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思之，且行且远；终不能追，只可送矣。
一
我初闻思之大名，是1991年他为六四政治犯王军涛辩护之时。自那之后，思之又为政治犯鲍彤、高瑜辩护。1995年，魏晓涛请我去小西天喝二锅头，吃酱肘子。他兴奋地告诉我，他请了思之老为他哥哥魏京生辩护，老爷子还去唐山监狱面见了他哥。酒过三巡后，晓涛两眼更为放光，动情地对我说：棋生，老爷子可是中国头牌大律师，不好请啊。不过，要是你以后出了事，那没得说，我肯定也会请他为你一辩。
六四十周年前夕的1999年5月18日，我出事了。5月19日下午，我被刑事拘留；随即被假惺惺地告知有请律师的权利。我当即向预审员索要纸笔，写就委托书如下：
兹全权委托我妻子章虹女士代为聘请张思之先生、李会更先生为我的辩护律师。 江棋生 1999年5月19日
委托书交给预审员后，如石沉大海，了无声息。不仅如此，北京市公安局还公然违反《刑诉法》第64条和71条之规定，拒不将我被刑拘（5月19日）、被逮捕（6月26日）的事实通知我妻子，直到10月10日她见到莫少平律师后，方才得知我早已被刑拘和逮捕！
我事后得知，10月上旬章虹与张祖桦、浦志强商定后，为我请了莫少平律师。公安局的执法违法，使我与思之先生失之交臂，让我无缘在北京市看守所里和中院法庭上，与老爷子得以一见。2001年5月，我进了北京市第二监狱，被安排入住第六监区16分监区。其时，作客17分监区的政治犯查建国，从狱警嘴里打探到我的监舍，就在下楼放风时来到我的窗前。他告诉我，他的辩护律师，正是思之老爷子。
我初见思之本人，是在2003年夏天。那年5月17日，我坐满四年班房后准时“毕业”。5月下旬，我与崔卫平、郝建、萧瀚、安替等朋友相聚后不久，崔卫平就约我去见老爷子。卫平在电话里对我说：老爷子欢迎你去，要请你好好喝两盅呢。
见面地点是老爷子家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对老爷子，我是百闻之后，又加一见：老爷子的真性情，老爷子的同道亲，的确是地地道道，如假包换。
三人落座、斟上高度白酒后，老爷子举杯说：棋生，你受苦了！祝你恢复自由！言罢，一饮而尽。他再斟举杯，说：你是大力推介哈维尔的卫平教授，不，卫平女教授领来的客人，我当然非常欢迎啊！言罢，哈哈大笑，再饮而尽。
酒逢同道，十杯仍少。那天虽是初见，但老爷子说得开心，聊得痛快。而我，也把自己的囹圄岁月叙说了一番。那天，老爷子给我留下至深印象的话语有两条。一条是，他对精彩人生的追求与首肯。他说，人生短暂，活着，就要活得精彩。否则，活着就没味，没劲，没啥意思。接着他夸我道：棋生，你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就很精彩；你在法庭上的怒吼——“以言治罪，可以休矣！”和“埋葬文字狱！”，就很精彩。已然微醺脸红的我，听着居然未显尴尬，许是直把老爷子的点赞当成激励了。
另一条是，老爷子不仅敢为天下先，挺身而出为政治犯作无罪辩护，他也敢不客气地直击某些政治犯的软肋，对欠缺风骨和担当的行为骂之，责之。我至今清楚记得，当他提到一位名气很大的政治犯在法庭上泪流不止时，他的鄙夷和不屑之情，溢于言表。
初见之后，我就与我的人大校友、1957年被当局赋予右派身份红码的资深政治犯——头脑清醒、灵魂有趣、激情充盈的思之老爷子，成了忘年之交。
二
2008年12月9日，《零八宪章》横空出世。从这份由首批303名中国公民联署的历史文献中，我想特别摘引如下一段论述：
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
我认为，“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说得到位，说得精准!
在首批联署人中，思之老爷子的名字，紧随于浩成先生之后，排在第二。毋庸置疑，老爷子对我的上述引文，一定是完全认同的。否则的话，以他坦怀率直的脾性，是决不会不提异议、默然忍之的。
如今，零八宪章面世已近14周年。“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之论断，过时了吗？不灵了吗？失效了吗？不，证诸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这一论断分明更对头了。
那么，身处前法治时代的人们，就只能徒然兴叹、无奈干等吗？不，至少老爷子不认为，不认同，不认命。
前法治时代，不能使老爷子泯灭崇尚和憧憬法治之心，不能使老爷子断了追求法治之念，也未能使老爷子苟且时日，躺平了事。
打开老爷子的《我的辩词与梦想》，翻开老爷子的《我们律师》，思之所输掉的那些政治官司和泛政治官司，桩桩件件，既是对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判决性裁定，更是思之执念甚笃、“挣扎奋进”，与人治不配合、与党治不合作的历史见证。在全过程党治所造成的司法荒漠中，信奉自然正义的老爷子，似一汪清泉，作一丛绿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成中国律界之标杆，中国律师之良心。
“言其所应言，辩其所当辩，止其所不得不止”。对此，老爷子践行了，老爷子尽力了。
三
老爷子知道我从1992年深秋开始，就在钻研物理学课题；也知道我2001年春天在北京公安医院地下室中，出现了可喜的顿悟；还知道我出狱两个多月后，就写成了物理学论文——《透视T变换》。心细的老爷子，一直惦记着我的科研事，并直觉地认为，那将构成我生命中的精彩一页——没准还真是绚烂夺目的精彩一页哩。
2004年春天，老爷子给我寄来了两份长篇物理学论文，作者是他的郑州老乡徐建设。老爷子在信中说，望我能与徐建设相互切磋、砥砺前行。惜乎我俩的研究内容互不涵盖，因而后来的情形，未能如老爷子所愿。
2004年8月，老爷子又给我寄来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解谜》。老爷子在页眉上写道：
棋生：李文，你可能有兴趣，送请参阅。思之 2004.8.6
是的，我的确颇有兴趣。事实上，早在1997年9月，我就已经有了否定“宇称不守恒”的看法，并给《可怕的对称》一书作者、美国加州大学的阿·热（徐一鸿）教授写了一封信（后因故未寄出）。我在信中明言：由于对钴核旋转方向的判定法则，在镜像世界与现实世界中是不同的，因此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依然对称，即并不存在所谓“宇称不守恒”。2005年夏秋，我更是写成了《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依然对称》和《质疑量子力学中的宇称守恒定律》等论文。
2013年7月9日，老爷子与我在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见面时，我对他说：如果我的见解是对的，则李政道和杨振宁均耿耿于怀的“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就将全然失重，变得轻如鸿毛。这是因为，基于我的论证，弱相互作用中，左右对称活得好好的，根本没“宇称不守恒”什么事。我的话，老爷子当然听明白了，但他无从表态。两造对垒，各执一词；他是外行，纵然私心向我，也决不会妄言对错。
老爷子的人生宗旨，就是矢志求真。好在我与他，人同此心。
2022年5月28日，老爷子最后一次入院接受救治。而我的专著——《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在他入院前两天正式出版。这本专著，固然是我30年心血的结晶；但这本专著，也分明承载了老爷子对我的关爱与期盼。
2022年6月24日，行者思之，远行无归。6月28日，我未能去八宝山送他最后一程。
现在，我谨以心香一瓣，遥送老爷子；用自己的专著，告慰老爷子。
2022年7月1日于北京家中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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