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中国是否可能抗美援俄？俄乌战争一周年观察

过去一年的乌克兰战争，根本改变了冷战结束后三十余年的和平幻象。政治学者凯波认为，如果未来数月乌克兰的反攻未能彻底击垮俄罗斯-普京反人类的法西斯意志，中国将无可避免地升级这场战争的地缘政治意义，并且以“抗美援俄”的方式重复七十多年前朝鲜战争，将这场即将结束的局部战争转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全球性的新冷战。

    

中国在俄罗斯发动战争前高调声称中俄关系无上限，并且在一年的战事中保持貌似中立、拒绝谴责俄罗斯侵略

(德国之声中文网）自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同时爆发高加索战争以来，新冷战的幽灵一直徘徊在欧亚大陆的上空，在过去十几年里悄悄地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也不断制造着革命、战争、混乱和瘟疫。

特别是，一年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在最初的几天几乎将世界民主和全球秩序带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然而，今天的乌克兰不是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泽连斯基总统以他无与伦比的勇气动员了乌克兰人民坚决的抵抗，也鼓舞了整个西方世界共同参与到这场局部战争中，挽救了民主的危机。

一年之后，虽然战事仍在僵持，但是胜负已定，没有什么威胁、恐吓、武力能够动摇民主世界的政治决心。如同泽连斯基去年底在美国国会的演讲所说，因为在一年的战斗中，欧洲人民逐渐理解，这场战斗不仅是为了保卫乌克兰人民的自由，也是保卫欧洲自由的战斗，保卫世界民主的战斗。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俄乌战争不仅造就了欧洲和跨大西洋关系的空前团结，而且巩固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共识：与八十年前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类似，这场战争规模虽然不及，貌似二战以来无数地区冲突和战争的延续，却是世界范围内民主与威权两个阵营之间的生死较量。

也因此，过去一年的乌克兰战争，已经根本改变了冷战结束后三十余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的和平幻象；而且，当慕尼黑安全年度会议结束、美国拜登总统突访基辅和华沙，人们可以看到，在跨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家们共同探讨如何结束这场野蛮、血腥的战争之际，如何确保乌克兰战后的全球和平秩序，欧亚大陆上空的一个幽灵再度现身，试图将这场局部战争无限拖延甚至永久化，转为一场全球范围的新冷战。

这就是中国的出场！在战前高调声称中俄关系无上限、且在一年的战事中保持貌似中立、拒绝谴责侵略的骑墙观望之后，以王毅现身今年慕安会并访问莫斯科为标志，中国外交部发布了一份《全球安全倡议》的概念文件，试图以所谓对等安全的立场和调停战争的姿态，抵制拜登此行要求惩治战犯、不能与暴君绥靖的决心；同时传出未来几月中俄领导人将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可能为俄罗斯提供大规模援助。

在美国和G7组织一再警告第三国不得援助俄罗斯的情况下，中俄关系如此戏剧性的发展，不能不说，非常类似朝鲜战争的情形。在1949年欧洲结束了柏林危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围绕几个东欧国家的政权争夺尘埃落定之后，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促成了美苏之间的直接较量，尽管双方都对此缄默不言，也加速了美苏双方的核竞赛--1952和1953年美苏先后爆炸了各自第一颗氢弹。久拖不决的朝鲜战场形成了冷战的核威慑框架。

对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的中俄角色仿佛当年中苏角色的互换。对他们而言，支持俄罗斯、保持普京政权的稳定至关重要，这当然不止是中国内部维稳的延伸，而且关系到北京政权的根本：过去十年以俄为师的威权化进程都是以防止苏联崩溃的悲剧再度发生为目标，尔今作为苏联-世界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统继承人的北京不能让中国模式的俄罗斯面临崩溃。

换句话说，如果说朝鲜作为数百年来中国的附属国尔后所谓缓冲区而需提供基本的宗主国义务上的支持，在胡锦涛时代更上升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后明”而需供养，今天的俄罗斯对实行俄罗斯个人威权即俄罗斯主权民主的中国版--全过程民主的北京政权而言，同样具有着意识形态和合法性上的双重义务，犹如昔日之阿尔巴尼亚和红色高棉，在今天多极世界情形下无论如何都需要保持俄罗斯一极的存续而需全力供养，以维持中国之于多极世界的现实认知和基于多极世界可能与美国进行的对抗。

这是一个充满自我否定、自我矛盾的秩序建构，却为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所不察，却努力追求。他们一方面无法理解试图以所谓统一的台海和平即Pax Sinica取代Pax Americana是五十年前一个中国原则或政策的颠覆，对现有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冲击，这是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新秩序建构并且得到足够或关键国家的支持和承认。但是至前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耗费巨资的国际游说收效甚低，副作用甚大。

另一方面，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投射的立场，是面对一个主权国家受到侵犯而采取骑墙的态度，这和中国未来期望的在自身主张的主权范围内解决一个叛乱离岛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差异，不仅有悖其口头宣称的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且极难以获得所有关心主权完整的联合国成员对中国维护其主权激进行动的认可。

也就是说，在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绥靖立场和内部统一主张之间，存在着关于主权的明显矛盾。如同中国传统儒家官僚总是纠结于理想价值和无情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唯有求以实用主义的权变方略勉强克服，然后诞生了一些诸如李鸿章之类的“办外交”传奇，他们左支右拙耗尽精力无论在脸面上有任何增色终究难以挽回大局。对中国今天的外交官来说，更等而下之，除了自曝其短几乎一无是处，连权变之术亦生疏久已，何况直面现实，譬如在经济恶化、大萧条来临之际寻求对美缓和的可能。

如果一味颟顸，仿佛满清以宗主国心态对朝鲜的干预最终招致日清战争然后惨败。这是清帝国覆亡的前车之鉴，也是冷战当中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崩溃的根本原因。不难想见，如果北京只为自身政权稳固而无上限供养俄罗斯，罔顾国际正义而不肯将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利益于自身在台湾的核心利益作交换，只能导致政治的失败和对抗。

所以，如果未来数月乌克兰的反攻未能彻底击垮俄罗斯-普京反人类的法西斯意志，中国将无可避免地升级这场战争的地缘政治意义，并且以“抗美援俄”的方式重复七十多年前朝鲜战争，将这场即将结束的局部战争转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全球性的新冷战。

本文作者凯波为中国政治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