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毛泽东的红卫兵，习近平的白卫兵

用病毒来控制人民，就是用恐惧来控制人民

北京市民梁小军律师在脸书上发文描述其日常生活：“现在，进入北京任何公共场所，都需要四十八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没有核酸，寸步难行。孩子居家学习、上课，早已不再指望何时可以开学了，但每天还要在家长群里接龙核酸检测。早上七点检测开始，妻子会在六点前下楼排队，争取排得靠前一点；我六点半叫醒孩子，带他们下楼，早做早完，回家吃饭，群里接龙汇报，打开电脑准备上课。核酸检测悄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环节。”

梁小军猛然发现：“我们都是在这一轮轮核酸检测中，由适应而至驯服。我们不再去想核酸检测在防疫中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只是每天机械地去排队，张开嘴让大白捅我们的嗓子眼，因为学校要求、单位要求、超市要求、公园要求……驯服很容易。当我们像那些核酸检测机构一样离不开核酸检测的时候，我们就是被驯服、被体制化了；而那些机构则因利益在不断强化这种驯服体制。”

病毒成了中共控制人民的最佳工具。梁小军所说的“大白”，民间也称为“白鬼子”、“白卫兵”、“白纳粹”、“白衣卫”、“白无常”。过去，中共政权用国安、国保监控和迫害异议人士，一般人认为，只要不主动反共，假装生活在太平盛世，政府不会来为难你，普通民众确实很少有机会享受到被国安或国保请喝茶的待遇。如今，病毒蔓延，两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说封锁就封锁，出马的不是国安或国保，而是冠以志愿者之名的“大白”。

病毒肆虐两年多以来，不仅没有弱化共产党的统治，反倒大大强化了其极权控制模式。习近平无法将自己打造成像毛泽东那样具有卡里斯玛魅力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让大多数民众死心塌地地爱戴他，有红卫兵将毛像章的别针别到胸膛的血肉裡；但是，习近平却能让民众恐惧，病毒成了他最好的帮手——人们可以不怕习近平，却害怕病毒及病毒代表的死神，过于怕死的人民是容易统治的。

习近平曾声称他喜欢读《商君书》。整本都是文言写成的《商君书》，这个小学生能否读懂，值得疑问。但他至少学会了商鞅的“驭民五术”：一民（统一思想，文化管制）、弱民（国强民弱，民众无反抗之力）、疲民（让人肉体上忙得没空作精神追求）、辱民（剥夺民众的自尊，让民众甘愿当奴隶）、贫民（让民众出于贫困状态，最多满足基本生存，人穷志短就不会想要自由了）。若干城市（包括表面上最西化的上海）数千万被封锁在家的居民就是如此。

上海人欢天喜地地迎来解封，然后又有很多居民区重新遭到封锁。被封锁的人通常不会诅咒习近平和共产党，只是自认倒霉；没有被封锁的地方的人们高呼幸运，只要还有比他们更惨的人，人们就能感觉良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将人驯化成猪的实验室。在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比奥威尔在《动物庄园》或《一九八四》中的情节更离奇和夸张。这个实验室是一个封闭的监狱，高墙上写着“岁月静好”——只要你安静，就能活着；若你抱怨和反抗，狱卒就将你拎出来杀鸡儆猴。人们学会了沉默是金，慢慢适应原以为无法忍受的一切。囚犯内部逐渐出现阶层分化，牢头狱霸产生了，靠帮助狱卒维持秩序而获得特权。日复一日，人们从嫌弃碗里的米有老鼠屎，到得到一口稀粥都要感恩戴德。狱卒允许乃至故意挑拨囚犯内斗，这是消耗囚犯精力的最佳方式。几年过去，这群人不再觉得没有自由，当有被关进来的新人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时，会异口同声地反驳说：外面的世界也是一座座监狱，可能连一口稀粥都没得喝，还是这里好，千万不要有逃跑的非分之想——谁有非分之想，大家一定合伙将他干掉。

从“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到“习近平的志愿行刑者”

美国学者戈德哈根写过一本掀起轩然大波的着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他根据大量史料得出结论：由于德国人认为屠杀犹太人是正义的，所以他们经常积极主动地去消灭犹太人，有时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处决犹太人，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也主动杀害犹太人。他举出一零一刑警营屠杀犹太人的例子说明，这些人都是普通民众，并非正规军和警察，他们的正式工作同屠杀犹太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关係。并没有人命令或强迫他们去杀犹太人。他们是在当时屠杀犹太人的大潮流中自己主动要求去杀犹太人的。他们想去屠杀犹太人的愿望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反常的心态，他们甚至将杀人当做一种享乐。

美国学者科夫顿在《纳粹医生》一书中研究医学屠杀与种族屠杀心理学，他指出：“纳粹的医生们被赋予奥斯维辛这个屠杀系统的许多责任：筛选受害者，让这部身体和心理的杀人机器运转，对集中营的屠杀功能和劳动功能进行平衡。虽然医生们不管理奥斯维辛，但他们为它增添了一种堕落的医学光环。”一位近距离看过这个过程的幸存者说：“奥斯维辛就像是一场医学手术”，“从一开始到结束，屠杀都是由医生来领导的。”这些医生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医疗从业者，此前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但是，残酷的真相是：人很容易被社会化得去杀人。“人适应环境的天赋，很好地发挥过作为物种的作用，如今这种本能也可以使形形色色的男性和女性适应业已出现的种族灭绝制度，适应盛行的种族灭绝心态。”

美国学者阿伦在《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一书中，通过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居民的长期跟踪採访，揭示了纳粹在地方层面运作的祕密。他发现：“城镇中的社会凝聚力存在于俱乐部生活中，在纳粹统治早期，这就被破坏了。随着社会组织的逝去以及恐怖体系的现实，小镇居民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了。中产阶级是这样，甚至工人也是这样，因为通过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破坏，由大俱乐部所创建起来的全部複杂的社交联络都受到了影响。通过将小镇民众分解为互不联系的分子，纳粹可以让由此形成的大众去往任何他们希望的方向。”纳粹精通群众心理学：“小镇上的纳粹分子好像精准地知道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说，知道做什么，怎么做，以便赢得大部分镇民的选票。他们针对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精心策划了讲座集会、盛装游行、舞会、军事演习……他们会根据每一次活动的反馈仔细地总结经验，修改下一场活动的安排。一切，都是为了掌权。”纳粹将选举变成一种“分期政变”，用选举的方式终结了选举、终结了民主、终结了自由。

这三本研究纳粹的着作，也可以拿来当做观照今日“白卫兵”横行的中国。当年，毛泽东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今天，比毛泽东更狡诈的习近平不会写《上海封城考察报告》。但两人的统治秘诀极其相似：毛泽东利用农村痞子以及后来的红卫兵破坏传统社会的秩序、伦理与道德标准，习近平则利用城市的边缘人和失败者作为“白卫兵”——有一位上海的脸书朋友贴文指出，他所在的社区的一名“大白”，原来是一个左邻右舍都讨厌的渣男，没有人愿意跟他搭腔，但他一旦穿上白色防护服之后，立即像是念了咒语之后神功附体的义和团拳匪，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对老人、女士和孩子都吆三喝四，宛如奴隶主对待奴隶。这就是习近平想要的效果——他亲眼目睹贵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父亲遭到原本不名一文、手上拿着红宝书作为尚方宝剑的红卫兵的殴打。他不同情父亲的落魄，反倒从红卫兵身上找到权力的魔戒，他要用魔戒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病毒成了他最好的藉口，“白卫兵”成了他最好的工具。他不必像邓小平那样命令军队开坦克上街，他只用一挥手让“白卫兵”像僵尸一样横行。

汉娜·阿伦特指出：“恐怖手段的效力总是完全依赖于社会原子化的程度。在恐怖力量完全释放之前，所有有组织的对抗都必须消失。”在让民众自愿为奴的意义上，习近平比毛泽东之后历届党魁都做得更为成功。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