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多数普通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了解主要有这样几个来源：历史课本、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三国演义》和宫廷戏）、古诗词歌赋等。这样的知识来源的问题是：历史课本中只关注大尺度的攻城略地，且经常被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扭曲；文艺作品是作者想象力的任意驰骋；古诗词歌赋中的情绪通常要么与当时的实际生活没有直接关系，要么是当时生活的理想化的反映。因此由这样的知识源头塑造而成的当代人对历史的认知很可能是既流于片面，也与事实反差很大的海市蜃楼。这种海市蜃楼式的理解的结果是多数当代中国人完全不认为自己的时代与唐宋元明清发生的事有任何结合点。
但人与历史的联系不是想割断就能割得断的。历史长河从上古的夏商周流到当代的几千年中，虽然历经无数次的战乱与重建，从大尺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到个人的以服从权力、攫取权力和享受权力为中心的价值观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今人与古人虽然装束不同、娱乐方式不同、通讯手段不同、住房的样式不同，但基本思维方式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调都与古代没有太大的反差。由于文化的这种相承性，如果能对历史有一些更真切的认识，就可能对解读当代的事件和社会的未来走向有所助益。
本文试为观察历史提供一个不太为大众关注的视角：中国历史上重大战乱和饥荒中的死亡人数。
中国历史上关于人口的记录极为丰富。中国历来是中央集权的社会，每一级官员都需要知道自己辖境之内的子民的数量，以此来决定税赋、徭役等国家机器运行所需的资源的摊派，然后将这些结果层层上报。所以，从空间上来看，每个省、府、州、县都有自己的人口记录；从时间上来看，历朝历代都有不间断的人口记录。
除了以上所述的静态人口统计，还有关于人口活动的记录，如参与某次战役的军队人数、战争中某地死亡人数等。这些也可以作为校正静态人口数据的参考。
由于丰富的原始资料的存在，人口学成为历史学的重要分支。在当代，从中国大陆到港台和海外有众多的中国人口史研究学者。
另一方面，史书中的人口原始数据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可以分为几类：
1. 统计误差。几种常见的来源是：（1）人口数据经常漏报严重。在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摊派缴税、徭役等义务根据的是人口数，所以总会有不少人出于逃避的目的而不申报。（2）在官僚体制不健全的地方、在战乱时期，人口统计有困难。（3）战乱导致此前人口记录的丢失。
2. 人为编造。比如，如果某地的吏治比较松懈，官吏们可能并不去实地调查，而只是在往年人口数据的基础上略作修改，直接上报。如果这种情况连续发生许多年，与实际人口数量的偏差就会越来越大。
3. 抄写错误。
人口学家发展出来一些系统的方法来发现、校正这些错误。主要的校正依据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比如，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社会安定、政治相对清明、没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人口通常会稳定增长，不会忽上忽下。那么，如果从某地在某段时期的原始数据算出的人口增长率大大偏离历史平均水平或同时代其它地区的平均水平，说明原始数据可能有误。如果某地在某段时间风调雨顺、政治稳定、土地资源充足，而根据原始数据算出的人口增长率很低，说明原始数据也可能有误。另外，每户的人口数、性别比例等通常也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和相当大的地理分布范围内较为恒定。如曹树基的研究表明清代各地每户的平均人口数约在五口左右、人口男女性别比在110：100 左右。【曹70】这些规律都可以用来对历史记录中各种可能的错讹之处进行校正。
一直以来，人口研究只是学者圈内关注的问题。本文汇编了一些人口专家的研究结果，主要是路遇、滕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和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试对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中的人口损失作一个科普式的介绍，以便普通人能增加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我不是人口学专家，对这些研究成果只是直接引用，无意提出批判性的质疑。
人口研究让我们看到在历史课本、文艺作品和古诗词歌赋中看不到的另一些历史。比如，在浙江，在1858年到1865年的太平天国后期战争中，短短七年中有54%的人口死亡。【曹553】一个三千多万人的经济发达的大省在七年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非命，这样的惨烈景象可以帮助我们构筑对当时历史的一个更立体的了解。
古代大型战乱中的人口损失统计
在战乱中，行政机构的运行被完全打乱，官吏自顾逃命且不暇，所以直接统计战争中死亡的人口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原始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错误，尤其是战乱后许多地方官府的功能严重受损，人口统计工作一时难以开展，直接由历史记录中战前和战后的原始数据相减而得出死亡人口也不准确。人口学家计算战乱中死亡人口的常用的一种方法是：根据战乱前一段时间（如几十年）的人口数据和平均增长率推算出战乱开始时的人口数量，再根据战乱后一段时间的人口数据和平均增长率推算出战乱刚刚结束时的人口数字，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战乱中死亡的人口数字。下文所引用的历次战乱和饥荒中的死亡数字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思路计算出来的。有前后几十年的人口数据作为基础，原始数据之中的错讹就可以得到校正，最终得到一个相对可靠的图景。
这种计算方法忽略了战乱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所以估计出来的损失人口是个下限。如果战乱是全国性的，通常可以假定由于战乱导致的生活质量的下降，人口在战乱期间的自然增长可忽略不计，那么这样的计算就是合理的。如果战乱发生在局部，那么，由于战乱之外的地区的人口在这段时期仍然有正常的增长，由战乱前后的全国人口相减计算出的战乱损失人口就会比实际死亡人数小许多。下面介绍的清初战乱就属于这种情形，另作讨论。
表一显示了从西汉到清初的主要战乱之中的死亡人数。数据显示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大幅度损失的战乱时期与人口稳步增加的和平时期的周期性交替。每次主要战乱的死亡人数都在数千万。在西汉末、东汉末和隋末的战乱中，高达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死于非命。唐朝开元盛世之后紧随而来的安史之乱在短短八年时间导致两千多万人死亡，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时隔仅仅一百多年，在唐末大乱中，又有一半人死亡。此后，在宋末、元末、明末清初，都有数千万人丧生。
表一中的最后一行，清初战乱，其损失人口不是战乱后人口与战乱前人口的简单相减，这是由于战乱集中于少数地方，且战乱历时较长（三十年），在此期间非战乱地区的人口增长与战乱地区的人口损失相抵，因此全国总人口有所上升。
表一中每次战乱的绝对死亡人数都在数千万的量级，死亡人数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则从古代到近代逐步降低。这里讨论导致这个变化的两个原因：首先，在较远的古代，人口相对集中于比较狭窄的地区，如在汉朝，大量人口主要集中于中原一带，那么战乱起时，多数民众的生活就会受到剧烈的冲击。到了近代，人口居住的地理分布趋于分散，所以战乱波及的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随之下降。其次，在较远的古代，农业是高体力的广种薄收型作业，老弱妇女难以胜任。在战乱起时，男丁被征去作战、服徭役，农田耕种便受到严重的影响，导致大面积饥荒。到了近代，农业技术提高，在男丁被征去时老弱妇女仍可担起种田的任务，农业生产受到的波及便有所减轻。
清末几次战乱和饥荒中的人口损失统计
到了清代中叶以后，人口原始资料更为丰富，因此可以对具体的地区在战乱和灾荒中损失的人口作更细致的统计。
表二 – 表四显示了清朝末年几次主要的战乱和饥荒中一些省份的死亡人数。表二显示的是1851年到1865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主战场七省的死亡人数。七省总计有七千万人死亡，占全国总人口的将近百分之二十。在战事最烈的浙江、安徽和江西，大约有一半人死于非命。
从分府数据还可以看到一个省内不同地区的损失程度的不同。比如在江苏，战争最激烈的苏州、镇江、常州和江宁（即南京）四府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死亡，仅这四府的总死亡人数就达一千三百万。【曹467】苏北的人口则因战事未波及而在这段时间中略有上升。在浙江的杭州府和湖州府，在太平天国前期（1851-1858），由于战事尚未波及，人口还略有上升；到了战火燃起的后期（1858-1865），竟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死亡。【曹489】
表三显示的是紧接着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在云南和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中的死亡人数。在云南，由于在战乱过程中伴随着鼠疫的传播，死亡人数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死于鼠疫。虽然鼠疫与战乱并无直接相关，但如果在和平时期，地方政府应该更有精力拿出措施来阻止鼠疫的传播；而战乱一起，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的注意力都被兵荒马乱分散，敌对双方之间也不可能协调任何抗疫动作，鼠疫造成的灾难就会加倍惨烈。因此天灾与人祸经常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在陕甘，首先是汉回民众互杀，然后是清军残酷杀戮回民。【解】三省总计有两千万左右的人口死亡。在甘肃，高达百分之七十的人死亡。战乱结束后，陕甘两省的回民多数被屠杀，少数逃亡，几乎完全绝迹。
表四显示的是紧接着这几场战乱发生的大旱中北方三省的死亡人数。“从光绪二年（1876年）到光绪六年（1880年），大灾几乎遍及北方晋、豫、陕、冀、鲁等五省，并波及到苏、皖等省的北部，受灾面积约达77.7万平方公里。由于此次大灾以光绪丁丑、戊寅两年的灾情最烈，故论者习称之‘丁戊奇荒’；其中又因晋、豫二省受灾最严重，又常被人称为‘晋豫奇荒’。”【曹645】在受灾最严重的山西，有近一半的人饿死。“全省成灾七十余州县，而省南被灾尤酷，赤地千余里，山童川竭，树死土焦。……斗米价至五千钱。……道馑相望，暴骨嶙嶙，疫疠复乘之，一村一镇，死亡日以数十计，民不聊生，每有举室闭门仰药，或投环而垫井者，邻里不及过问，辄数日无人知，愚民易子而食，甚则骨肉相残，人心汹汹。”【曹652】
表二 – 表四显示的这几场发生在前后不到三十年间的战乱和饥荒中的总死亡人口超过了一亿，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中其它省份的死亡人数和同一个时期内发生的捻军起义中的死亡人数，数字还会更大。太平天国爆发前夕的1851年，全国人口约4.36亿；到了光绪大灾结束的1880年，全国人口为3.64亿。【曹704】在这三十年中 ，死亡人口与自然增长的人口相抵之后，仍然有约七千万人的减少。
二十世纪的人口
根据路遇、滕泽之的研究，从民国开始的1912年到中共建政的1949年，虽然战乱不断，但并未出现人口下降的年份。全国总人口从1912年的44294万人一路增加到1949年的54541万人，三十多年中净增加一亿人口。【路931-951】如表五显示，在这期间，只有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人口近于零增长，而这与这段时期自然灾害较多有一定的关系。日本侵华战争直接造成中国人口死亡约1800万，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总人口的自然增长只是稍有减慢，这可能是由于侵华战争波及的地域有限，战争未波及地区的人口增长补偿了战争地区的人口损失。从人口损失的情况来看，民国期间战乱对民生的冲击远远小于清末战乱和饥荒，而日本侵华战争对民生的冲击远远小于太平天国运动。
中共建政之后最大的人口损失事件是1959-1962年的大饥荒。杨继绳《墓碑》中详细讨论了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作者自己根据国内公开数据统计的结果是损失人口约5000万，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000万和少出生人口约3000万。书中还讨论了大约十位中外人口学者统计的数据，其中得到中国官方认可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蒋正华研究结果），而其他学者得出的死亡人数都在3000万到5000万左右。综合了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之后，作者的结论是：“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杨】
从这一节的数据来看，中国从古到今的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周期律一直延伸到当代人的眼皮底下。
把前几节的数据汇总在一起，得到表六。
人口严重损失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观察：
首先，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过程极为残酷，用尸横遍野和血流成河来形容毫不为过，远不是大陆历史课本和文艺作品（如《隋唐演义》之类）中描写的那样浪漫。
其次，从对民生的冲击程度来看，历史课本中浓墨重彩的一些近代史事件，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比起同时代发生的太平天国、回民起义和丁戊奇荒来简直是微不足道。历史课本中之所以不提后面这几个事件造成的大灾难，是因为其惨烈景象与课本要营造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礼仪之邦”等形象不符。还是把问题推给他人和外族来得容易。
最后，两千年来，中国几乎是每隔一两百年就会发生千万人以上死亡的大规模战乱或饥荒。如果把表一未列出的历史上另一些人口损失惨重的战乱如五胡乱华（发生在公元317-420年左右的中国北方，人口非正常死亡与增长相抵，百年间的区域内人口处于一千多万人的低位停滞状态，【路222】）、金灭北宋（公元1125-1141年左右，人口损失一千万左右【路559】）等加进去，这个大屠杀周期律几乎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完美。这种周期性、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人口死亡很可能是世界上的主要文明之中绝无仅有的。
为何如此？首先可以分析这些大规模战乱和饥荒中人口死亡的原因，这主要包括：（1）战场厮杀致死。（2）兵士对平民和俘虏的杀戮。（3）青壮年人口直接或间接投入战争，老弱妇女无力承担农田工作，导致耕地荒芜，大批人饿死。（4）兵士抢掠物资；政权执行野蛮政策，挥霍社会资源；军队无止境地征集军需；平民被盘剥殆尽，衣食无着而死。（5）天灾（如大旱）；有些时候，天灾导致的平民生计艰难是引发反政府暴动的重要原因（如明末农民起义）。（6）疫病；经常，随着战乱、灾荒中死亡人数的增加，尸体不及掩埋，导致更广泛的疫病的发生，形成平民大规模死亡的正反馈循环。
一般而言，上述原因中的第一项，战场厮杀，只是死亡人口中的少数。第二项，兵士对平民和俘虏的杀戮，虽然在史书中多有记载，但在一场大型战乱中也很难达到千万人的量级。后四项经常是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的主要原因。
可以从一些具体历史事件来观察后面几个因素的作用：
在西汉末年，王莽篡制时期，“本来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但全国连年闹饥荒。地皇三年（公元22），山东流民数十万人入关寻食，得不到救济，饿死者十之七八。长安城内严重缺粮，连为王莽修庙的工匠也大批饿死，到处都可以闻到腐烂尸体的臭气。”【路121】在这一年（公元22年），“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主要的战事也尚未兴起，而天子脚下的长安城里、为皇帝服务的打工者们都在大批饿死，全国其它地方的情形可想而知。饥荒的原因只能归咎于王莽施政中的问题。
在东汉末年，“初平元年（190），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并驱洛阳附近数百万人口徙往长安。由于没有饭吃，又遭军卒驱赶，过度疲劳，沿途又不时受到劫掳，大部分人死在路上，到处堆积着尸体。而洛阳数百里内则人迹断绝。” 【路135】权臣的一次强迫迁徙行动便使得数百万人口的大部分死亡。
在隋末，“朱粲原为协助县官理政的佐吏，曾从军镇压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北）农民起义军，后聚众寇掠，众至10余万人。南渡淮河后，先屠竟陵、沔阳，又转掠山南。所到之处，往往物被抢掠，人被杀光。其后于冠军（今河南邓县西）称皇帝，建国号楚，有众20万，仍不事生产，迁徙无常，以劫掠为生。这样庞大的人群以劫掠为生，其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他们所到之处，即使人民逃过杀戮，可是食用的东西也全被抢光，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很多人被饿死。他们从长白山辗转数千里劫掠至伏牛山以南，所过之处，一片焦土，尸体遍地。其后无物可掠，军中乏食，于是就杀人充食。朱粲对军士说，‘食之美者，莫过于人肉乎，但令他国有人，我何所虑。’ ”【路369】朱粲这20万人劫掠数千里，如果有百万人口死于他们的蹂躏之下，当不为怪。
在正史中，王莽因篡位而被诟病，但历史上每个朝代的第一个帝位都是“篡”来的，所以篡位本身并不是值得特别诟病的事。王莽年代发生的大范围饥荒是由于王莽这位“改革家”不顾现实随意修改政策、妄起刀兵、挑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互相对抗以转移对自己权力的压力。百姓的生命就在他的翻云覆雨之中如蝼蚁般泯灭。
西汉末的王莽是皇帝，东汉末的董卓是权臣，隋末的朱粲是乱世枭雄。都是权力者对百姓的任意蹂躏，只是表现形式略有不同。另一方面，尽管这些人的行为如此暴虐，他们仍然能吸引大批的追随者，是因为中国社会中从来都有大批只识利益、不辨是非的人。
在史书中，类似于王莽、董卓和朱粲的例子俯拾即是。这样的人在和平时期还有所收敛于律法的约束，在动荡时期便横行无忌。他们的做法不可能不激起巨大的仇恨，最终导致下一次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
本来，自然灾害（如旱灾）通常只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局部地区，而一个能有效分配资源的社会可以从未受灾的地区调配资源来缓解灾区的灾情，但王莽和董卓这样的社会领袖们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将其国家机器调整到有对付大型自然灾害的能力。
社会的韧性
可以把一个社会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称作社会的韧性。Laurie Mazur总结了一个有韧性的社会需要具备的素质：【Mazur】
1. 多元和冗余。多元即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专长和能力、不同形式的经济行为等在社会中的共同存在。正如一个生态圈中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可以保持生态圈的活力，不同的思想、能力和经济行为之间的竞争可以保持社会的活力。冗余即多余的产能。比如，如果一个国家中只要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即可养活所有的人口，那么其余的百分之三十就是冗余。如果某些地区天有大旱，其它地区的冗余耕地便可投入使用，饿殍遍野的景象便不至于出现。如果一个国家把所有的土地资源都用尽才能养活其人口，那么在自然灾害降临时就会出现饥荒，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的加剧很可能将社会推向大规模战乱。这就是一个没有韧性的社会可能很快走向崩溃的蝴蝶效应。
冗余与效率是相对的概念：一个过度讲求效率的社会无法容忍各种冗余的存在，也给自己抵抗天灾人祸的能力埋下祸根。
2. 模块化，即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地区自我管理、自给自足的能力。一个模块化较强的社会如一艘有分隔舱的船，一个舱漏水不至于导致整条船的沉没。中央集权的社会在中央权力垮台的时候则容易造成社会的大动乱。民主社会中的三权分立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权力的模块化。
3. 储备，包括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的储备。后者包括社会成员的教育程度、各种专业领域的人才和知识储备等。
4. 社会资本，主要指的是社会结构的坚实程度，如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质量、掌握社会资源者的素质等。比如，如果在灾祸降临的时候，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升高，这个社会抗衡重大冲击的能力就较差。
5. 社会单元的独立行动力，包括个人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行动力。社会的这些小单元越有独立行动力，社会的韧性就越高，社会的大规模崩溃就不容易发生。在高度极权的社会中，个人被剥夺了独立判断力和行动力，公民组织几乎不存在，其韧性就较差。
6. 包容性。如果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对这个社会有归属感，愿意为之添砖加瓦，这个社会就是有包容性的社会。如果掌握了社会资源的群体将相当比例的社会成员排斥在其利益共同体之外（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主阶层之于奴隶阶层），这个社会的包容性就较差，就会有许多成员不去想办法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而是盼着它的垮台。在中国每个王朝的末年，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与权力群体离心离德，这个社会的包容性就越来越差，它离灾难性的倾覆也就越来越近。
7. 敏锐的反馈机制，即能察觉到社会中的新趋势、潜在危机，随之作出较快反应的能力。一个健康的社会与一个健康的生物体一样，具有强大的自我疗愈的功能，能在创伤出现之后及时产生应对和修复的机制。
8. 创造力，即能不断产生新的生产力、社会组织、知识和艺术的能力。一个社会在平稳运行的时候有创造力，它在遇到挑战的时候就也会出来创造力助其渡过难关。
不难看出，就这些素质而言，中国古代的社会没有一个方面做得比较出色，所以会周期性陷入崩溃式的灾难。以这些素质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相对和平的时期、包括那些所谓的“盛世”，可以发现这些隐忧都存在，只是在相对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的时期，韧性的问题不那么凸显。可以说中国社会一直都是一艘只能在风平浪静时航行的船；随便一场风雨就会把它打得千疮百孔。
也不难看出，当今的中国社会在这些素质方面同样相当薄弱。掌握权力者不仅没有兴趣和能力为增进社会的韧性作出努力，而且经常任意挥霍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社会资源。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习近平的打压民营企业、闭关锁国和新冠病毒清零政策与王莽的作为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表七列出一个社会的韧性所需的素质及当代中国社会在这些方面的表现。
从表七可见，中国当代社会比古代社会的韧性所需素质并没有任何提高，并且在其中一些方面甚至有降低，如权力的集中程度、信息管控的严密程度、公民组织的缺失、社会结构的僵化等，所以大动乱的周期律极有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个人在这样的社会大趋势之下可以做些什么、在下一次社会动荡到来时该如何面对，是值得有识之士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 清时期》（葛剑雄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解颜，“清末陕甘回变简述及其对当代民族矛盾的启示”，https://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89868
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Laurie Mazur, “Goldilocks Had It Right: How to Build Resilient Socie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s://www.newsecuritybeat.org/2013/03/goldilocks-right-build-resilient-societies-21st-century/
杨继绳，《墓碑 –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5月。第23章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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