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们普遍认为，拜习会要好于预期，但在两人笑容满面、握手言和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计算，美中关系是否走出了最坏时刻，则有不同评估。
在笔者看来，拜习会暂时让坏得不能再坏的美中关系止跌回稳。之所以用“坏得不能再坏”来描述目前的两国关系，是因为再坏下去恐怕就是直接的军事冲突了。看华盛顿对中国采取的芯片断供和科技脱钩行为，这实际是把中国当敌国对待。而拜登所以急着要见习近平，亦是具体感受到了两国接下来会发生冲突的现实危险。北京常拿拜登作出的“四不一无意”承诺——也包括这次——即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来敲打华盛顿，但如果说拜登真对习有此承诺，至少现阶段不想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这点是真的。
美中关系在奥巴马后期就开始部分发生质变，华盛顿对中国的警觉大大提高，特朗普四年，美国对中国从过去的接触政策、帮助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完全转向遏制和围堵，尤其在后两年，双方对抗加剧，两国关系全面走坏。拜登上台没有改变这个趋势，迄今美中对抗的强度和范围都已超出特朗普时期。拜登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未来10年美国唯一的系统性竞争对手，准备用十年时间打败中国。此次会谈，拜登也宣称，美国对中国的激烈竞争不会放弃。换言之，竞争，或者一些美国战略家口中的对抗，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它不仅得到民主、共和两党的全力支持，美国社会和舆论对此也高度一致，皮尤前不久的出口民调显示，高达近八成的美国公众对中国不满。这种历史定势一旦形成，会持续相当长，就好像之前奉行的接触政策实行了三、四十年一样，美国的遏制战略从特朗普时期算起，也至少二、三十年或才有改变。在此历史定势面前，没有哪个华盛顿的政治人物能够逆转，他们亦不会有此意愿。
尽管拜登在同习的会谈中在原来“四不一无意”基础上，又加了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等，然而，多数战略家们都同意，两国已进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实际早发生。前者在学理上表现为老大和老二的对抗；后者是参照当年的美苏冷战，但不是简单重复历史，而具有当下的新特征和表现形式，故称为“新冷战”。
具言之，美苏冷战是两个阵营的对抗，是一场交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阵，虽然当时两个集团在经济和文化上基本没有往来，就此而言，冷战时期是一个半全球化时代，但美国仍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全力遏制苏联的势力扩张，如建立联盟体系，实行出口管制，加强控制高新技术转移，以及发动宣传战和心理战等。今天的美中竞争，在表现形式上比美苏冷战更复杂，但华盛顿亦不外是动员多种外交、经济和战略工具来遏制中国，包括联盟体系、人权与民主、台湾与印太事务等。即使经济上双方无法做到完全脱钩——这是新冷战和旧冷战的显著区别，美国也在科技和关键供应链上采取北京称之为“小院高墙”的做法，试图完全切断同中国的联系。
未来五至十年，美中之间的这种对抗，看起来还会进一步强化，因为华盛顿讲得很清楚，未来十年是美国打败中国的时间窗口期，若不在这段时间内努力阻止中国崛起，以后或许就没机会。对于这一点，华盛顿的紧迫感非常强。
但是，美中竞争的原动力，如果要追根溯源，或许要归结到两个文明体的抱负——谈到文明的因素，很多人不愿承认这点。这可能也是今天的新冷战和美苏冷战最本质的不同。后者可以把它看作西方文明——取西方文明的广义——框架中的两支不同文明的的较量，毕竟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的土壤上长出的，其思想来源是西方的，即使它的变种列宁和斯大林主义，也有一部分西方思想的元素。中共尽管信奉马列，但在专制上，更多承袭的是中国自身传统的专制元素，它的文化根基是中国的底色，只不过被马列改造了而已。
那么，从文明的角度说，由于美中各自的历史，两国都认为自己是个“例外”国家，对人类文明负有特殊重要的使命。美国这方面不用讲，有着非常浓厚的基督教救世情节，中国也认为人类文明少了自己不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有浓厚的救世主意识。特别是习为了强化自己第三任期的合法性，在原来提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基础上，在二十大公开宣示，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开辟第二条现代化道路。这实际就是要同美国进行制度和文明的竞争。在同拜登的会谈中，习也隐含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两国的竞争一旦落到制度和文明的基点上，就无法退让，必然要开足马力，动员各方面资源，进行一场全面的长时间的高强度的比赛，此乃美中竞争的结构含义。它当然也包含军事竞争，并且必然会发展成军事竞争。而军事竞争趋向激烈，大概率会导致军事冲突。这正是拜登目前最担心的问题。鉴于美中都是军事大国，特别是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展迅速，且两国都是核武国家，又有着敏感的台湾问题，而眼下双方互信极度缺乏，稍有意外，很可能发生军事冲突。这就是拜登每次和习通话何以都要强调建立护栏，这次还加上建立地基的原因。建立美中护栏和地基，明确双方红线，管理冲突，不让竞争失控引发军事冲突，是华盛顿和北京都应该要做的事情。
然而恰恰在这点上使人忧虑。相对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领导人的决策和政府政策少受不同利益的干扰和影响，尤其习现在一言堂，大事小事他一人说了算，只要他的情绪稳定，战略定力足够大，沉得住气，就不大可能出现因决策鲁莽而导致危机的情况，或者在处理危机时出现过激的现象。当然，这也意味着如果他情绪不稳，定力不足，沉不住气，会做出错误的决策，将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后果。美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相反，它的总统没有中国领导人那么大权力，其决策和政策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和牵制，要照顾和权衡各方利益，这种决策模式的好处是不容易犯大的错误，但当几个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高度对立，不能妥协，就像现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民主共和两党为党派利益互不相让，要找到平衡点非常困难。对华政策是个特例，两党都不反对对中国强硬，可正因此，也使得两党加码反中。
接下来对拜登的一大考验，是明年新国会上任后，台湾政策法的出台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可能的访台，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的两个引爆点。台湾政策法势必会无悬念地通过，如果关于台湾地位的表述不做柔化处理，这部法律的出台和执行会让美中关系比目前有更大倒退。而麦卡锡早前表示，若当选众议院议长，他会率众访台。假如他兑现自己的诺言而拜登政府无法阻止，其访台肯定会引发比佩罗西访台更严重后果。习已当拜登面告诫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上述两种情况若出现，想想看这次拜习会刻意营造的“友善”氛围还能撑多久？恐怕美中关系很快会打回原形，更严峻的局面随时将到来。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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