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新晋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李书磊在他发于人民日报学习二十大的《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一文中，提出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所谓“二为”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双百”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表述被敏感的外媒和一些自媒体认为李在此是要学毛，引蛇出洞，然后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理论家等一网打尽。
毛1956年为了活跃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首次提出双百方针。之后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时隔一年，毛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时间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响应毛的号召，对中共“大鸣大放”，甚至将矛头指向毛。这是知识分子在毛统治时期一个非常短暂的小阳春。
1956年6月的毛泽东（图中是在北京会见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
但也许毛感觉到这样下去有失控的风险，或者党内斗争的形势有了新变化，在当年6月改变了对“大鸣大放”的态度，发起了反右运动，那些在“大鸣大放”中给党和毛提出尖锐意见的知识分子，被认定是借此发泄阶级仇恨，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边疆劳改。此段历史被中共正统观点称为反右扩大化，但民间史学认为这是毛故意设的一个局，一个“阳谋”，借着提倡“双百”方针，给党提意见，要让各路牛鬼蛇神纷纷现身，好一网打尽这些反党势力。谓之“引蛇出洞”。
习近平无需发动“反右”
毛是否有“引蛇出洞”之意，留给史学家们去讨论。基于历史教训，人们将李的文章作此联想，也很正常。不过，尽管习在许多方面效仿毛，在思想路线上一定程度回归到了“左”的一边，然两者的时空环境毕竟截然不同，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中国，对这种极端的政治运动还是有一定免疫力的，习没有动力也无需再发动一场新时代的“反右”运动，即便他有此意，知识分子也不会天真地响应李的号召，给党提哪怕温和的意见。
中共新晋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李书磊
事实上，李这么表述，不过是出身于学者的李同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最高官员，重复中共的一贯说法而已。虽然他此时提出让人颇觉得有些意外，但并没有超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历来的论述。李文的论说引述如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针。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鼓励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不断焕发文化生命力、创造力。要正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比起其前任，现为广东省委书记的黄坤明学习十九大的文章来，李的思想确实要解放和开明等多，后者根本没有涉及这快内容，反而充斥着时下流行的“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之类的政治语言。然而，亦要看到，“双百”方针的背后虽然有着一段不幸的历史，可自它提出后，也就成了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贯正确的说法，无论哪个领导人，涉及文学艺术文化学术的问题，都会提到它。
习在过去十年，从公开报道看，至少三次说到这两个词，要求文艺界和学术理论界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十大报告在关于文化建设的部分，也强调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李此文不过是对二十大这个精神的阐释。外媒和一些人将它和1957年毛的引蛇出洞作联想，可能是没有注意到包括习在内，这两词从来没有在中共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话语里消失过。
放松严控舆论？
那对李书磊来说，他现在重提“双百”方针，倡言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是不是含有其他用意，而非仅仅因为它代表中共意识形态一贯的正确表述？或许。若有其用意，以李的学术背景和曾经开明的形象，应该是他认识到在习的一言堂以及只准一种声音不能有“杂音”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的文化界表面上看似一片繁荣，主旋律高亢，实则万马齐喑，一片荒芜，原创思想和理论以及有品质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异常匮乏，阿谀奉承之作的滥竽充数，根本同泱泱五千年文明不匹配，也同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吻合，是中共一块严重的短板。李不希望自己主管意识形态期间，中国的学术理论文学艺术充斥着假大空，除了只知歌颂和阐述领袖的思想外没有一点独立的创见，从而被后人戳脊梁骨骂。
他可能还是想有番作为，改变他的前任对文化的践害。而对习来讲，即使出于历史上帝王有的虚荣心，在需要溜须拍马之徒的同时，也想有一些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大家和作品。现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比较弱，他一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但现实是中国还没有为崛起构建起有说服力的令国际社会接受认可的中国的学派和理论，习无疑想改变这种状况。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再让其亲信黄坤明继续做中宣部长，而要形象相对不错的李书磊主管意识形态的原因。假使如此，重提“双百”方针可能是个调整信号，李接下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可作为的空间比黄要大，目前对舆论的严控或许会有某种程度的放松。
但即便如此，李能够迈出多大步伐依然不乐观。因为他在这篇阐释二十大文化建设的文章中同样强调不能挑战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这或许不是其本意，可作为习核心执政团队的一员，他无法从根本上违背老板的旨意。习挑选他做意识形态的最高主管，只是要他为自己的统治做一个更精巧的化妆，而非为各种“异端邪说”敞开大门。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带有独尊性，排斥异己，除非把它的指导地位虚化，但在习时代这是不可能的，有了这个前提条件的限制，中国的思想理论学术艺术势必内容苍白，形式单一，因为两者有着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水火不容。
可以想见李做中宣部长的难处，大概习给他的任务是划个圈，以不得攻击中共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为界限，在此界限内，允许一定的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探索，思想、观点和表现形式可允许某种程度的偏离主旋律，但出了这个圈是决不允许的。当然，中共接下来的意识形态到底会更左，还是往右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不久或许能见分晓。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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