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口萎缩、老龄化的中国可能将自己逼入绝境

中国领导层早就知道该国正在接近一个人口拐点。政策制定者警告，中国必须为人口萎缩以及劳动力减少、退休人员增多的时代做好准备。官媒已敦促年轻夫妇抓紧时机生两到三个孩子，政府为缓解即将出现的经济困境，已放开了对生育的限制。

然而，当政府在周二证实，中国人口在去年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下降，拐点比许多专家的预测来得更快、更突然时，危机初现的感受变得更加强烈了。

尽管中国官员已对人口将出现无法逆转的拐点发出了警告，但在许多专家和中国民众看来，他们还没有为老龄化社会的长期需求做好充分准备。

中国突然放弃新冠“清零”政策的做法暴露了政府对感染的暴发准备不足。与之类似，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可能会暴露出政府尚未采取足够措施来避免未来几十年可能面临的局面，即被迫在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上做出艰难选择。比如，如何满足照料幼童与照料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是把钱花在支付社会福利上，还是花在建设技术和军事实力上。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在一定程度上寻求通过取消对生育的限制，来缓解一个人口不断缩小的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压力。他已采取步骤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并宣布经济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增长的新阶段，减少了对廉价、充裕的农民工大军的依赖。

“人口问题是未来最重要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任泽平在周二的数据公布后写道，他的这条评论在网上广泛流传。任泽平曾在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研究过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他呼吁政府制定更积极的政策，包括生育补贴、更长的产假和陪产假，以及加强对职场女性权益的保护。

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公布后，许多发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和接受采访的人都暗示，政府的措施也许并不足够，且为时已晚。在许多人看来，政府几乎还没有开始着手解决许多年轻夫妇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一个孩子都不要的更深层原因，比如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以及缺乏政府实质性的支持，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场所，尤其是对女性而言。

“想生孩子，但是生活压力实在太大，”现年34岁的北京店主吴一兰（音）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她说她和前男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有对象，大概想生一个就好。”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有关中国人口新时代的焦虑和争论一直在加剧，尤其是在最近几年，现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人口在2022年减少了85万，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死亡人数首次超过了出生人数。上次人口减少是毛泽东灾难性的社会实验“大跃进”导致的饥荒造成的。

在如何赡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鼓励夫妇生更多孩子方面，中国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和工商界领袖已提出了许多想法。政府已在2016年取消了实施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允许夫妇生两个孩子，后在2021年提高到允许生三个。

尽管如此，大多数夫妇仍只生一个孩子，虽然两个孩子的情况在农村比较普遍。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对政府是否会让她们生孩子后还能保住工作变得更容易持怀疑态度。

上海一个播客平台的经理、现年32岁的珍妮·刘（音）说，她和男友同意生一到两个孩子，但前提是他们能“润”出去。“润”是个目前流行的词，指的是离开中国。

“如果润去一个福利更好、社会环境整体更优、小孩可以拿身份的地方，可能会考虑生一个小孩，”她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未来一定会对财政有压力”。

社会的问题根深蒂固。周二的数据公布后，中国互联网上有些人表示，尽管政府承诺让女性得到更公平的待遇，但许多雇主由于不想考虑产假和育儿的问题，对于更好、更稳定的职位不愿考虑女性。

“职场23-30岁怕你去结婚生子，30-35岁怕你生二胎三胎。35岁+不好意思，连公务员和体制内都带头不招人了，”网上一条评论写道。“这样的社会环境，就已经是最好的避孕药。所有的催生和放开政策都将无济于事。”

中国政策制定者倡导的措施往往忽视了女性面临的更广泛压力，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和工人阶级背景的女性，这让她们在家庭和工作之间陷入痛苦的两难，布法罗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董一格说。该校是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的一部分。

家庭面临着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大部分落在母亲身上，她们还经常被指望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公婆。

“她们夹在需要工作与集约型养育的需求之间，”董一格说，这是她采访中国中部的女性农民工得出的结论。

“一方面，中国将女性权益作为生育率下降危机的因素来谈论，另一方面，政府正在打击女权主义，”董一格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由于这两种做法相互矛盾，政府怎样才能说服下一代年轻女性结婚生子呢？她们都有自己的抱负。”

人口萎缩、老龄化的社会不只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仅就亚洲而言，这个问题的影响也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显现出来。尽管如此，中国过去几十年实行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意味着，中国在经济腾飞阶段面临人口压力的时间，比日本或韩国来得更早。

这个问题带来的经济和人口压力将在未来几十年削弱中国的实力，并可能导致中国领导人在感到国力衰退之前变得更好斗，塔夫茨大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说道，他在与别人合著的新书《危险地区：与中国的未来冲突》(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阐述了这个论点。

“中国提出的改善人口结构的措施是杯水车薪。使他们不堪承受的一个事实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每年将失去500万到1000万工作年龄人口，同时增加500万到1000万老年人口，”贝克利在通过电子邮件回答记者提问时写道。“不能只靠提高退休年龄来弥补这种人口困境。”

其他学者对贝克利预测中国实力将受人口因素影响出现衰落的看法提出异议。他们指出，中国能够通过对工人进行更好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以及加强跨行业的创新和自动化，来应对人口压力问题。

但大家几乎一致认为，这些做法需要中国领导人做出更多的支出承诺，同时他们也希望在军事现代化、技术进步和国内安全方面投入更多资金。

习近平对这些挑战并非毫无准备。中国政府已推出了鼓励扩大养老服务的措施，并承诺为想生育的女性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由于人们对大学、公司和媒体机构的性骚扰多次公开表示愤怒，政府还承诺要予以打击。

虽然习近平表示支持男女平等，并重提了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但他也鼓励尊重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作用。

“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家庭美德建设中发挥作用，”他在2013年说。

但是，把中国的人口压力表述为年轻女性的态度问题，分散了人们对她们承受的更深层次社会和经济压力的注意力，布法罗大学教授董一格说。

“这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社会工程问题，”她说。“他们把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尤其是不愿结婚生子的年轻女性，而不提国家的作用和政策。”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Joy Dong常驻香港，报道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JoyDongHK。

Amy Chang Chien在台湾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大陆和台湾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amy_changchie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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