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離開了中國，有的是因為政府對民營企業的監管打壓，有的是為了躲避嚴厲的新冠「清零」政策。他們都在為自己的財富和家人尋找安全的避風港。
他們去了新加坡、杜拜、馬爾他、倫敦、東京和紐約，只要能出去，什麼地方都行。在國內，他們覺得自己的資產和人身安全越來越受到中國威權主義政府的擺布。
2022年對中國來說是極具挑戰性的一年，許多商界人士移居國外，有的是暫時的，有的是永久的。他們加入到一波移民潮中，成了去年最熱門的網路流行語之一「潤學」（意思是如何逃離中國）的踐行者。
這些人正在將他們的財富和企業撤走，而且是在中國經濟增長率降到幾十年來的最低點時。他們在中國經濟中有相當的份量，可以說是特權階層。
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給他們中的許多人留下了精神創傷。中國領導層在過去幾年裡處罰了國內最大的民營企業，詆毀國內最著名的企業家，用武斷的監管摧毀整個行業，而且在許多企業陷入困境時，拒絕在新冠「清零」政策上讓步。
雖然政府已在最近幾週轉向對商業更友好的調子和政策，但企業家階層不會被輕易說服，他們的收入和財富已經減少，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失去了對領導層的信心。
現在他們已經在其他國家沒有恐懼地生活，他們不會輕易將自己和自己的企業再次置於中共控制之下，至少不會在他們能確保政府將和老百姓一樣按照法律行事之前——這是我與他們中的一些人在亞洲、歐洲和美國交談時聽到的。
「你對政府如何制定規則沒有發言權時，就不必留在那裡，」加密貨幣銀行初創公司Flashwire的聯合創始人阿金尼·王（音）說。他在上海出差期間因封城被困後，於去年6月從北京移居到新加坡。「還有很多其他可以做事的地方。」
尋找去處的時候，許多中國商界精英將目光投向了新加坡。
在這個城邦國家中央商務區的一間小辦公室裡，J.C.霍（音）一邊忙著接聽電話，一邊用一個竹托盤把茶遞給來訪者。
霍先生是諮詢公司Lotusia的創始人，處理在新加坡註冊公司、申請簽證的業務。他說，他的中國客戶名單在過去一年裡迅速增長。不少來自中國教育、遊戲、加密貨幣和金融科技行業的人都在尋求他的服務，這些行業都是政府過去幾年打擊的目標。
他說，上海封城期間他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富人們意識到，無論有多少錢，在新冠「清零」的嚴格限制下，他們還是要去搶食物和物資。
即使在幾週前，中國政府重新表示歡迎民營企業、香港誓言要吸引來自中國大陸的加密貨幣人才後，霍先生也一直在忙著處理申請。
「企業家們仍然很悲觀，」他說。「只要人們擔心自己的資產，他們就會在新加坡註冊公司，把錢放在這裡。」
這些人選中新加坡是因為，該國有大約300萬公民（即75%的人口）是華人，許多人會說普通話。他們也喜歡新加坡的親商氛圍和全球視野，而且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堅持依法治國。
西方人也許會對新加坡限制個人自由感到惱火，但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一個尊重法治、不隨意改變政策的政府已經足夠了。
「新加坡不會在法律框架之外打擊一家公司或一個行業，」加密貨幣交易所Pionex的創始人陳勇（音）說，他已在2021年從北京搬到新加坡。「它的政策更有連續性。」
陳先生以及我在新加坡見到的其他人都說，他們不會搬去香港，儘管香港近幾個月來一直在積極吸引像他們這樣的人才。
在不受中國大陸管轄的幾十年時間裡，香港曾為內地企業家起過避風港的作用。中央政府2020年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後，情況就變了，當地政府開始逮捕活動人士、沒收資產、監禁報社編輯、改寫教科書，讓許多人認為香港不再有司法獨立。
陳先生搬到了新加坡，因為中國大陸禁止他想從事的行業——加密貨幣交易。雖然他在國內保留了一些開發人員，但他的大部分業務目前在國外。他說，住在新加坡有助於他放眼全球。他對香港能將其加密貨幣政策與北京的分開表示懷疑。
「企業家選擇搬到新加坡，意味著他們已經選擇要離開中國，」他說。香港對做出這種選擇的人沒有吸引力，他補充道。
新加坡已成為與香港競爭作為中國超級富豪存放財富之地的強勁對手。富比士億萬富豪榜上最富有的10名新加坡人中，有四名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去年從中國來新加坡的人那麼多，以至於一名初創公司創始人告訴我，他吃歡迎宴都吃胖了。
中國商界精英湧入新加坡導致了當地生活成本上升。房地產門戶網站99.co的數據顯示，截至去年9月底，一套面積約100平米的公寓平均租金大約相當於每月3500美元，比2022年初漲了20%以上。購買「擁車證」的費用去年上漲了近40%。
新加坡也在與香港競爭，以成為中國大陸企業為其國際業務註冊獨立實體的地方。一些企業家想用其新加坡公司的身份建立自己的全球品牌。
世界知道「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新加坡不是」，北京羯磨科技的創始人劉宇寧說，該公司專注於出海遊戲。
劉宇寧正在將他的香港業務轉移到新加坡。他說，他將開始使用他在新加坡註冊的名字向國際市場發布和推廣遊戲。
隨著中美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新加坡也成了一個類似緩衝區的地方。新加坡護照對一些人有吸引力，因為新加坡與中美都保持著良好關係。
世界各國的政府越來越擔心中國政府對國內企業的影響。許多政府想知道，這些中國公司能否保護他們公民個人數據的安全，也想知道來自中國實體的投資是否會影響他們的國家安全。
這種對企業的審查已促使一些中國企業家尋求獲得外國護照，或至少是獲得其他國家的永久居民身份。個別人告訴我，他們擔心如果中國入侵台灣，持有中國護照會讓他們易受制裁的影響，就像西方國家因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對該國及其企業實施的制裁一樣。
新加坡的企業家承認該國有自己的局限性。新加坡很小，生活費用很高，人才資源很少。他們中的許多人說，新加坡是一個享受生活的好地方，不是創辦一家雄心勃勃科技企業的理想之地。一些移居到那裡的相對年輕的中國富人除了大喝茅台外，沒有太多的事可做。
如果情況有所不同的話，幾乎所有我採訪的人都更想留在中國。中國有巨大的市場、完善的基礎設施、世界上最好的供應鏈，以及大量願意加班的程序員。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在中國保留著一些業務。但他們不會只是因為政府的勸誘就匆匆回國，在那裡增加投資、開辦新企業。
「企業家們不敢再冒險了，」商業顧問霍先生說。「他們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不得不三思而後行，看看會不會把自己的安全置於危險之中。」
袁莉為《紐約時報》撰寫「新新世界」專欄，專注中國及亞洲科技、商業和政治交叉議題。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她： @liyuan6。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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