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5日星期四

严复之痛:启蒙者遭遇了一个唤不醒的时代

撰稿丨唐山


第二年,严复去世,一代思想者承受了清醒的痛苦,也承受了无路可走、被时代抛弃的痛苦,他试图启蒙,结果却遭遇剧变,而剧变之中,行动才是第一位,思想只是争取围观的手段。沧海桑田之后,启蒙既没留下痕迹,也难说发挥了真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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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回来后,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20年,李鸿章承认严复工作努力,却不肯重用。严复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被耽搁,未能释放出应有的能量。图为北洋水师学堂在进行操炮训练。


尝自数生平,得天不为不厚,而终至无补于时者,正缘少壮之时太主难进易退主义,不肯努力进取,虽浮名满世,而资力浅薄,终无以为左右时世之资,袖手穷居,坐视沉陆,是可叹也! 

这是严复对自己一生的反省。严复是"引介西学第一人",他的突出贡献在于: 

扭转千年延续的循环史观(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导向进步史观; 

引入自繇主义(严复认为,英文中的Liberty异于汉语中的自由,故译作自繇,亦译作群己权界,尤精准),从严复到梁启超,再到胡适,凝聚成一条改良式的、温和现代化之路; 

将东西方文明对比研究的第一人("五四"时期最风行的思想方式),并最早提出近代化门槛是"黜伪而崇真"(即赛先生)、"屈私以为公"(即德先生) 

最早主张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 

严复自视甚高,家中悬两联,一是"随时纵论古今事,尽日放怀天地间",另一是"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 

然而,除译书外,严复一生处处碰壁,他的好友林纾(即林琴南)曾惋惜地说:"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至可哀也。" 

作为启蒙者,严复又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早年积极主张学习西方,晚年却宣传"读经";早年崇尚科学,晚年却沉迷于扶乩、通灵术;主张男女平等,却有两妻一妾,在持续不断的家庭纠纷中,痛不欲生;一边主张强身健体、严禁鸦片,一边又染上鸦片瘾,无法自拔;早年留学西方,回国后却迷恋功名,4次科举,均未成功;早年支持变革,晚年却反对白话文;曾翻译过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人的代表作,提倡现代治理,却成"筹安六君子"之一,支持袁世凯复辟…… 

严复是如何将这么多的矛盾,捏合成一个整体的?难道,他是又一个"青年时的改革者,中年时的实干家,晚年时的保守派"? 

在《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中,著名学者黄克武先生试图说明:严复是统一的,老年严复与青年严复主张虽异,却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进两步退一步、欲去还留的踟躇,折射出夹缝时代的逼仄与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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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作者黄克武,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



 在严复眼中,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高墙,那是无数代醒来者的噩梦,总有一种力量,让你尊严扫地,让你泣不成声。那是鲁迅笔下永远无法突破的"铁屋",那是偶尔崩坏、却又迅速重生的桎梏。 

何曾贞下起元来,不独怜君且自哀。
未得一邱供啸傲,更无歧路可徘徊。
情知乱世身为患,谁向颓流首重回。
惟有少时腾掷处,梦中突兀见南台。 

生于长夜的人如此不幸,他们能看到光,却心知此生注定无法到达。《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精描了严复的困顿与挣扎——醒来必然要付出代价,但醒来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日本严复"为何能做成事?


光绪三年(1877年),23岁的严复被官派到英国学习时,日本的中村正直已于9年前(1868年)离开。 

面对西潮,德川幕府与清政府的想法近似,均努力引进器物层面的知识,试图"不改变制度,只学习技术"。和严复一样,中村正直也从小接受儒学教育,靠从胜海舟手中借来的《英华字典》,逐字抄录,学习了英语。 

岂是功名轻别离,欲研旧学扩新知。
赖有家人知此意,使余万里快心期。 

在留洋路上,中村正直写下这首诗,因为他比严复幸运——如果不是12岁时父亲去世,严复不会放弃科举正途,转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不得不踏上留洋的危途。直到鲁迅时,留洋仍不被大众接受,鲁迅所在的路矿学堂有5个留日名额,有学生中选,却在家庭的阻拦下,主动放弃了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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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正直,日本启蒙思想家。生于东京,号敬宇,1866年留学英国,1868年回国后任教授。他翻译的《西国立志编》《自由之理》两书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掀起全面学习西方的风气。 

日本无科举制度,读书人无正途,留洋也不会受歧视。中村正直回国后,于1870年翻译出版了《西国立志编》畅销数十万册,到严复毕业时(1879年,按原计划,严复应在英学习三年,但清政府经费不足,两年便毕业了),中村正直又翻译出版了《自由之理》,被赞为:"向来的忠孝至上思想一朝被颠覆,瞬间化为木叶微尘。"这标志着日本从引进现代器物,转向引进现代文明。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对比中日近代化之路:在引入铁路、电报、铁甲舰、现代工厂、现代火炮等方面,中日的时间差不明显;在引入报纸、现代法院、现代银行、宪法等方面,则有明显的时间差。 

严复也有自己的幸运——他得到了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激赏。 

1878年2月2日春节宴会上,郭嵩焘召见了6名留学生,其中就有严复。在日记中,郭嵩焘写道:"格林里治(即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位于伦敦的格林威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即严复)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 

1个月后,郭嵩焘再召严复讨论时事,在日记中,郭嵩焘称:"(严复)于洋务所知者多,由其精力过人、见闻广博,予每叹以为不可及。"严复曾说:"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郭嵩焘反思自己,以为好做到了这三点,遂引严复为"生平第一知己"。 

郭嵩焘比严复大37岁,但他有非凡的气度与知识勇气。郭嵩焘到西方后,脚踏实地、谦逊谨慎地去研究西方强盛之道。他发现,当时英国不只是器物先进,普通国民对国家、对皇室也有异常高度的忠诚。郭嵩焘百思不得其解,在旁听了英国议会的辩论后,他颇有感慨,认为"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他多次建议严复,应该常去旁听。 

中日的先行者几乎同时看到,应从引进现代器物,转向引进现代文明,但结局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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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905年的签名照,这一年也是改良主义走向失败、革命主义走向成功的分水岭。 

郭嵩焘被弹劾后,曾纪泽接手。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曾国藩又与郭嵩焘交厚。曾纪泽不事科举、闭门自学英语,在当时算是难得的、有世界视野的人才。可严复将自己的文章交给曾纪泽后,却遭曾的贬斥。 

曾纪泽说:"宗光(指严复)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郭嵩焘)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据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 

严复早年放弃举业,文言文水准确实不高(后来经过补习,大大提高了文言文水准),但曾纪泽的"玉之于成"实为借口。郭嵩焘认为"出使诸邦,唯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指郭嵩焘自己),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可在曾纪泽笼罩下,严复不得不匆匆结束留学生涯,回校任教。对于曾纪泽,严复的评价是"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喜为轻藐鄙夷之事""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 

严复的性格上有缺点,即锋芒过露。他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曾检讨说: 

仆当少年,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顾今年老回思,则真无益,岂徒无益,且多乖违。 

郭嵩焘深知严复的性格缺点,但总是善意地、从侧面加以规劝,在人品、见识与担当上,郭嵩焘绝非曾纪泽可比。
 

▌一次次毁前程,都是因为嘴


 严复为何锋芒毕露?除了郭嵩焘所说的"由来固已久矣"之外,也有接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原因。 

严复早孤,少年起便常年在外,到英国前,曾在军舰上见习5年。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严复因成绩好一直受赞赏,难免有些自傲。可在当时的大环境中,科举才是正途,严复又颇受歧视。圈内热捧与圈外贬低的落差太大,易生戾气。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人的发现",重视个人价值。在传统社会中,个体成长中会遭到较多打压,以致内心伤痕累累。由传统入现代,特别是与现代文明相参照,难免会放大曾经的伤痕,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 

曾纪泽年龄大、官职高,自认是严复的长辈,贬低、恶骂是当然的权力,以为不这样做就不能帮严复"改掉坏毛病",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可这种"改造"常常夹杂了个人的偏执、嫉妒、误会等,施暴者很少会想:也许自己的看法是错的,对方才是正确的。 

不仅曾纪泽如此,严复曾一度想投靠的张之洞也如此。 

张之洞坚持"中体西用论",一度成为主流观念。"中体西用论"一方面满足了皇权的需要,认为帝制是不可动摇的"中体",是传统道德的基石;另一方面,又公开承认应学习西方,反对保守,契合了时代潮流。 

提出"中体西用论"的真正目的,是在"庚子之变"后,既维护慈禧太后的统治,又给洋务派争取权力空间,不过是一种政治投机。可严复却不合时宜地发表了《辟韩》等文,认为这种功利性的嫁接毫无意义。 

严复认为,现代文明自有体用,是有机结合的关系,只取其用,不顾其体,其实是又回到了"不改变制度,只学习技术"的老路上,犹如为了让牛跑得快,在牛身上安马腿,看上去强强联合,结果却造就出怪胎。严复认为:"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 

况且,所谓"中体"并没传说中的那么好,"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揭出了皇权的本质。对于装做对慈禧无限忠诚、心中却有"皇帝梦"的张之洞来说,严复的分析有如剥皮之痛。 

严复再一次因自己的嘴,毁了仕途机会。 

清末官场最忌跨利益集团漂移。严复出身于左宗棠兴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后受知于郭嵩焘,郭、左均属湘系,可严复出仕后,长期在淮系中,饱受冷落,"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从26岁到46岁,一直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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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舰队培养了大批人才,是中国现代海军教育之始。图为北洋水师学堂正在学习掌握现代测量一起。 

在信中,严复跟弟弟抱怨说:"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 

工作不愉快,严复也摸鱼,他自认为:"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其实,学堂也培养出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创办人张伯苓、翻译家伍光建等。 

除了从湘系转入淮系,无人提拔外,使严复自己意志消沉,因婚姻不幸福,他染上鸦片瘾。李鸿章曾劝说:"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严复以为李鸿章是知己,其实李鸿章早就"嫌其(指严复)危言激论,不之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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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去世时,严复赠联:"使平生尽用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有批评的含义。 

严复几次想戒烟,都未成功,直到去世前一年半,才在医生的帮助下成功。 

淮系重西学,工资较高,受家室拖累,严复不敢辞职,他想通过科举来改变命运。虽明知八股文有三大弊端: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却又不能不投身其中。严复四次科举,均未成功,直到1910年,清政府赐给他一个文科进士的虚名,他才得偿所愿。 

中村正直回国后,在大学当教授,著述不断(中村正直于1891年去世),严复则为了功名,白白消耗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天演论为何导向了革命论


 1897年12月,严复译《天演论》在《国闻汇编》上发表,掀起巨大反响,远超严复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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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对梁启超多有批评,但梁启超一直保持沉默,后因严复支持袁世凯复辟,梁启超与严复不再联系。 

梁启超曾说:"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指严复);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 

曹聚仁曾回忆:"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鲁迅也在《琐记》中写道:"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胡适读了《天演论》后,甚至给自己改名。本书作者黄克武先生钩沉出,胡适所读是缩减版本。严复担心自己的古文功底不够,将草稿给吴汝纶修改,吴汝纶曾在曾国藩、李鸿章幕中,是桐城派晚期的代表,严复曾向他学习古文。吴汝纶一边看原稿,一边摘录。吴汝纶去世后,家人将摘录版发表,因言简意赅,一度用作中学教科书。摘录版进一步强化了译稿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意味。 

在宋明理学中,宇宙秩序是社会秩序的背书,二者同归于善。《天演论》则指出宇宙秩序的根本是竞争,奉行丛林法则,恶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从而造成宇宙秩序与人类社会秩序的撕裂。 

在原著中,赫胥黎反对丛林法则,反对将优生学用于人类,但严复翻译忽略了原著中的博物学内容,将赫胥黎"用伦理限制天演",转化为"改造伦理,以适应天演",从而与"救亡"的时代主题相契合。梁启超的"新民说"、邹容的"革命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等,都源于《天演论》。 

在《革命军》中,邹容写道: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这些基于《天演论》而形成的观念,严复本人并不赞同,但他的翻译实现了对传统的祛魅,这种祛魅并非基于科学实证,而是通过东西方对比而完成的,这种无实证的演绎逻辑留下广阔的误会空间,养成了后人"思想颠覆"的习惯。 

本书认为,严复是近代最早通过东西方文明对比的方式,完成论证的学者。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娱;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今天我们已知,这种表面性的对比常常建立在对双方观察都不深入的基础上。在历史上,西方人也曾强调孝道、亲亲,也曾多忌讳、追淳朴,只是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才与东方人出现了不同——这些不同并非本质,而是发展的产物。 

可问题在于,严复不具备深入把握现象的能力,一是缺乏思想工具,二是没有足够的材料。 

从思想工具看,严复没接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只能从粗浅经验看问题。 

因屡次参加科举,使严复钟情文言文,文言文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文体,缺乏精确性,很难用来科学写作。文言文以用生僻字为美,以凸显"文必秦汉"的古奥感,但给阅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时便有人批评严复"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 

严译中有许多怪词,如神经称为涅伏,解剖学称验之科,语言学称字学,社会学称群学,经济学称计学,单位称么匿,总和称拓都……这些词更贴切、有内涵,但太小众,在与日译词竞争中,基本都败下阵来。鲁迅先生曾说:"从前严几道(严复)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罢——找着了"么匿"两个字来译Unit,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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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对曹聚仁说,自己的世界观是严氏"开拓出来的",鲁迅早期也用涅伏称神经,后来则多用日语词,比如不称"天演",而称"进化"。其实,"进化"是误译。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自己用词也不太严谨,有时会混用。在文言文影响下,"相似即相等"会潜入人的意识底层,作者、读者、译者往往只能做到"感觉上的认知",做不到"精准理解",结果就是思想大于逻辑、感觉胜于分析。读者接受了结论和方法,却没接受整体,搞不懂它在整体中的地位。 

至于足够的材料,严复回国后就一直混迹于官场,阅读外文资料虽多,却对国外学术发展无感性认识。 

鱼是无法讨论水的,人也很难与环境剥离,从而形成认知障碍。不重实证,只看逻辑推理,所以严复的"简单对比法"发展到陈独秀时,就成了简单粗暴的"西方以个人为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东方则以家族为本位、尊长卑幼同罪异罚",推涨了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野蛮思维。
 

▌严复只愿改良,不愿革命


严复很早便意识的精神祛魅可能带来的的风险。 

袁世凯当政期间,严复负责《居仁日览》的翻译工作,那是专门给袁世凯搜集并翻译的外媒文章,通过大量阅读西方报纸,严复意识到"一战"给欧洲带来的巨大伤害,开始反思精神祛魅后,人类如何避免走向丛林社会,远比梁启超等人更早。 

严复与袁世凯相识于小站练兵时,严复曾和袁世凯开玩笑说,你将来一定当皇帝,袁世凯也开玩笑说,如果我当皇帝,第一个就杀你的头。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曾说:"此公(指袁世凯)外沽有为之名,内怀顽固之实。死权躁进,茫不自知,不出三年必败。" 

袁世凯称帝时,杨度拉严复劝进,表示不对外发表,只是内部支持。严复难却旧情,便签字同意,没想到第二天报章便称"筹安会"成立,严复列名其中,成了"被支持复辟"者。严复向往君主立宪,对袁世凯确有幻想,但不愿公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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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度的忽悠下,严复成了"筹安六君子"之一,从此无法摆脱保守派的污名。 

严复后半生常遭此类误会,他曾说:"生平浪得虚名,名者造物所忌,晚节末路,固应如此。不过人之为此,或得金钱,或取好官,复则两者毫无所有,以此蒙祸,殊可笑耳。" 

在北大当校长时,严复曾主张学生读经,其中便包含了对"精神祛魅后,如何解决内心空虚"的思考,读经并不代表反对西学。严复曾说:"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严复从没背离这一想法,他认为小学、中学应减少记诵的内容,"此后便当课以西学,且一切用洋文授课。课中洋文功课居十之七,中文功课居十之三"。 

读经只是西学的补充。严复沉浸于文言文的美感,同时认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曾经的精神家园,可以填补现代人的精神空虚。严复没意识到,他又走进了曾纪泽的误区中,以为可以左右别人精神,这与他信奉的"自繇主义"相冲突。 

本书对这种冲突做出了相当精妙的解读。 

首先,严复一直保守。 

1905年,他对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不客气地回应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905年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转折点,革命论彻底压倒了改良论。 

严复晚年思想并未"转向保守",而是他一直保守。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极为沮丧,认为当时国民的文化程度还不足以支持君主立宪,其他更是空谈。严复倾向君主立宪,与他留学英国的亲身经历相关,此外,他的启蒙资源多来自苏格兰传统,而非法国。对于革命党赞美的卢梭,严复颇有批评。 

严复认为:"父母斯民自任,然而耕则为定播获之时,商则为制庸赢之率,工则与之以规矩,士则教其所率由。其于民也,若襁负而绳牵之,毫末无所用其发已之志虑。" 

其次,严复也受惑于积极自由。 

严复反对卢梭,强调个人权利,但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严复也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权利,给予个人权利,目的是维护集体利益。这就又回到卢梭的积极自由上,而非苏格兰启蒙所坚持的消极自由。 

最早将两种自由分开讨论的学者是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他认为,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以赛亚·伯林认为,前者往往造成困境。 

正如曾纪泽,他给严复制造困境,目的也许是善良的,希望提高严复的能力。他认为,现在重用严复,严复能力不匹配,反而有害。可问题是,他怎么判断严复能力是否匹配呢?只能依靠个人经验,而这种以己度人的方式,即使铸成大错,也不自知。况且,如果没有强制因素,就不会产生效果,可强制之后,曾纪泽反而伤害了严复,并没达成他想起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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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第二任夫人朱明丽,摄于1917年。朱明丽读罢《天演论》,曾宣言非严莫嫁。严复闻后乃娶之于沪上。一时传为美谈。但婚后二人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给严复带来许多烦恼。 

集体权益当然更重要,但边界在哪里,如何操作,如何实施,如何效率最大化……都需要具体的方式,不能坐而论道。严复根据个人经验,认为读经、扶乩、鼓吹国学就能培植人们对集体权益的认识,未免幼稚。 

严复惧怕革命,希望加快改良的速度,可革命与改良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非个人否定就能阻挡,即使发出"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危言,又有何异?
 

▌究竟是会通,还是圆谎?


事实上,天演论不是科学,是未经实证的演绎逻辑(至少到目前为止,无法证伪),沿着这个逻辑,会产生一个吊诡的结果:人根本不需要主动作为,反正天然就会演进,坐等结果即可。 

在白话文运动中,严复袖手旁观,并嘲笑林琴南参与论战。严复认为,文言文不死,必然会在天演中取胜,争论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五四运动",严复的评价也不高,他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 

严复一生都在论战,曾力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以及清代中期便兴起的"西学中源说"。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指出:"严复对各方来说事实上都是外人,对于极端保守分子来说,严复当然是该诅咒的人;对于谨慎的改革者,如仍极注重'保教'的张之洞来说,严复对保教公开表示冷漠是极其令人恼怒的。"但在革命的冲击下,严复的改良思想落了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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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反对"五四运动",甚至称:"(蔡元培)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济,且有害也。"图为蔡元培、李石曾等合影。 

本书谈到了严复主张的"会通中西",但未作深入分析。从结果看,这种会通其实是"误解+主观意愿"的集合。比如严复提出:"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即法度)。"认为絜矩之道即自由,固然扣住了"群己权界"的内核,但只有空洞的两个字,历代解释均有很大弹性,并没勾勒出絜矩之道的发展史,说明它原本就在边缘地带,是一个常被误读、很难实践的所在。它既可被视为本土资源,也可被视为负面遗产,取决于后人如何阐释。这种会通,迹近圆谎。至于把道家思想和古典自由主义相会通,更显牵强。 

作者认为,在近现代中,革命与改良犹如钟摆,摆到革命一端时,改良被完全否定,而摆到改良一端时,革命又被完全否定。这种两极式议论,导致人们对严复的看法忽高忽低。 

1920年,严复回到家乡侯官,说:"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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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严复(56岁)与甥女何韧兰(27岁)合影。 

第二年,严复去世,一代思想者承受了清醒的痛苦,也承受了无路可走、被时代抛弃的痛苦,他试图启蒙,结果却遭遇剧变,而剧变之中,行动才是第一位,思想只是争取围观的手段。沧海桑田之后,启蒙既没留下痕迹,也难说发挥了真正作用。 

每个启蒙者都会面对一个无法启蒙的时代。走得太快、想得太远的人是痛苦的,但总有一天,人们会重新理解严复,发现他的思想前后统一,他有他的局限,但也有他的坚持。而这份坚持将与日月同辉。


 参考资料

《西学启蒙:由中村敬宇和严复的翻译事业观及会通东西的实践》,作者:陈玮芬,《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5卷第1期,2008年6月出版,第61页—111页。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作者:(日)实藤惠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从崇尚自由到回归传统——晚年严复的思想转向及其原因》,作者:孙晓春、郭御龙,《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09页—第117页。

《"群"观念与严复的现代国家想象》,作者:吴攀,《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137页—第144页。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作者:(美)史华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


黄克武,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代表性学术著作是《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密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这两本著作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有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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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火者-严复传》作者:马勇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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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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