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1日星期日

记者手记: 女王与香港

周六上午九点,我来到了伦敦市中心的格林公园,从公园的北门步行大约7、8分钟,就可以到达白金汉宫。虽是周末的早上,但已经有很多前来向女王告别的人。

在人流之中,我看到了一对亚洲面孔的夫妇,50多岁的样子,丈夫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告明来意后,妻子告诉我她叫凯瑟琳(Catherine),她和丈夫都来自香港,两年前搬到英国,现在定居在英国南部。

凯瑟琳告诉我,她最钦佩女王的地方是她坚毅的性格和尽职的责任心。女王访问过两次香港,凯瑟琳觉得这让她感到女王和香港之间有些特殊的链接(伊丽莎白二世曾在75年和86年两次访问英属香港)。

在凯瑟琳的记忆里,女王是和香港的黄金年代联系在一起的。那是一个拥有自由、法治,经济也在蒸蒸日上的年代。确实,70和80年代是香港经济的黄金期,到了80年代末,香港已经成为了亚洲乃至全球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

然而,对凯瑟琳而言,这些美好的记忆在97年主权移交中国大陆后便戛然而止。

送给女王的告别礼物
送给女王的告别礼物

“你知道2019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吗?”凯瑟琳反问我。“我知道”。

“香港现在已经没有了法治,没有了自由。我们没有了安全感,这就是我们选择离开香港的原因”。

2019年,香港爆发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反送中运动,凯瑟琳和她的丈夫不是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但毫无疑问,这场运动改变了包括他们在内的很多人的生活。

凯瑟琳的丈夫不会说很好的英语,但这并没有成为他们决定移居英国的障碍。在得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离世的消息后,他们很快就作出了来伦敦献花,以示告别的决定。就像他们两年前毅然告别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土一样,她现在来到了白金汉宫,向伊丽莎白二世——这位曾经的香港最高统治者,以及凯瑟琳心目中香港黄金时代的化身,做最后的告别。

由于白金汉宫及宫殿前的广场还要举行很多活动,所以紧挨着宫殿的格林公园就划出了一片区域,专门用来摆放民众的鲜花和各类表达哀思的礼物。

在成千上万的花束中,我发现了来自其他香港人的礼物。比如,这张裱在相框里的女王照片,照片下方用英文和繁体字写着“永远是我们的英女皇”。

作为一个在大陆出生和长大的人,我对于“君主制”没有太多的直观感受。毕竟,有着天朝皇帝的大清,已是一百一十多年的事了。而当下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国王或者皇帝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进程的“落后”观念,应该被扫入历史尘埃。我似乎曾经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世事弄人,我在成年后先后常居日本和瑞典,两个拥有天皇和国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君主和皇(王)室家族的存在,并没有妨碍这两个国家成为民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全球“样板国”。

我在格林公园里遇到了另一对来自香港的情侣,安婕拉(Angela)和史宾塞(Spencer)。两个人刚搬到英国一年,居住在东南部的汉普郡(Hampshire)。三十多岁的安婕拉之前在香港是名护士,而三十岁不到的史宾塞则是一名小商品批发商,两人都是“反送中”运动的深度参与者。出于对香港情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忧,是两人最终在2021年选择移居英国。

“那个时候,香港有公平公开公正,有言论自由,有法治,有很好的城市规划,但97年之后,这些都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变。19年以后,言论自由和法治都开始消失了”,史宾塞在访谈中略带激动地说道。

我无意去粉饰英属香港时期的殖民统治,这里面有着很多的压迫和不公,这些都是事实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想要挑战或无视安婕拉和史宾塞的记忆和认知。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会根据当下的需求对过去进行重构,这是心理学里常提到的,而且这些记忆和认知里,还会混合着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

另一方面,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会给个体的心理与集体的意识带来长久的影响。对于很多香港人而言,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就属于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现实政治的失望和不满,让他们对不太久远的过去有了很多美好的记忆(或是想象),并将这种记忆投射到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这位英属香港的最高统治者身上。

“你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学校里一直张贴有她的画像,这让我们从小就对她有很多的亲近感。你知道,女王是个很包容的人,香港也曾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我们在60、70年代接受过很多从大陆游到香港的逃难者,在89年的时候也接纳过很多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但现在不是这样了”。

“我们很想搬回香港。但我们知道现状很难改变,我们已经做好在英国长久生活下去的打算”,安婕拉对我说道。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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