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至今已持续差不多三個星期。4月14日，上海网民“摩耶夫人”撰写的“血泪控诉”-《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刷屏。上海网民张小姐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有五成上海人在转发。
《中国数字时代》编者按说，该文一度在微信平台被删除，删前后台阅读量超过2000万，被称为史上阅读量最高的微信公号文章。
与此同时，此文还引发了网络上多种观点争议。有网友写出《上海人的忍耐还远远没有到极限？》回应，也有网友认为“上海人的忍耐没有底线”。
在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远远没有到极限”和“没有底线”三种看法中，究竟那种更接近上海人的真实生活状况？
掐断上海2500万人的生命线，北京决策者否有个上海人的忍耐极限意识？上海人或中国人的忍耐极限被突破之后，结果又会怎么样？
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认为，改革开放后习惯了安逸生活的中国人不敢去想象极限的后果。基于对未知的恐惧，面对极限，上海人唯一能做的只有忍耐。
他说：“我是这样认为，不赞成‘忍耐已经到极限’。我相信不是对提出问题的本身，而是对未来未知的一种恐惧。因为你不知道忍耐不住到了极限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你爆发出来会是什么后果？而且受益于改革开放，安逸生活了一段时期的中国人宁愿不认为已经到了极限，也不敢去想象这个‘极限’的后果，要去想对未知的这样的一种恐惧。所以大多数人，包括我，除了对这种现象的愤恨，你可能什么都做不了。当然我还能够写一些文章，提出一些想法，但是在里边要发表都会被限制的，很多都发不出来。那么在目前的这样体制下，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这个本身还是鸡蛋和高墙之间的选择。即使有了极限，我想大多数人还是继续忍耐，或者目前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忍耐。当然我们都看到有视频出来，张江镇那几栋房子已经出租了,现在要把那些租客赶走要做为隔离房。你们看到民众与警察的对峙，那些不愿意搬走的、想反抗的都被警察一一拖走，你的忍耐到极限了吗？肯定是到极限。但是你也做不了什么，对吧？外人对那些（被）强行搬迁的表示同情，但能表示对他们继续反抗的支持，根本就做不了什么，是吧？大概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上海坚持封城清零，2500万人的生命线被掐断。北京决策者是否会考虑上海人的忍耐极限？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认为，在上海，野蛮战胜了文明。反文明、反科学的清零政策完全出于政治帮派斗争中的个人需要。
他说：“到目前为止，我看因为这个新冠疫情死亡的好像只有1例。我不知道具体数字，他们公布的数字是3例，但是次生灾害的代价大了去了，这我们就不用说了对吧。而且上海我跟你讲，医疗条件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居然会到这个地步对吧？刚才我们说到那个癌症病人，还有这个小孩子，我昨天还看到一个3岁的小孩，就是因为发高烧，仅仅因为发高烧耽误了几个小时，就死了。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荣剑前不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当然不是说这个疫情，就是文明与野蛮之争。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左右’之争，也不是制度之争，是文明与野蛮之争，现在是野蛮在战胜文明。上海的医疗条件，上海的医生、专家，那简直是跟美国完全可以匹敌的，但是无能为力。有一个专家缪晓辉说，如果能清零，他要割腕。这种完全是反文明的、反科学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怎么能够持续下去呢？这完全是因为政治需要和个人所需。是不是就是因为我网上所说的要打击上海帮，或者上海帮要对抗北京帮？这个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草民来说、吃瓜群众来说，只能是一个question (疑问)。我是这么想的。”
面对封城和忍耐极限，上海没有出现方方、江雪。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分析说，上海的表现形式与其它城市不一样。上海许多民众知道，问题不在上海，上海人以自己的行动方式走出了与官僚抗争的一步。
他说：“对这个问题有人跟我也讨论过，也有人质疑武汉出了方方，西安出了一个独立记者江雪，用他们的文笔不仅真实记录了疫情期间的当地不堪，也以尖锐的文字来批评时弊，指责当局的这种无能无力。那为什么上海就没有？但是我觉得上海的表现形式和其他城市有不一样。首先，上海很多民众已经领悟到问题不在上海，知道这个是神仙打架。有这么一个判断已经很了不起了。上海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上海有人公开向上海市长龚正叫板，叫市长你出来走走，主持一下新闻会，有志愿者顶着布贴封条。有人大代表不满不切实际的核酸，公开辞去志愿者。就这种情况，你包括市委书记出来，大妈都可以迎上去跟你PK几句。这个是我觉得上海人在用他自己的行动方式为全国走出与官僚抗争的一步。”
刷屏网文《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提出了“人民至上”。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认为，上海封城清零的做法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人性基本权利、没有言论自由和监督，是中国极权体制之恶的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体现。
他说：“西安封城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是叫‘底层之恶’。那么当时我的观点就是，不存在什么底层之恶，最终它的根源就是制度之恶。那么这一次上海疫情，我认为就是最集中地体现了，或者叫爆发出来了中国体制之恶，或者叫极权体制。实际上就是极权体制之恶的最集中的、最代表性的一次体现。它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尊重科学。所谓的中国的防疫，它就是一种政治需要，所谓清零政策可能是某个领导人的所好。我上一次参加你的访谈的时候，我们在网上，因为我们经常在zoom上面开一些讨论会，我请了几个专家，一个是美国的，也有公共防疫的专家，叫‘清零政策何时了？’这个清零是没完没了的。不可能，实际上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从科学意义上来说是不可能清零的。所谓清零，就是一种政治需要，某个领导人的所好。他就是想把中国的防疫作为世界的模范生，实际上这个模范生到这一次上海防疫，成了国际大笑话。所以第一个，它就是不尊重科学，完全是为了政治需要、维稳需要。第二个就是不尊重人性、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这个就是极权制度之恶的最集中的表现。这个制度从来就没有把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当做一回事。他为了政治需要或者维稳需要，罔顾2500万上海人的生存的基本权利，等于是关禁闭。好像我看网上有说他就是变成一个行政拘留14天，所谓14天隔离就是变相的行政拘留，还要自己掏钱，自己自费的行政拘留。第三个就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被人民监督的渠道。前不久我在明镜主持一个人文思想讨论，请到了张千帆教授，他有一个语音讲述，他就特别提到了言论自由。他就用了李文亮的那句话，武汉李文亮用生命换来了他这最后的肺腑之言。临死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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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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