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林培瑞(2)：谈当代中国文学与老百姓价值观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多年来教授中国语言与文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展示出他的一种信念，这就是，语言和文学是民众的价值观的载体，在缺乏表达自由的中国尤其如此。

作为当代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者，林培瑞注重语言和文学与历史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他看来，要想恰当地理解当今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就必须对中国的过去几十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有一个大致不差的了解和理解。

以下是美国之音采访林培瑞教授记录的第二部分。林培瑞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官民价值观对立可谓历史悠久

金哲问：您刚才这是好几次提到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来自底层的老百姓的价值观，或者来自社会基层的价值观跟官方宣传的价值观大相径庭，相互这个对立，甚至相互冲突。你刚才还提到的例子，比如说以习近平的官方的称号，说他是伟大领袖，核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导师，为世界指明前进的方向啊，但是中国老百姓另一种说法，说他是大撒币，庆丰帝，习包子（因为习为了表示亲民去北京庆丰包子铺吃过饭）。我想问，这种老百姓的价值观跟官方的价值观南辕北辙的现象到底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还是中国早就有了，只是来了互联网这种现象变得显而易见而已？

林培瑞答：我觉得这传统一直都有。我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也观察通俗文化的发展。我觉得老百姓对官方有意见，这种传统你可以归根到《儒林外史》18世纪就在骂着官方，或者骂当官的是腐败，或者虐待我们百姓，或者是两面派。这种批评一直持续到晚清的那些黑幕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不要说五四文学有很多对上面的批评。

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起来呢？因为他告诉年青的红卫兵说，你去批评官方，你去，你打当官的，打当党员的。老百姓的愤怒已经在那儿，他点燃这种需求，就能发作出一个文化大革命。

毛死以后的伤痕文学更是批评上面，一直到90年代。我曾经研究过中国的城市里头的那种顺口溜。这是互联网以前以口相传的顺口溜，大部分都是骂官方，骂上面。互联网出现以后继续骂。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换句话说，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之一是正义。我觉得非常明显，200多年来都可以观察到正义这个价值观。你上面做的不对，不公正，我下面就有意见。这种传统很强。所以，习近平做一些丑陋的事情，或者他连自己的文章都读不对这种事情会在网上扩散。百姓骂上面如何如何自大或欺负人，或者如何腐败。

这种传统是很强的，很自然的，非常中国的。说到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老百姓的文化特点，这绝对是一个。

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自我表达更大胆还是更胆怯了

问：您多年观察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学，中国人的表达。那么在您看来，自1949年也就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以来到今天，中国人从总体上来说在自我表达方面是变得更大胆了，还是更胆怯了？

答：那当然总的来说是更大胆。我们得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本来中共下边的媒体都是单向的，都是从上往下。从延安的布告板，一直到无线电广播到电视，书籍、杂志。所以，你要是问老百姓有没有办法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一直是没有，或者很少。

或者，只有比较有名的作家或者新闻记者有这个权利，老百姓没有。一直到互联网出现的时候大家才能够有平台。所以，首先得问，老百姓从什么时候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那只在互联网出现以后。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敢不敢表达。就敢不敢而言，我觉得敢的程度也大大地扩大了。但是，现在你在互联网上批评共产党或者（官员）个人是有危险的。尤其是你稍微有点组织的话，上面就要压制你，不允许。所以那还是得冒险。可是敢冒险的人很多，敢做猫捉老鼠游戏的，跟上面的控制做猫捉老鼠游戏的人相当多。

总起来说中国人变得更大胆了

哪怕是在互联出现以前，那些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的人敢不敢发表？我想到的，比如说：

1957反右的时候，刘宾雁、王蒙还有其他的作者或者记者能够说他们的一些批评意见，后来被划右派。但是那时候已经有点不那么敢的反应。

刘宾雁我当年跟他很熟。他告诉我57年被划右派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哎呀，我肯定是有右派问题，毛泽东说我有右派问题，我得自我审查，我得去问自己，我这个（错误是）怎么来的？他第一个反应是怪他自己，解剖他自己哪儿不对。后来呢，他越来越大胆。到80年代，他写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 ，在那些作品里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

连很有名、有权威的作者像刘宾雁也有他的进步过程。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中国人和老百姓，包括在互联网上敢说话的人总的方向是越来越敢（言）。

当今中国最有趣的语言现象

问：那么在您看来，当今中国最有趣的最值得观察的语言现象是什么？

答：那你这个问题当然很大。

我本来是教语言的，研究语言的。我们在大学里头当然教美国学生都是普通话，或者当年叫做国语。我念大学的时候叫国语，现在叫普通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平这个幅度里头、年代里头可以观察到普通话的正常化大大地推进了。

我年轻的时候1960年代到香港，香港人不会普通话。你到街上说普通话，他们都是广州话。现在香港或者不管哪儿，年轻一代说普通话比50年60年前多得多。这个发展不一定政治色彩那么大，可是我觉得很值得注意。

问：那就是说，它的普及率现在更广。但是有人要说，哎呦，这显示了中国的文化大一统的现象，是压制地方文化、地方语言，这个现象比五六十年之前更严重了。您这么认为吗？或者，您有这种想法吗？

答：对，香港人，广东人，广东一带都有人有这个看法。他们认为这压制了我们土生土长的文化。我在心里当然同情这种人，因为文化是宝贵的，我们能够保留各种文化对人类的遗产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刚才的意思不是说普通话压制了所有地方话是好的事情。有好有坏。保留当地的文化传统也是应该指出来的，也是宝贵的传统。

我自己听到香港人说话，尤其是最近香港自己受到共产党很厉害的一种压制的时候，我听到广东人说广东话，我心里感到很暖和。

最近我看到了一出戏，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那出戏叫《5月35号》，是说当年在六四时候的故事。说的是夫妻俩年纪大了，丧失了他们的孩子，是在六四被杀的。那故事是很动人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那个话剧里头说的是广州话，广东话在北京说。可是那广州话第一次一听，我觉得，哎呀，这有点不对，人在北京怎么说广东话？

后来我又想，也不对；六四这个现象是全国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问题，是跨文化的问题，跨语言的问题。所以，你广东人在说广州话，在北京说六四的悲剧，这也是说明我们价值观都是对，都是人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这种（语言现象、语言艺术）也值得注意

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文学黄金时代

问：其实在语言方面我真是还想追问，但是我后边还有好多的问题，我只好问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研究者，您认为当今中国最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是什么？

答：我本来研究的、教的多半是中国文学，所以我很注意这些问题。我教美国学生的现代中国文学，我的课程里头最多的作品，我也认为是最好的作品是五四时期的。1918年从鲁迅的小说开始到1930年代，也可以延长到40年代到张爱玲的小说。反正五四运动前后，这个时代是个黄金时代。

到80年代毛（泽东）死后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1980年代整个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个高潮，也是个小黄金时代。有的90年代的作品也不错。可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后，我觉得当然作品是很多很多的，我也不敢说我看了所有的，我只看了一小部分。但是我觉得价值不是那么大的，很难找到好作品。而且，好作品多半是延续80年代的传统。

现代中国文学杰作有待时间拣选

举什么例子呢？这我想不清楚。可是我觉得二十一世纪的主流往一种科幻小说方向走了。时空的旅行（时空穿越），或者男性爱情（BL love）或者荒诞现实主义。阎连科先生的小说，他自己说是荒诞现实主义，这些我都觉得是一种逃避。不是作者没有他关心的问题，而是他不敢直接说。所以他用科幻形式，时空旅行等等，使他的小说变成一种时髦。可是要说认真的对人生的问题、心理问题、价值观的问题的探索很难找到。

有时候在缝隙旮旯里头能够找到一点，用典故或者用比喻去说明他关心的问题。可是，总的价值不大。

还有个问题是，我觉的科幻小说、时空旅行这种东西太多，在网络上太多。本来在二十世纪包括在1980年代出作品，你总得经过一个编辑部把你的作品考察一番，决定登载还是不登。现在谁都可以把任何东西放在网上。不排除这种事是有它的好处，有它的精彩。可是，也有很多垃圾在那儿。所以你做个普通的读者想找好的作品，没有编辑帮你。这也是个问题，我觉得。

这20年来的这些文学作品，我作为一个当代中国文学的学者，只能等到水落石出，等过一些时间，有一些别的读者或者编辑能够慢慢找出来那些比较有价值的作品。

文章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