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评价“白纸青年”：脑子挺厉害。他分享经历说：“我就曾被人遗忘，所以我要写下来。被人遗忘是最痛苦的！” 然而为何称COVID-19为“武汉病毒”，以及一本书如何“击败一个帝国”，廖亦武对德国之声这样说。
2023年1月25日，今年64岁的廖亦武在柏林街边咖啡馆。数日前，他刚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未来演讲”（Stuttgarter Zukunftsrede）上发表致词。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二月间的德国最令人沮丧，柏林的天空惨淡得像一片白纸，映得人脸色青灰。电话联系后，记者在城市西边的一个老地铁站口等廖亦武。短短几分钟，即看一个步伐有韵律的身影晃着走来。我们握起手，他一脸神采奕奕，好不和气。
听过廖亦武朗诵《大屠杀》的人，很难不被他悲怆又肃穆的模样震撼。但仅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我就明白，他如何能著出那本打动了无数人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廖亦武身上透着一股那个年代特有的江湖气，“我在这呀，可不止十年了！2011年就来了”，他爽朗地笑着说。
廖亦武最先提起在德国这几年的经历。他坦诚：“我现在已经很好了，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在书业那么不景气的今天，还能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养家糊口，已经是老天爷的恩赐了。” 德国费舍尔出版社（Fischerverlag）对他信任有加，平均每年都能帮他出版一本书。2022年1月29日正式出版的纪实兼虚构小说《当武汉病毒来临》记录了“病毒时代”历尽生死离别的中国人。
德国之声：在《当武汉病毒来临》发布时，您没料到中国会突然放开吧？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改正错误的信号吗？
廖亦武：在中国，病毒去年就已经有失控趋势了，人民的情绪也失控了！面对这种双重失控，习近平没办法，就躺平了呗，完全走向反面，从极端封控到极端躺平。
德国之声：眼前大量的死亡情况，是放开之后出现的，所以现在有些人提出，中国之前的措施起码保住了许多人的命。
廖亦武：到最终也保不了命……病毒就是病毒啊，病毒可没有什么党性！（笑）2020年、2023年，尸横遍野在中国上演了两次啊！觉得封城能保命的，是自己骗自己。老百姓这个想法是幻觉！习近平他想救人吗……？我的一个朋友，他父亲是西藏军区的老干部，他们整个老干部所死了一大半。他就说，国家的负担，这一下子不就减轻了好多吗？
德国之声：中国已逐渐正常化了，但您认为这三年的封控，留下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廖亦武：习近平就是一个很擅长搞事儿的人。2020年底我在奥地利做新书预热时就说过，武汉（的事情）之后，就是极端的病毒和极端的独裁结合起来了。
我还没出国前，他们（中国政府）就开始搞天网工程。先区域试验，搞远程监控、定位跟踪、人脸识别、还有微信监控这些东西，试图监控每一个人，但当时还未连成一片。后来在新疆实验，做了个“再教育营”。通过那些技术，居然把新疆的1200万维吾尔人都监控起来了。那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啊，但他们还实现了。虽说还是被外国人发现了，揭露出来，但这整个东西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计划。
武汉病毒来的时候，他又正好进一步推广这套监控系统。除了封城，还有健康码这些手段，绿码、红码、黄码，没有人逃得过去，我管它叫“共产主义健康码”，或“COVID 1984”。你西方记者想进去，他就让你扫这个码，你不接受，你就别进来。他这种模式若是拓展到全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地狱！
德国之声：您坚持把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并以此命名纪实小说，不担心有人会将您的言论同“生物阴谋论”联系起来吗？
廖亦武：我很讨厌“阴谋论”这个词，因为中国就是一个阴谋大国……你还有什么针对中国再去阴谋的？他们的阴谋就是最大的！比如病毒到底是不是从武汉B4实验室出来的，现在最大的疑点就在这。但说实在话，这跟化学武器没啥关系，就是用于研究。
我记录下来的信息都是官方网站披露的材料。武汉本地没有那个蝙蝠。石正丽2004年从SARS后涉足这个领域，在全国各地寻找蝙蝠，最后在云南的一个溶洞里发现了其中至少一种蝙蝠有跨种传染的可能。她就往返多次，用他们的话是说为了防止病毒，把携带病毒的活体蝙蝠和标本带回武汉储藏和研究。但现在追究蝙蝠是怎么样从实验室流到社会上去的，这个原因不明，而且是国家机密。接近这个实验室的人都被抓了，像李泽华和张展。当时很多争论这件事的人，后来都不说话了。一些材料也被删除了，但我当时都下载了，都是官方材料，这叫啥“阴谋论”啊？
病毒名称这个事，我坚持叫“武汉”，没有那么多想法，只是遵循国际惯例而已。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福岛核灾，Ebola病毒（病毒发源地为埃博拉河地区），都是以地名来命名的。作用是让人们知道第一例病毒打哪儿来的，也为了以后的研究。有“武汉”这个名字，今后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参考啊！
然而我也不同意特朗普说的“中国病毒”或“中共病毒”，那太情绪化了！我说武汉病毒，应该算是一个中性的描述，就是陈述事实。没有地名，今后就变成一个很大的迷雾嘛……共产党这种模糊事实的手段，以后时过境迁，很多人都不记得了。叫COVID-19，他（中共）以后有可能说病毒是从美国过来的。说什么阴谋，这个才是阴谋！世卫组织当初在名称上面妥协就是犯罪！
德国之声：您是否说过，习近平现在的独裁和针对“新冠病毒”的对内政策，其影响和结果对于世界来说，甚至比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更恶劣？
廖亦武：首先我只是作记录。这种比较我不会去做，而且因为普京也是很邪恶的。他如果当时在西方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下吞并了乌克兰，那后面一切都会改变了，同时也为习近平处理台湾找到了范本。但至于武汉病毒，它改变了全人类的生存方式啊！
去年5月，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因为病毒死了1490万人（因新冠引发的各种病症的死亡数总计），那还不包括中国的数字。不过经过这次，西方人也算是上了一课。最开始他们挺相信习近平的，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工厂，这么大的一个廉价劳动力来源啊，他们（欧美国家）觉得世界离不开这个市场。现在是一个政治平庸的时代。以前罗斯福、丘吉尔他们都是用政治理想去鼓舞人，但现在这个世界的全球化时代里，有时候你弄不清楚政治家和商人有啥区别，看不出那些政治家有什么理想。
德国之声：在“未来致词”中您的演讲题目是“看不见的战争”，这是什么意思？
廖亦武：作为一个记录型作家，虽然我和独裁政权相比，力量悬殊，但这会是一场持久的，看不见的战争。（90年）我在监狱里开始写作，我为什么坚持？因为我们不能改变它（独裁政权），但我们可以记录它。最终我所记录的，写满独裁罪证的书会留下来，但独裁帝国终究会垮台的，在历史上我们是必胜的。那些无数无名的死者们会作为见证人，永远活在我的书里面。
德国之声：坚持了那么多年的“见证性写作”，虽然在国外很受关注，但中国大众可能根本无法看到您的记录，也无法被影响到？
廖亦武：你说的没错，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的。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变了，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所谓的病毒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启蒙时代！以前我的书，比如《子弹鸦片》呀什么的，都没有现在这么多读者，特别是我《武汉》的书，读者真的不少！这次武汉病毒反而给我争取到了不少的中文读者。
我上周在斯图加特演讲，来了很多在德国工作和学习的年轻人、留学生等，这是我以前是从没遇到过的情况。他们说，他们以前还比较避讳，怕接触政治，但现在反抗中共政权，还有和我这种人接触，怕不怕都差不多。我前一天到斯图加特的时候，已经有5，6个年轻人在那等着了，跟我说他们要第二天去举白纸，我还让跟他们去和市政厅联系。
我觉得他们（年轻人）挺有希望的。像李泽华，现在从文转理，他说与极权斗争，我们要把技术装备好，我觉得他谈的那些话还挺到位的，信心满满！他们思想活跃的程度一点也不比那些老民运的人差，脑子挺厉害的（笑）。
纪实兼虚构小说《当武汉病毒来临》德语版
德国之声：正好您提起“白纸青年”，近期华人的反独裁运动您是怎么看的？
廖亦武：在习近平以为他一言九鼎的时候，居然有人在这种情况下敢挑战他的权力，四通桥事件爆发了。挂标语的那个人大家都认为他是死定了，但没想到马上就发生了白纸革命。
现在的年轻人与我们89年那一代很不一样，表达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年轻人说你不让我说话，但是啊，我心里面知道你们不让我说，所以我们就举白纸，做行为艺术。技术的发展养育了技术性的独裁，所以对付独裁，这种新颖的方式是个好方法，情绪又表达的非常的激烈，你监控都没有用，起码表面上构不成犯罪。你监控吧，你把他拍下来了，难道这个是反动标语吗？（笑）
德国之声：与1989年《大屠杀》里体现的极度愤怒和绝望不同，您《武汉》末尾的诗篇中，似乎表达更多的是怜悯和哀悼。在如此严密的高科技审查机制下，中国想真正的变革还可能吗？您现在对中国社会抱有希望吗？
廖亦武：我不想说得那么悲情，我现在过得很好，在自由的国家，很多人都愿意听我讲述，不想忘记。同时我也可以用个人经历去鼓励和我一样的人。
人类本身是先要有自由。其他的，怎么变革，都值得再讨论。年轻人肯定有年轻人的想法，现在不是也很多人在逃离吗？中国的进程你不能说它慢。习近平的统治术本来很厉害，但走过头了，很多人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这是个很大的危机。他不光惹怒了人民，连好多五毛的信念都动摇了啊，我估计那些政权内部的人也没有安全感，都受不了了。
我坚持的想法就是，中国应该要分裂成很多国家，共产党没有能力管理这么大的中国。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分裂的时间比统一长得多啊，所以当然还是有希望啊。
德国之声：很多“白纸青年”现在也正在被抓捕，被关押，您作为一个坚持了40多年的抗争者，也曾体验过牢里的苦，有什么经验想分享，或者对年轻人说的吗？
廖亦武：没有没有，做的工作不一样嘛，而且现在年轻人状态跟我们不同，我们那代喜欢美国“垮掉的一代”，是无政府主义的。
我以前入狱的时候，还年轻啊……那时候年轻想得少，不害怕的。在牢里也有个幻觉，自己的诗《大屠杀》，录成的磁带被瞬间传到全国各地，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啊！觉得我出去了肯定很多人会喜欢我，但出来之后才害怕了……当时那个世界，社会变化很大。邓小平92年南巡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大家都下海挣钱，我94年出来，发现大家都挣钱去了，一下就感觉被抛弃了，那时候是很难受的……所以我写作啊，你不写出来的话就肯定会被忘记，这个挺可怕的。
德国之声：您流亡海外十几年了，与国内的亲人几乎是“诀别”，故乡也许也永远也回不去了，您是什么感触？
廖亦武：我那代人就像“垮掉的一代”，喜欢《在路上》（杰克·凯鲁亚克1957年的长篇小说）里那样的，四处为家的。柏林多好啊，多么自由！我很喜欢这里，在这里我的声音可以被传得很远……不回中国我觉得无所谓，我现在差不多是个柏林人了，还不会德语的柏林人。（笑）
柏林人很伟大的，也很叛逆，他们不太在乎权威。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跟我一样的流亡文字工作者，他们也做记录，许多还是从宗教独裁国家来的，像阿富汗，沙特等。那种独裁更加可怕，但他们也没有放弃啊！
至于国内的亲人嘛，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你能代替你父母生活吗……? 哪怕他们就是在你身边，又能怎样？你能替他们的生活吗？你代替不了，是吧？
德国之声：可是儿时的记忆就永远也找不到了啊？
廖亦武：儿时的回忆嘛，好多都只能在书中找到了。人生的历练就像梦幻一般，过去了就过了，只有在书里你才能回去。等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很多往事，就是你回到原地，也找不到了，哪里能够找？只有在书里能找到。等中国自由了，你小时候的记忆也就不在了，这个没办法… 所以这就是写作、读书的好。
在写作方面我是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我说一本书能够击败一个帝国，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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