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兩會」－（全國）政協與人大，實際上只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花瓶和走場機構，因為「政協」既不協商，人大也不代表人民。要看中國未來的走向，不只是看「兩會」，而是看習近平想什麼？要做什麼？也就是習近平的野心與圖謀。換言之，從20大「二中全會」到正在召開的「兩會」，就是在實現習近平的「兩個圖謀」，一是建立「超級版的獨裁體制」，二是建立平戰合一的「戰爭體制」。
一，「中國黨衛軍」的建立
正在召開的人大預計將審議20屆「二中全會」提出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這項方案決定將原屬國務院系統的公安、國安系統(其業務包括移民、戶籍、交通、民政、反恐、反間諜等等)，收歸於黨中央新設的「中央內務委員會」。實際上，這項議案，不僅不是以「任務授權、職能分工」為方法的現代化的機構改革，也不是以「裁汰冗員、精簡組織、提高效率」為目標的行政改革，而是要建立一個「超級版獨裁體制」。一方面「以機構改革之名行權力集中之實」，以利於對內進行滴水不漏的社會控制，一方面則是「以權力集中之實行戰爭體制的部署」，以利於對外作戰的準備與動員。所以，中共所謂「機構改革」，不是在「改革機構」，而是要建立「中國黨衛軍」，執行「中國KGB」的任務，也就是要建立一個「平戰合一」的備戰動員體制。
實際上，習近平的野心與圖謀還不只是這項機構改革。自20大提出「完善國防動員體制」之後，目前各省市紛紛掛牌成立「國防動員辦公室」，例如「北京市國防動員辦公室」、「上海市國防動員辦公室」等等。宣稱是要「加強國防動員和後備力量建設」。實際上，這些辦公室都是「地方軍管單位」，負責基層募兵和民防動員，將民用資產轉化為軍事能力，是一種戰爭體制的基礎建設和超前部署。
這個「國防動員辦公室」，實際上非常重要。一般人看待戰爭的可能性往往以「軍事演習」來看，但實際上「後勤動員」才是準備發動戰爭的指標。以武統台灣為例，不只是中央軍委和中央「國家全國動員委員會」要進行「軍隊動員」，還要包括「地方人力與資源的動員」，包括「運輸工具的動員」(漁船、商船、航空器)、「民用資產的動員」(例如網路資源、民用雷達、民用場地、民用無人機)、「預備役和民兵部隊的動員」，可能還需要「媒體動員」、「金融動員」、「糧食動員」、「醫療傷損動員」等等。換言之，從中央到地方的「總動員」，就是為了打仗。
其次，全國人大常委會2月24日閃電通過「軍隊戰時實施國家刑事訴訟法」，這項法案賦予軍隊在戰爭時期，可以代替法院啟動刑事訴訟活動，可以「變身」成為司法機關，執行刑事訴訟法關於管轄、辯護、代理、強制、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等規定。這就是「軍權凌駕法權」，「軍區指揮官」取代「司法檢察官」，也就是平時以「軍事維穩」代替「社會維穩」，戰時則用來對敵國人民進行軍事壓制。
戰爭體制的準備：軍事預算有增無減
依據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2023年中共軍費預算編列達到人民幣1兆5537億元(約新台幣6.86兆元)，年增7.2%，是近4年來增幅最高的水平，大約占GDP比重1.7%到1.8%之間。
然而，這個數字是「預算編列」上的數字而不是「實際支出」的數字，中共整體「國防預算」項目包括了國防費，國防科研費、民兵事業費與國防基建費，上述費用有的由地方預算支出，有的隱藏在國務院所屬的能源、機械電子、航空航天、教育等部會的預算中。換言之，中共的軍事預算向來採取「隱藏式分散編列」，實際的國防預算支出應是編列數字的3倍至5倍。
「高軍事預算」，目的何在？
對於中共軍事預算，全國人大發言人王超指出，軍事預算是為了應對「複雜安全挑戰」的需要。試問，什麼叫「複雜安全挑戰」？實際上，中國沒有來自外國的安全挑戰，如果把中國的周邊國家「順時針」數一圈，從韓國、日本、台灣、紐澳、菲律賓、越南到印度，有哪個國家對中國產生軍事威脅？只有中國不斷對周邊國家進行軍事威脅。
王超又說，「中國國防預算的增長是合理的、比較適度的」、是「低於世界軍費水平」，這是睜眼說瞎話！中共怎不提「世界排名」呢？怎不說中國是世界第二大軍事預算大國？怎不說中國是世界陸軍第一大國，並且準備將現有的350顆核彈頭增加到1500顆呢？怎不說中共正在進行「核擴軍」與「核競賽」呢？
「中共」已經不存在，變成了「習共」
所有這些戰時體制的建立，只有一個目的：對外作戰，而且是多國作戰。換言之，兩會之後，中共將建立一種新的「舉國體制」，就是「舉國戰爭體制」。所謂「舉國戰爭體制」就是「習近平體制」。從此以後，「中共」已經不存在，變成了「習共」，「中國」不再是「中國」，而是「維尼國」，作為有別於資本主義制度之生活方式的「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習近平主義」。什麼叫「習近平主義」，就是「一顆腦袋決定14億顆腦袋」！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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