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封控运动爆发以来，北京、广州等地陆续放宽防疫限制，但官方仍持续彻查与追捕示威者。据报，中国正在加强网络审查，并使用监控设备追踪抗议者。另有消息来源告诉德国之声，他们的手机疑似遭警方骇入。
北京爆发反封控运动之后，城内开始有大量警备部署。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多个城市近日爆发“白纸运动”，一位出于安全疑虑而匿名受访的林姓抗议者告诉德国之声，他参与示威时并没有遭警方拦住，却分别接获两通来自警察的警告电话，连他的父亲也遇到相同情况。他说：“警察警告我不要再使用Telegram，并要求我停止在这个应用上分享有关新冠疫情的消息。”
这位林姓抗议者的经历并非少数个案。律师王胜生告诉德国之声，她迄今接到来自中国各地20多名抗争者来做法律谘询，其中有被捕获释的人、亲友遭捕后许久未归的人、也有刚接到警方电话遭传唤的人。而她发现在这些案件中，手机对警方来说是“头号重要的东西”。
王胜生说∶ “现在获释的人都说，他们被传唤时，手机一定会被警察拿走，”而有些抗争者即使被释放之后，“手机仍没有拿回来。”
她补充说，这些抗争者当时仅按警方要求登记身分证字号就被强制遣返，但获释隔日却发现，在持有手机的情况下，他们的Telegram账号却遭到非法登入。“这是最让人觉得可怕的。”
王胜生表示，有抗争者表示自己只有在示威现场短暂停留，当时也没有遭警方拦下，但事后却接到警方的传唤来电，因此她合理怀疑，警察可能是透过“健康码轨迹”，或是示威者手机发送的信号，“确认他们哪个时段曾在哪个地方”。
王胜生说：“若是一个人的账号被非法登入，你可能还会怀疑是巧合，但这几个人的账号是同时被非法登入，而且他们都是前一天想去祭奠（乌鲁木齐火灾逝者）、在路上被拦下来登记身分证的人。”
数码监控与追捕
《华尔街日报》12月1日报道，有熟悉中国内部情势的消息来源指，中国网络监督机构已要求腾讯及字节跳动等多间科技公司增加其内容审查团队人员，以扩大对抗议活动及乌鲁木齐火灾相关信息的审核。
中国政府也正使用高科技监控系统来抑制反封控抗议潮。走在上海等大城市的街上或地铁站，会有警察随机搜查路过民众的手机，并要求民众交付个人资讯，下令立即删除Telegram、Instagram或推特等社群媒体应用。其他消息人士则称，他们接到来自警方的电话，并被要求检查手机。
《华盛顿邮报》报道引述一位关注中国安全系统的专家称，北京当局可能正利用手机信号塔的数据来追踪接近抗议者。
根据中国2013年的法律规定，其手机供应商必须对所有号码进行实名登记。当手机用户使用4G或5G上网时，他们的设备会传递数据到这些信号塔，而这些数据纪录将被保存，并按时间和日期进行过滤。
多伦多大学下属的网络安全智库“公民实验室”研究员徐洛文（Lokman Tsui）告诉德国之声，中国警方确实有可能查出哪支手机曾在特定时间出现在哪个特定地点。他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少考虑法治或人权的监控国家，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
他补充说：“一个相当简单的方法是去找电信公司，问他们哪个电话号码在什么时间连接到哪个信号塔。”虽然答案可能不精确、甚至有误，“但如果你的目标是恐吓抗议者，而不是真的在法庭上拍板定罪，那么这样做就足以达成目的了。”
中国监控系统完善，街道经常可见密集安装的监视摄像机。
中国抗争的风险
针对抗争者可能面臨的法律后果，王胜生表示，遭警方传唤的大多是一般参与者，目的是用来“搜集证据”，应不会面臨任何法律风险。但“他们势必会遭到‘教育’、遇到恐吓，要求以后不能参与类似示威，并有可能在‘被教育’的过程中要写保证。”
不过王胜生说，若有示威者遭足够证据证明为活动的“重要组织者”或资讯的传递者，则“有可能面臨刑事指控”。
其他分析人士则表示，由于抗议活动的性质属于自发性，大多数参与者并非预先就准备好要参与。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资深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说：“这些年轻人以前都没经历过这种抗争，所以没有经验去保护他们自己。”但她也坦言，即使是很保护自己的抗争者也会遭逮捕，“只能说是防不胜防，一定会有风险。只是风险有不同程度。他们应该尽力保护自己。”
长期关注香港人权的日本明治大学比较法研究员潘嘉伟（Patrick Poon）则建议，参加过抗议活动或仍在参加示威活动的中国公民，应考虑删除手机内敏感的应用程式，并“使用多种应用程式来与他人联系，而不要依赖一个特定的应用。”
虽然在警方大规模彻查之后，大多数抗议者势必会害怕参与抗争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但王亚秋说，“很多人经历了痛苦、灾难或不幸，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坚强。”因此镇压也可能使一些抗争者更加大胆。
她补充道：“有些人可能以后再也不参与示威，但有些人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运动者（activist）。所有社会运动者都需要经历这样的磨练，没有人天生就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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