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我在上期专栏文谈到，中国放弃动态清零，疫情防控急转弯，候任总理李强可能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原因在于，李强在二十大后的第一年接手总理，主管全国经济和行政事务，他必须到年底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如果他开年就把经济搞砸，在接下来的四年，将难有威信带动队伍，把事情做好。而疫情早放开，对恢复经济早有利。
中国官方刚公布了去年的经济数据，GDP增长3%，这一数字是否注水姑且不论，比年初定下的5.5%增速目标近乎腰斩，也创下过去40年最差记录之一。这是习近平为什么不再将抗疫当作头等大事，而重新拥抱经济的关键原因，再清零，恐将人心和经济都会清掉。
今年经济形势虽普遍预计会较乐观，当局也不敢掉以轻心，毕竟国家元气的恢复要有个过程，而市场最怕的是政策的瞎折腾。从搞好经济来说，单释放路线转向的信号是不够的，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经济管理团队也非常必要，尤其是选一个什么样的总理很重要。
在中国，总理是政府首脑，领导国务院，但总理的实际权限，取决他在党的系统的排名，以及在国务院的分工。以“开国总理”周恩来来说，周是毛倚重的左膀右臂，但他在总理任上的权力，实则很少。建政初的几年，当时的中共决定将经济管理和决策大权从国务院独立出来，划给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的前身），该机构不隶属国务院，和后者平级，由时任国家副主席、人称“东北王”的高岗任计委主席。计划大权被割让后，国务院系统的其他权力，如财政大权等也不是周能够管到的，他实际分管的领域，是他长期从事的、也是非他莫属的外交事务。高岗事件后，国家计委被削权，纳入国务院，但周依然不能做到全盘负责政府事务，他作为总理的权力被当时处于一线工作的党内二把手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中财委主任陈云等拿走。
改革后，中共和政府的关系始理顺，党政分开，行政体系相对制度化和规范化，总理回归这一职务本身的含义，拥有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和决策大权，但外交、军事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除外，它一般属于党的总书记的权限。总理和总书记的分工有比较明确的分野，不论总理在党内是否处于二把手，实际其权力和地位被看作仅次于总书记。
李强已被内定为总理，一个多月后他将在两会走马上任，坐镇中南海北院，他也是党内老二，尽管他是习的亲信，但既然被选中坐在这个位子上，也就存在一个如何处理老大和老二、中南海南院和北院的关系问题。
不妨回顾习李的前任是怎么做的。先看毛周，毛基于历史关系，对周不信任，但又离不开周，没有周，毛或许统治不了中国长达30多年。周对毛则表现出忠心耿耿，不敢有野心，用自己的才干和行政能力为毛收拾烂摊子，再看胡赵，虽然他们之上还有一个共同的“太上皇”邓，但仅就二人关系而言，基本各守边界，南院不干预北院的政府事务，尤其经济事务，北院也不插手属于南院的党务、外交和军事。再看江朱，朱被称为“经济沙皇”，这说明朱是个强势总理，朱的强势在做常务副总理时已表现出来，国务院的经济大权被他僭夺，上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国企改革就由时任副总理的朱主导，而不是总理李鹏。当然这背后也受到作为总书记的江的支持，江基本不干预总理的事务，能够放手让朱去做。
再看胡温，温虽然没有朱的强势和经济管理能力，但由于胡更弱势，使得温做总理期间，基本不用担心胡插手干预。当时高层的“九龙治水”体制，让每个常委在分管领域，都有主宰权。
习和李克强的关系要微妙得多。习上台的前三年，由于没有自己的班底，并不能做到什么事都说了算，他虽然成立了一个新的决策机构——深改小组并亲任组长，但舆论还是以“习李”并称。18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全面改革规划，相信李的想法在其中起了即使不是主导也是重要作用。但随着习的专权强化，他也就把传统上被认为属于总理的经济大权虢夺过来，政策号令出自南院不再是北院。习主要是通过两个重要的机构——深改委和中财委夺得权力的，虽然李在这两个机构中都是习的副手，但权力已大大地被边缘化。
习李关系之所以有这种质变，是和习不信任李有关。李本来是被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培养的，要不是江的私心，党的总书记本来没习什么份。此种情况下习对李自然不放心，何况二人在治国理念上还有很大差异。所以，习一步一步剥夺李的经济权力是必然的，不剥夺才奇怪。这由老大和老二的竞争关系决定，当二者的竞争性太强，就必然要出现一方压过另一方的情况，一般当然是总书记打压总理，因为总书记可以合法地利用党的权力压制竞争对手，但有时也会有例外。
李强和习的关系同上述几对很不一样。他是习一手提拔的，属于习的后辈亲信。也许二人不见得在所有的政策议程上意见都一致，但李采取的肯定是“崇师”策略，以维护习的权威为首要政治原则，不会也不可能利用眼下习因清零失败的形象受损而去搞什么小动作，至少在他的第一任期，羽翼尚未丰满到敢去挑战习。习也不会怀疑李在目前的节骨眼上敢有二心，还是会像过去一样信任他。由于这种信任关系，习很可能愿意放手让李强按自己的思路去搞活经济，如允许李可以去挑选国务院经济管理部门的人选，在经济政策和发展方向上有更大发言权等，从而在李的带领下，扭转经济下滑的势头。
观察习会将多大的权力让渡给李，一个指标是习会不会将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要李去做。如果说之前习把中央财经委和中央深改委这两个中共核心经济决策机构都抓在手上，是防止大权旁落，那么二十大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尊”，党内无人敢挑战他的权力，又在政治局有一帮亲信拱卫，再兼任党内很多小组职务实无必要，可以放弃一些而专注在他认为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上。经济如今虽又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但实践证明习没有经济才能，管不好经济，再把持经济决策大权对恢复经济不利。所以他至少应该将这两个决策机构的一个让渡给李强。相对而言，深改委更适合由总理来主导。
现在的中财委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时任总理赵紫阳兼任。六四之后该机构一度被撤，1992年恢复，由江泽民做组长，朱镕基做副组长，成员多为国务院相关经济职能部门的主管。这个惯例延续到现在。尽管江、胡都担任过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然而从前述分析来看，他们只是挂名，实际主导该决策机构的是兼任副组长的朱和温。不过，既然总书记兼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是惯例，习将他让渡给李强的可能性就不大。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则是习上台两年后成立的一个新的决策机构，它是习2013年因应三中全会推进全面改革决议而成立的，习亲任组长，副组长由总理李克强、主管党建和宣传的常委刘云山以及常务副总理张高丽组成，成员基本是由党务、行政和司法、军队的副国级出任。至今深改委也是这一人事格局。从人员构成看，两个机构有一部分重叠，但深改委比中财委似乎更高一些。这可能和深改委不单负责经济决策，也涉及党和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有关。这个角色看起来更适合交由总理负责。因此，如果由李强领导深改委，拥有经济和社会事务决策权，向外界释放的信号将更强烈，意味着习在二十大后真的要一心一意搞建设。
可见，如若习足够自信和聪明，他应该把这一职务让渡李，让他有更大的空间去做事。外界不知道习会不会这样做。如果习为维持自己的面子，不让人们产生误解，大概率就不会让渡。当然，习也可以要李实际主导这两个机构，自己只挂个名。到底习会做何选择，恐怕也要等到两会后才能揭晓。但不管如何，习的抉择不仅决定李做事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某种程度上，还决定他自己以及这个政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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