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最近的疫情全面反弹，每天的感染人数接近4万，地方政府的处理又回到常态核酸检测加封控状态，前不久出台的清零二十条基本沦为一纸空文。但是民众对政府的防疫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不满加剧，耐心耗尽，在广州封控区出现了多次冲卡，郑州富士康园区发生员工集体抗议，乌鲁木齐的民众走向政府表达不满，上海的抗议人群甚至在街头公开喊出习近平下台，现在抗议已经蔓延到北京、武汉、南京、成都、重庆等校园。
上周六，我在推特上发了一则推文，大意是官方对疫情处理的反反复复，进进退退，百姓情绪已忍耐到极点，感觉这样下去一场民变在发酵。推文引发了很大关注。我知道人们的兴奋点在民变。在大量的留言中，多数人认为民变不会发生，所举理由可以归结为五方面，（1）支持清零的基本盘还在，（2）人们对封控已经麻木，（3）中国人是斯德哥尔莫综合症患者，习惯了被奴役，（4）现在还没到最坏时候，（5）百姓没有枪炮，造不了反。还有人举毛时期三年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民众也没起来反抗。这些说法都有道理，还可举出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这一点，例如，政权对大众的监控已到一个绵密无死角的地步，然而，由此断言民变不会在今天发生，恐怕早了点。
首先要纠正对民变的一种错误理解，以为像传统社会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之类造反行动，才算得上民变，这样的民变在如今这个时代，如果不说绝迹，概率也非常、非常低。我说的民变指的是一个政权民心尽失，大众由不满而绝望，产生反抗的动力，并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抗议风潮。在这个意义上，也可把它理解成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至于它是否发展成全国性的抗议风潮，出现有组织、纲领和代表性人物，不是关键，但是必须有影响，对政权产生冲击。
按照这个界定，民变要出现有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对政权的普遍不满已经形成，且这种不满到了忍无可忍之程度；二是社会出现了成群的抗议浪潮，或者单次抗议的人群达到相当规模；三是政权对民众的不满丧失了感知能力，对事件的处理和民众的反抗不知如何应对，一味采取强压乃至暴力手段。
清零之下，民变是否会发生，取决这三个条件的满足程度。第一个条件已经具备。习的清零搞得天怒人怨，对此无须去做统计学意义上的调查，即使那些支持清零的人，也不会喜欢现在这种非正常的状态。有谁愿意天天生活在核酸检测和随时有可能被封控的状态？即使生命能够得到保护，但人的基本自由被剥夺，而且面临失业或者已经失业，生活失去来源的困境。不仅如此，清零之下，人人都是下一个受害者，因为病毒是不讲政治的，不会因一个人拥有特权、财富和声望就不会光顾他。现在这种习氏防疫，不但民众无法容忍，体制中的官员，尤其处于一线的地方官员和防疫人员，也疲于奔命，面临极强的精神压力，早已不耐烦，只是不敢发作。可见，当一项政策或做法，既得罪民众也得罪官员，几乎令所有人都成为受害者时，已经具备发生民变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性。
有人会说，大众的不满主要针对清零，很多人未必会把它上升到对政权邪恶性质的认识角度。多数人没有这种自觉性可能会削弱反抗的力度，然而，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发生后，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从发生学来看，社会抗议是受从众心理驱使的。再说，清零政策本身反映了习近平专制政权的极端荒谬性，是其反人性的集中暴露。人们不会只记着清零，而会由清零中的种种限制人性的做法联想到过去十年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本来，习政权在许多人那里已经丧失了它的合法性，人们对它的信任降到了冰点。经过三年疫情的折腾，它让社会更多的人看清了其反人性的本性，对它的厌恶有增无减，希望它倒台恐怕是多数人的心理。
民变的第三条也已经满足。习政权对社会的躁动和不安情绪完全失去了感知和回应能力。尽管从个人看，当局有许多官员早知这个政权病得不轻，民众对它有非常深的怨恨情绪，但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和政权，丧失了此种敏感性，对大众的不满变得非常迟钝，更别说有效回应了。原因在于，中共领导体制的极化，权力高度垄断在习一人手里，必然会使得以往存在于体制中的唯权是瞻现象也跟着极化，信息传递被阻滞，从而导致普遍的坐等上令的现象出现，组织系统中处理事故的机制早已失灵。每个官僚都不想担责，也担不了责，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责任往上和往外推，让别人去承担。当官僚集团中大多数官员都按此原则行事，普遍的不作为和无人负责的局面就会形成。故一旦某个事情发生，政权只能用行政命令去解决，这又会进一步强化体制弊端，导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强，为下一次事故埋下祸根。
习试图让官员听闻民意，贴近民情，疏解民冤，然而，体制的这种极化现象恰恰阻断了和民众的联系，官员们根本不关心百姓是怎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早已公开化、显性化，哪怕一个最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可体制却无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无所作为。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今天才出现，习之前的中共政权也存在，但习政权走向了极端。过去十年，当局只知用高压来对付不同意见和反对力量。特别是对疫情的处理，从来不是按科学原则进行，而是根据习的意志。习钟爱动态清零，地方也就把民众像小白鼠一样关起来，一封了之，简单粗暴，层层加码，民众的情绪在官吏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如此施政，当把政权的活力抽干，民变也就悄然来临。
现在民变第二条尚不成熟。虽然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抗议，但主要在校园，而且规模都不大，程度也不激烈。不过，既然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特别是上海的抗议直指习近平，具有一定政治性，如果封控继续进行，让民众看不到解封尽头，接下来很可能抗议会连片出现，并且带有更明确的政治指向，甚至出现有指标性的抗议事件和人物。不妨假设，目前的清零再延长半年或者一年，中国民众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以下情形大概率会出现：一方面，民众的耐心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耗尽；另一方面，经济因封控而继续恶化，失业大面积出现，当局的财政尤其地方财政出现枯竭在，导致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那么，由愤怒驱动的反抗会像泉水般涌出，民众会踊跃加入反抗的行列。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世卫组织明年初宣布世界大流行结束而中国继续处于封控，当局还能以什么理由说服民众坚持清零？群众抗议势必会风起云涌。
事实上，就民心而言，巨变早已发生。清零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现在到处是干柴烈火，民变只差一个引擎。乌鲁木齐火灾死人事件是否构成引擎，有待观察。但有一点非常清楚，清零的时间拖得越久，民变出现的概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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