大午模式有利于国富民强,让百姓开心,可是贪官污吏不爽。归根结底,党与国二者,并非利益共同体,而是此消彼长、互相对立的关系。如果民企都学孙大午,搞民主选举,劳资共和,依法治国,权贵集团还怎么任意巧取豪夺?因此,他们才害怕大午集团的示范效应,非斩草除根不可。至于“误区说”跟“对立说”,究竟哪个更靠谱?还是兼而有之?这个问题恐怕见仁见智,留给读者自己思考。

最后结论,老关确信:邪恶必败,正义必胜。就算权贵集团上下其手,能毁灭大午集团于一时,也不可能永远阻挡历史前进,新一波改革开放潮,早晚会来,而且为时不远。“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还大午人历史清白的那一天,必将来临。

 2022年4月5日清明节,四五运动46周年 

 于北京寓所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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