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一九五O年代的中国早已是腥风血雨 - 盛慕真《红太阳的灼热光辉：毛泽东与中国五O年代政治》

从一九五O年代政治看中共统治的变与不变、断裂与延续

很多貌似批评中共的人，内心深处对中共存有海市蜃楼般的幻想，他们认为中共还存有良善的一面、理想主义的一面，还存有改革派或"健康力量"，还存有某个已经逝去的"美好时代"——只要回到那个时代就万事大吉、岁月静好。比如，某些到了文革时期才受到冲击的人，会不由自主地缅怀文革前十七年的“井然有序”；某些经历了“六四”屠杀才觉醒的人，会在想像中大大美化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某些在习近平时代才恍然大悟的人，却又对江泽民和胡锦涛乃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或“相对宽松”津津乐道。他们对共产党本质的认识，远不如共产党党魁习近平清晰和深刻。二零一三年一月五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正式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就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后来这一定律被通俗地称之为“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前三十年也不能否定后三十年”。习近平说过很多指鹿为马的假话，但这句话是真的——共产党的统治策略当然会与时俱进，所谓“独裁者的进化”；但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本质始终如一，共产党从一诞生起就是一个邪教、超级黑帮和恐怖主义组织，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好的共产党”。

共产党不是从习近平掌权后才突然变坏的，共产党也不是从“六四”那一天才开始疯狂杀人的。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寻找“好人”，宛如从粪坑中淘金——李克强丝毫不比习近平仁慈，温家宝丝毫不比胡锦涛仁慈，周恩来丝毫不比毛泽东仁慈。就毛本人而言，文革前的毛泽东也不比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仁慈。换言之，所谓毛的“错误”，并不是其晚年昏庸或被“四人帮”蒙骗的结果。从毛参加中共一大开始，他就是一个心狠手辣、毫无道德底线的“混世魔王”和“打天下的光棍”。毛夺取天下的过程充满血雨腥风，毛维持暴政的过程同样充满血雨腥风。文革之前的毛，尤其是掌权第一个十年的毛，杀人之多、整人之惨、计谋之毒、手段之狠，丝毫不亚于其在文革中的作为。文革不是凭空产生的，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文革是毛的暴政不断演化的必然结局。这就是历史学者盛慕真在《红太阳的灼热光辉：毛泽东与中国五○年代政治》一书中所揭示的历史真相。

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中，五○年代的历史常常遭到有意无意的忽略。而相对于文革，人们对这段历史有诸多正面评价，比如，有人认为中共在这十年间大大推进工业化，打赢韩战，中国由此摆脱近代被列强欺凌的屈辱，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但盛慕真告诉读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毛泽东和五○年代中国政治无疑是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五十年代是中共建政立策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则是呼风唤雨掌控全局的关键人物。这十年没有一天是风和日丽的，朝鲜战争、镇反运动、三反五反、高岗事件、批胡风和反右派，以及两次台海危机和中苏分裂……中共没有一天不在折腾民众，毛没有一天不在杀人立威。正如作者所说，“一九四九年的毛泽东已成为主宰中国的领袖，红太阳升起了。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他独手掌控党和国家的基础，中共在毛泽东时代的一党专政其实是一人专政。……中国五○年代政治的特色就是毛泽东个人崇拜向超凡权威政权发展的过程”，该书的主旨就是“通过研究这一时代的中国重大外交内政事件及其相应决策过程来看毛泽东超凡权威是怎样确立和巩固的，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利弊关係”。

毛维持暴政的秘诀：镇反的永久化和制度化

镇反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大型政治运动，对此后中共的统治模式有示范性影响。本书指出，毛一开始的态度比刘少奇等一线指挥者更温和，但这是毛惺惺作态，以此检测地方大员的卖力程度。当地方上杀人成风的态势形成后，毛不断煽风点火，升高紧张局势。毛亲笔批示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毛及其帮凶毫无法治观念，杀人完全是凭藉个人好恶，大部分被杀者并未经过法庭审判，也并未犯下可杀之罪。相比之下，早在八百年之前，英国就有了确立普通人的人身保护、未经法庭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人身自由的《大宪章》。中国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分道扬镳，不是始于近代，至少从《大宪章》时代就开始了。

毛从来不惮于杀人，他以人命为刍狗。盛慕真认为，毛用强硬和流血的方式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中共的“一党专政”，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毛的“一人专政”。而毛成功的法宝就是“结合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来巩固和加强超凡权威之政权”。毛时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就是一个群众运动接着一个群众运动；第一个群众运动即是毛亲自规划和主持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把群众划分成多种阶级，鼓动一些阶级去打击另一些阶级，不仅是统治者管用的“分而治之”的权术，也是“群众拥护的独裁者”确立他们权威的诀窍。毛发动的每一个群众运动都有特定的整治“对象”，从“地富反坏右”到“走资派”，因为没有“魔鬼”的存在，人民就不需要“救星”。“毛的高明就在于他能始终紧紧掌握群众运动，并很快把它引导到社会控制的方向。”在毛的统治生涯中，一定程度上脱离其控制的群众运动，唯有在其死亡前夕爆发的“四五”天安门抗议——这场运动以纪念周恩来为名反毛，给了毛致命一击，加速了毛的死亡。

群众运动有起有伏，有高潮有低潮。所以，毛在掀起群众运动的同时，也大力推动建立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从苏联学来的档案制度等，以加强对城市居民的控制。这种永久化和制度化的政策开始在上海等大城市，随后很快推广至全国。把每一个单位成员控制起来，这种在镇反中形成的“单位型”制度成为最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然后，毛在乡村也建立了比秦制中的“编户齐民”更严密的户籍制度和村一级党组织，由此改变了传统中国“政权不下县”、“天高皇帝远”的统治模式，将农民彻底束缚在非农民私人所有的土地上，让农民沦为比帝俄时代的农奴还要悲惨的“现代农奴”。

这样，镇反就永久化和制度化了，一旦毛掀起另一个政治运动浪潮，这一套体制就会很快进入状态，环环相扣，运作自如。此后，毛发起反右和大跃进，无不势如破竹，根本不会遇到任何拦阻与凝滞。法国汉学家杜明认为，劳改比古拉格更恐怖。历史学家苏伊里说：“毛泽东思想是官僚操纵群众，和国家控制思想的最极端的极权主义形式。”法国学者毕仰高在对比中俄革命之后承认，毛泽东比史达林更胜一筹——史达林主要依靠秘密警察製造恐怖气氛，毛则比史达林更看重群众运动，但毛治下的群众运动，可以说没有群众真正自发性的运动，所谓群众意见其实是引导出来的，经过提炼加工后，经常离工农群众的期望更加遥远，用毕仰高的话来说，“表面上努力的方向是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成分越来越大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实际上却是建立和延续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共产党专政体制”。

毛的不安全感让党内斗争一天都不停止

毛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就是“斗争”。盛慕真指出：“毛本身就有深刻的不安全感，他始终认为有人在反对他。为了巩固他的超凡权威，不惜操纵派别之争，以谋其利。党内生活由此危机重重。”

高岗案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高层内斗，是毛玩弄宫廷政治、翻云复雨、始乱终弃的一个典型。毛在此事件中使用的厚黑学和权谋术，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屡试不爽。一九五二年，毛对在一线主持政务的周恩来和主持党务的刘少奇有所不满，认为两人权力太大，将自己架空，遂对两人发起一轮攻击。他首先批评党内管理精英犯了“路线错误”，这就是“扔石头”以激起波澜；然后调高岗、饶漱石、邓小平等地方领导人到中央，取代或分享周、刘的权力，这就是“掺沙子”。这两个招数，毛后来用来轻易击溃了在党内如日中天、且被党章规定为接班人的“副统帅”林彪。

高岗进京之后，立刻被毛授予巨大的权力，多次与毛谈“私房话”，俨然成为毛一人之下的第二号人物：他执掌有“小国务院”和“经济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国务院有八个主管工业的部门划归其负责；他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却代表毛列席会议；外交和外贸原本是周恩来领导，毛却将有关报告转给高岗审阅；彭德怀主持国防和军事，毛却让高岗去“帮助”彭德怀起草一份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一时间，高岗炙手可热，门庭若市，连毛都说，“（高岗的住地）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

高岗并非毛的嫡系。当年，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是创建延安根据地的“原住民”，毛及中央红军后来才通过长征来此“鸠佔鹊巢”。在内战中，中共首先打下重工业中心东北，高岗成为“东北王”，掌握中国工业命脉，毛认为其颇有经济方面的才干，就利用其制衡周、刘。高岗果然是干将，一到中央就对刘少奇系统的财经大员薄一波发起猛烈攻击，得到毛的赞赏。高岗后来说，财经会议后，毛让他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刘少奇二○年代在奉天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的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刘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

然而，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精英官僚系统对高岗进行了有力抵制。高岗的密友陈云、毛调到中央的邓小平，都站到高岗的对立面，跑到毛处揭发高“篡党夺权”。压垮高岗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高岗邀集在北京开会的二、三十位高级将领和大区负责人去西山集体看望林彪。高岗与林彪在东北共事多年、关係密切，但在此敏感时期，此举让毛警觉，高岗试图染指军队。盛慕真分析说：“在毛眼中，刘是‘白区党’山头的人，同军队没有很大关係。高岗则相反，自以为是‘红区党’或‘根据地’出来的，有染指于军队的迹象。于是毛就怀疑高有‘篡党夺权，想当万岁’的野心。”毛无情地将高岗抛出来当做替罪羊，竭力撇清与高的关係，但此事仍让其颇为难看——他一边不点名地批评高，一边缺席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悄然窥视高层的反弹。而毛搞掉刘少奇的初衷并未湮灭，等到文革才得以上演猎杀刘少奇的大戏。

高岗事件，还有余震。高岗所属的西北系官僚集团没有在此役全军覆没，却被派除出权力核心。毛派陈云去给林彪传话，“林彪若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林彪于是迅速与高岗划清界限。高岗的另一位密友习仲勋此次逃过一劫，却在九年后、一九六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打成“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头目，被秘密关押十四年、监督劳动三年——习近平也是此案的受害者之一。在中国，受害者与加害者“精神同构”，习近平就是一个活标本。

盛慕真指出，同史达林的整党方法相比较，毛泽东的方法显得高明。毛迫害的人数远远多于史达林，但中国从未像苏联的“非史达林化”，经过“非毛化”阶段。因为毛的接班人都参与了大多数政治迫害，直至其成为最近一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比如告密者邓小平成为高岗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台湾学者钟延麟在《文革前的邓小平》一书中指出，“邓小平得到的是高岗生前竭力追求仍未得的政治地位”。

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是为了打造毛的“东方列宁”形象

本书还讨论了韩战、两次台海危机和中苏分道扬镳等毛的外交决策的来龙去脉。

韩战伊始，毛对是否出兵，有多次犹豫和反复。毛一开始的想法是，中国出人，苏联出武器和物资，还要出空军帮助。但史达林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拒绝出动空军。毛最后决定：“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推迟，仍按原计画渡江。”历史学者沉志华认为，毛力排众议、始终坚持出兵朝鲜的动机有四个因素：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把美帝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以及保持中苏同盟战略态势的深层思考，而“取得史达林的信任、借助中苏同盟条约的庇护保证中共的新生政权则是贯穿始终的，也是其最后的动机所在”。这些分析过于拔高了毛，也无视韩战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实质性伤害。盛慕真的分析更符合毛的实际情况：毛在中国革命完全成功之前就已有要当“东方列宁”的雄心，毛执意参与韩战，战后他的实际政治权力并无扩张，甚至北韩也没有因此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毛并不能命令金日成去做任何事情，金日成血腥清洗党内亲中的“延安派”，毛只能袖手旁观。但是，通过韩战，数十万中国官兵的血肉浇筑而成毛的“东方列宁”形象，对他巩固和加强在党内和国内的实际权力则是价值无比。

如果说韩战是毛被动卷入的，那么一九五四和一九五八年的两次台海危机则是毛一手挑起的。盛慕真认为，台海危机既是毛对美敌意的产物，又是他同莫斯科斗争的结果。韩战时，史达林还在，毛对史达林低眉顺首、亦步亦趋；当史达林死掉后，毛不愿臣服于赫鲁雪夫之下，更何况赫鲁雪夫的“非史达林化”及与西方“和平共处”政策，都是毛所不认同的。所以，毛故意挑动台海危机，以起一石三鸟的作用：第一，炮击金门，打击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动摇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第二，检视美国协防台湾的决心。毛怀疑美国的“战略信誉”，认为美国在压力之下有可能放弃金门和台湾，却没有想到，美国人十分看重“战略信誉”。毛是“以己之心，度美国人之腹”，结果美国一旦出兵，毛立即灰头土脸、偃旗息鼓。第三，毛是故意要给苏联和赫鲁雪夫难堪，破坏莫斯科的“和平共处”政策，进而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然而，台海危机中，毛不仅未能实现“解放台湾”的宏愿，连金门和马祖都拿不下来；不仅让美国出兵台海，更让中国与苏联的矛盾激化，可谓三处吃瘪、洋相尽出。

台海危机与中苏几乎同步。其实，跟史达林比起来，赫鲁雪夫对中国更友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成倍增长。在个人交往中，不同于史达林对毛居高临下，赫鲁雪夫对毛颇为尊重，在诸多共产主义阵营大会上都将毛视为首席盟友、安排毛出尽风头。但毛并不以此为满足，反倒得寸进尺，以至于发出狂言说，即便中国没有核武器，也不怕与美国发生核战争，中国死一大半人都无所谓，让赫鲁雪夫惊吓不已，认为毛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毛的这番表演，背后说不出口的动机是，他要取代赫鲁雪夫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霸主。

盛慕真指出，毛的这些外交政策，既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利益，却单单是为了打造毛本人的“东方列宁”的形象。毛在青年时代曾用两句话画出自画像：“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历史学家余英时解读说，毛是打天下的光棍，光棍式人物窃得神器，则天下涂炭。毛没有什么政治遗产，唯一的政治遗产就是一个强人把整个中国抓在手中，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今天的习近平是否能继承这一政治遗产，他能将二○二○年代的中国，重新拖回一九五○年代吗？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