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中国防疫红黄码起到了电子镣铐的作用,严重依赖监控治理的官僚体系不可能不滥用这个技术工具。即便有可能逐步放松,也不会对“动态清零”四个字特别是后两个字做任何改动。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上报”发表文章《所有中国人将被戴上功能完备的“数位手铐”》,作者简易说,中共三大部门近日印发《“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其中提出,到2025年每个居民拥有“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而事实上,健康码早已成为中共随意控制民众的“数字手铐”。
文章说,规划提出的“每个居民拥有一份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和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建立居民以身份证号码为主、其他证件号码为补充的唯一主索引,推动‘一码通用’”,结合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所说,要加快建设网路强国、数字中国,健全网路综合治理体系,强化网路、数据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这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显然将成为中共政府随意管控民众的“功能完备”的工具。
动态清零折射出政治抗疫的本质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动态清零”不可持续的原因,与官僚系统彻底缺失的道德责任》,作者在野认为,以疫情防控的名义,红黄码起到了电子镣铐的作用,令行禁止,有绝对的权力,面对如此诱惑,严重依赖监控治理的官僚体系不可能不滥用这个技术工具。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处在权力金字塔中下层的地方决策者承担了执行动态清零的全部责任,一旦疫情肆虐,传播外溢就面临权力上层的问责惩罚,这就迫使他们采取一切可用的手段来追踪隔离病毒及其载体,而健康码的管理本身就已服从政治上的需要,成为一种趁手的管控工具。
文章说,动态清零成为一项社会工程,折射出政治抗疫的本质,即官僚体系宣称的“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综合看、系统看、长远看,特别是要从政治上看,算政治账”。但这项工程所付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不可谓不大,中国与全球供应链脱钩的速度加快,动摇了出口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地位,而不断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对官僚体系的道德合法性带来挑战,影响民心向背。
作者认为,但即使是如此,“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仍然不可动摇,即便有可能逐步放松,也不会对这四个字特别是后两个字做任何改动,背后的根源在于政治力量显著地凌驾于经济和社会力量之上。掌握着权力之舵的人以“宏伟”的设计赋予抗疫斗争以合法性,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而最终社会的瘫痪则赋予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参与抗争是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网络媒体“歪脑”发表文章《自述:在海外四通桥声援运动中,我们这样克服恐惧》,作者米米亚娜说,“我看见了”——微博上的用户曾激动地流传着这句暗语。当我们看见了四通桥上一个普通人孤注一掷、以身殉道的决绝反抗时,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羞耻心,以及这个民族在历史加速的关口引颈待戮的耻辱。倘若终究没有这样一个人出现,我们何堪于面对如此耻辱?
文章说,“一个人的勇敢不应该没有回声。”活跃在Instagram上的反抗账号“公民日报”(CitizensdailyCN)在事发后立即呼吁,击中了人们的这种羞耻心。ta们带头发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贴标语活动,倡议所有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将四通桥的标语和声援口号用所在国的语言和中文一起打印出来,张贴在学校和街头。
跨国的公共参与者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但是,作者认为,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凭什么预设这条路不会举步维艰呢?比起身在国内的泛自由主义者和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掌握的自由和能动性已是极大的特权。甚至纵观中国社会,无论从民族、阶级还是成长时代来说,我们都充满了既得利益者的“原罪”,在更弱势更边缘的群体承受着不反抗或反抗的代价的时候,我们早已无地自容。我们的恐惧和愧疚都是真实的,但是,如何把恐惧和愧疚向外导向对他人的共情和行动的动力,而非向内导向自轻自贱、自我放逐、回避和犬儒的心态,是我们每个人的功课。摆脱极权的驯服和毒化,本来就是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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