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6日，北京大学校园内学生围观大字报。（六四档案图）
1989年5月6日
- 赵紫阳请杨尚昆劝邓小平修改/淡化学运“动乱”定性 无果而终
- 李鹏表示在学运“动乱”定性问题上不退让
- 赵紫阳指示新闻界适当报道学生运动
- 除北大/北师大 大多北京高校复课
- 北京高校对话团向官方递交请愿书
1989年5月6号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当天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找国家主席杨尚昆商量，请杨尚昆利用他与邓小平的紧密关系，说服邓小平改变对学运动乱的定性。这件事件在官方来讲是比较重要的，杨尚昆对赵紫阳说，按照邓小平的性格绝对不可能改变动乱的定性。然后赵紫阳就退而求其次，告诉杨尚昆说，能否说服那邓小平淡化动乱的定性，杨尚昆回答说也不可能，所以赵紫阳想通过杨尚昆说服邓小平的努力就没有结果。
杨尚昆在当天上午跟赵紫阳谈完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向李鹏叙述了赵紫阳找他谈话的情况，他主要是担心李鹏跟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因为对学运的看法不一样，会发生正面的冲突，不利于党内的团结。李鹏对杨尚昆说，实际上赵紫阳早就已经淡化了对动乱的定性，但是我绝对不能同意在淡化的这种口号下，改变对动乱的定性。李鹏表示，在这一点上他不会退让。
当天上午中国官方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赵紫阳就当前的新闻工作，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谈话，这个谈话后来影响比较大，因为在这个谈话当中胡启立就反映，在这次学运当中，学生们强烈要求，希望新闻界要对他们的活动进行如实的报道，学生对官方的新闻报道非常不满意，另外他也反映了在跟中国官方的一些新闻单位，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这些主要的新闻单位负责人接触过程当中，这些负责人也跟胡启立反映，新闻工作者也非常不满。因为他们不能报道学生运动，不能客观的去做报道。所以他们觉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也是没有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且受了很大的委屈。所以赵紫阳听完胡启立的汇报以后就说，对学生运动的新闻报道应该可以放开一点，新闻公开程度可以增加一点，这样做的话风险不大。所以这一次学生运动不能归结于一小撮人挑动，不能归结于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也不能归结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所以赵紫阳总的意思就是说新闻媒体对学生运动的报道，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新闻，新闻的透明度也可以高一点。后来胡启立马上把赵紫阳的谈话传达给中国官方的那些主要媒体的负责人，新闻界听了赵紫阳讲话以后就很受鼓舞。
5月6号当天，北大、北师大的学生还继续在罢课，但北京其他高校大多数的学校已经复课。当天晚上北高联召开了一次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北高联对5月4号天安门广场集会上周勇军代表北高联宣布复课一事做了一个说明，说5月3号的时候北高联是讨论过复课的问题，所以北高联的9名常委达成了一个内部的默契，但是没有形成决议，对复课只是有一个默契没有决议，周勇军5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上宣布复课这个做法是错误的。所以在这个记者会上北高联还宣读了一份声明，声明的主要的意思是为了保持对官方有一种压力，北大、北师大暂时不复课。同时也号召全北京市其他有条件继续罢课的学校还是要继续罢课。
5月6号在学生方面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在当天下午3点钟，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的团长项小吉、副团长沈彤等四个人，就是以23所高校学生代表的名义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递交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这是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第一次正式向官方提出对话的要求。
（林坪采访）
1989年5月7日
- 胡启立传达赵紫阳指示 新闻工作者受鼓舞 李鹏不满
- 《人民日报》社前社长胡绩伟批评查禁《世界经济导报》
- 《科技日报》副总编辑孙长江谈 《世界经济导报》和新闻自由问题
1989年5月7号，这一天北京总体来讲是比较平静，没有发生学生游行。中国官方宣称当天已经有百分之八十北京高校的学生复课，当天全国各地的高校也都比较平静。
当天中国官方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主持召开了中央宣传口一些负责人会议。宣传口就是主管意识形态主管宣传的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包括中共中央宣传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晚上参加会议的人数比较多，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胡启立在会议上主要也是传达赵紫阳关于宣传方面的指示，主要内容是学生运动发生以来，主要是要推进这个改革，学生担心的是改革停顿，走回头路，所以赵紫阳主要还是认为学生运动的主流是应该肯定的。所以在新闻报道方面，在宣传方面，应该适当对学生的运动做一些比较客观中立的报道。
与会的像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这些负责人的反应是比较正面的。因为他们觉得赵紫阳的关于新闻跟宣传的指示精神，符合他们以及所在单位的这些新闻工作者当时的要求。因为在4月15号学生运动发生以来，中国官方一直不允许这些官方的媒体对学生运动进行正面的客观的中立的报道。所以新闻单位从上到下大家都觉得非常受气，因为从他们自己新闻专业职责来讲，他们是非常愿意正面地客观去报道学生运动的，可是因为官方上面不允许，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受气，因为他不能按照自己工作专业的要求跟职责去报道。另外一方面还招来了学生跟社会民众对他们的指责。
会议之后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这些媒体，他们也是快速对他们所在单位的新闻工作者做了传达，反应非常积极。但是它也引起了中共保守派的一种反弹，在会议之后，当时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专门就托人将中央宣传会议的情况，马上转告国务院总理李鹏。李鹏当时对这个会议的反应是负面的，他认为最近这几天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已经有了问题，开始向所谓的动乱分子方面倾倒。本来就已经有问题，中央宣传口的会议，胡启立又传达赵紫阳的这个情况，赵紫阳还认为媒体做得不够，还更应该去报道学生运动，更加向动乱分子方面去倾倒。所以李鹏听了艾知生托人转达这个会议情况以后，他非常不满意。他认为赵紫阳讲这番话，胡启立及时的传达赵紫阳的这番讲话，就是想把动乱再一次煽动起来。
另外，中共上海市委查禁《世界经济导报》，这个事件继续成为当天学运以及知识分子关心的一个重要议题。当天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接受了香港《明报》的采访，专门谈《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他在采访中就明确的表示，中共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做法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就没法解释，那既违反了宪法当中的有关规定，也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党政要分开的原则。在谈话当中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胡绩伟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多年的负责人，他明确指出就是中国存在新闻检查，说如果没有新闻检查的话，他说中共上海市委怎么能事先知道《世界经济导报》将要出版报纸的内容。他这段话是针对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说的，因为袁木明确的说，中国没有新闻检查。
当天《科技日报》的副总编辑孙长江也接受了香港记者的采访，也是谈《世界经济导报》跟新闻自由的问题。他非常明确的表示，要求新闻自由，是中国国内整个新闻界的一致的心声，而新闻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的一环。他在采访当中还明确的提出中国大陆应该有民办的报纸，这也是新闻自由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表现，他的谈话在学生当中影响也非常大。
（林坪采访）
1989年5月8日
- 官方拒绝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对话
- 北高联发声明 倡导北京各高校进行校园民主建设
- 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乔石汇报制止学生“动乱”情况 赵紫阳与李鹏意见冲突
1989年5月8号，北京高校除了北大还有学生继续在罢课抗议之外，其他高校学生已经基本复课，北大也只是部分学生罢课，因为北大的教务处当天的统计数字表明，北大当天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在罢课。
当天下午3点半，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团长项小吉等四人再次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跟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询问对话请愿书递交以后官方有什么答复？结果信访局的局长明确答复说，中国官方不会跟非法学生组织进行对话。对话团的四位代表听到信访局局长这种对话，当然是非常不满意的。
5月8号晚上，北大、北师大很多学校都接触了一份北高联关于校园民主建设的声明。当时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在天安门广场，因为每次游行集会都是以天安门广场为目的，所以很少关注到校园民主建设。北高联经过讨论后，认为校园民主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校园民主建设的话，学生运动、民主运动不可能持久，这就像4月15号学生运动爆发以后，很多学生比较有预见性地提出来，要建立学生自己的组织，因为过去学生运动之所以快速失败，没有壮大，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组织。所以说这一次八九年学运爆发以后，学生们就开始注意建立学生自己的组织。同样的北高联在这份关于校园民主建设的声明当中所说的也是比较有预见性跟戏剧性的。声明当中明确提出要广泛进行校园民主建设。比如说学生自治会的选举，长期保留校园内的自由讲堂，保留校园民主墙，绝不能让校园内的自由讲堂、民主墙轻易丧失。所以校园民主建设这份声明应该是值得一提的。
5月8号中国官方主要的事情就是在当天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会主要是听取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乔石汇报了中央制止动乱小组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总结，包括下一段时间的工作部署。因为乔石是当时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的负责人，所以乔石在汇报当中，他主要重点就是叙述了四二七学生大游行之前的一些情况，包括他所说的学生两次冲击新华门，4月22号胡耀邦追悼会后的学生请愿，4月23号以后的学生串联，在一些高校夺取官方学生会的权利进行罢课活动。赵紫阳在听完乔石汇报以后发表了一个谈话，这个谈话跟四二六社论的精神也不太一致，而赵紫阳说那么多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请愿，怎么中央都不知道，说明中央的运行机制有问题。他又说如果北京高校进行改选，即使一些闹事的学生当选上台，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所以李鹏在会上就认为赵紫阳的说法是变相承认非法学生组织，这跟学生把今后的诉求焦点放到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意图还是不谋而合，所以在这个会议上李鹏跟赵紫阳再次出现了意见的冲突。
（林坪采访）
北京新闻界记者展示抗议标语。（六四档案资料图）
1989年5月9日
- 北京新闻工作者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领导人对话
- 上千北京高校学生骑自行车声援请愿记者
- 海外学生为北京学运捐款
5月9号当天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两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到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递交联署请愿书，所以请愿书的名称是《就中国新闻界近期发生的事情与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对话》，主要是要求跟中国官方主管宣传工作人员对话。《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兼科技部主任李大同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部的主任，是作为这两百多名联署的新闻记者代表递交请愿书，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两位书记处书记出面接受了请愿书。
请愿书里头列出了三项对话的内容。第一，是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被停职。第二，因为种种原因，新闻单位无法对最近发生的学潮做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违反了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的原则。第三，袁木4月29号同首都大学生对话时关于我国新闻是自由的、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合，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所以在对话请愿书里具体提出了三项对话内容。
在新闻记者递交请愿书的时候，有一千多名骑着自行车的大学生在现场声援这些递交请愿书的记者。他们举着“新闻自由”“解除报禁”“声援新闻界之良心”“向新闻工作者致敬”等一些标语横幅，高呼“为民说话事关重大””新闻记者为您说话””争取民主不用害怕”等口号，声援递请愿书的记者。
当天学生方面的活动主要就是要配合两百多名新闻工作者递交请愿书的活动，所以北高联发了一个通告，让各高校学生骑自行车游行，到中国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现场去声援。所以从当天下午1点钟左右开始，北大、人民大学、北师大、政法大学很多高校的一千多名学生，骑着自行车从各自的学校出发汇合，一起沿途呼喊“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新闻要自由，记者要解放”等口号，同时也到了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门，集会表达对新闻自由对媒体记者的声援。
5月9号当天中午，北师大的学生自治会贴出来一份公告，提到香港学联派人来与北高联联系，送达香港学联捐款，所以开始有海外的民众捐款给北京的学生。所以当天中国留美的学生跟学者也公开表示，为中国学生运动募集的捐款已经超过了三万美元，希望把这三万美元捐给北京学生，让他们出版自己的报刊。所以当前这两件事情比较有特殊性，就是说，海外关心中国学生运动的这些学生已经开始募集捐款来资助在北京的学生运动。
5月9号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会见了初级阶段理论研讨会的与会代表。在座谈会上出席理论研讨会的很多与会代表纷纷表达改革必须要过两关，就是市场关跟民主关。过民主关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认为民主自由人权都应该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在这些与会代表发表意见之后，赵紫阳发言的时候就提到，这一次学生游行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这是我们主要的要吸取的教训，得出的结论。但是事后李鹏知道这个座谈会的情况，特别是知道赵紫阳的说话以后，他认为这是赵紫阳再次公开亮相，对学生搞的西方式的民主表示支持。
（林坪采访）
1989年5月10日，北京大学骑自行车游行抗议 。（六四档案图）
1989年5月10日
- 赵紫阳提出处理学运四条意见 包括新闻开放、廉政、取消领导特供等 遭李鹏反对
- 万里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 决定举行人大常委会 议程与学生诉求有关
- 新华社如实报道 李鹏不满 认为违反"党领导人大"原则
- 北京高校上万学生骑自行车大游行
- 山西太原大学生游行示威 省领导逃跑 留下外宾
1989年5月10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是4月15号胡耀邦逝世以来首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人员的会议，包括上海的江泽民、天津的李瑞环等政治局委员都赶到北京参加。所以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对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方针跟措施。
但是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赵紫阳提出了处理学生运动的四条意见。第一，非法学生组织虽然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第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第三，抓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并交给全国人大来审查；第四，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并说这是他个人意见。
李鹏马上就表示反对的意见。他说赵紫阳说的这四条意见，政治局常委没有讨论过，不能代表常委。
5月10号当天官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当天下午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决定，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要在6月20号左右举行，会期是一个星期。委员长会议还建议在6月20号召开的常委会，应该要有几件事情必须做，第一，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因为学生运动一直在提反官倒，所以说他就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清理一些公司整顿的情况汇报；第二，就是听取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第三，审议中国国务院官员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第四，就是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所以委员长的这四条建议实际上跟学生运动的诉求都有关系，它显然就是要配合赵紫阳的想法，就是在民主跟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新华社在万里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结束以后，马上就发出了一份新闻稿，就是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新闻稿，具体人大会议预定的四个议程，就是刚才提到的四项建议也明确的报道出来。新华社在这个新闻当中还明确的说，人大会议预定的这四个议程是赵紫阳按照民主与法治轨道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符合学生和民众的期望。所以，提前40天公布人大会议的议程，显然是为了预先安定人心。
但是李鹏对人大常委会的四项提议包括新华社的报道非常不满，他就认为本来按照正常的运作程序，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应该首先由人大常委会当中的中共党组先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议，通过以后才由人大常委会的中共党组作为议案提交委员长会议决定。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则。当然李鹏就是胡说八道，等于明确了党领导人大。但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他们的议案议程怎么能由中共政治局来先决定，当然李鹏他认为应该是这样，认为万里这么做是错误的。
5月10号学生方面主要的一项活动就是骑自行车大游行。当天下午一点钟左右，北大、清华、北师大、政法大学大概十一所高校的一万一千多名学生骑着自行车游行，他们是到北高联指定的地点，就是金门桥立交桥集合，一起游行出发，打着“声援首都新闻工作者”“新闻要说实话”“打倒官倒”“新闻自由”这些横幅，骑自行车游行。
5月10号这一天在外地发生的比较特殊的一件事，就是在山西省太原市，各高校的学生罢课并举行大游行，发生了学生游行队伍冲击当时山西太原市正在进行的两会一节国际活动。两会就是山西省第二届国际经济技术洽谈会进出口及外地商品交易会、山西省第二届民间艺术节。当时这个国际活动有很多外商跟外宾参与。当天中午12点半的时候，超过一千多名学生就进入两会一节的开幕式会场游行示威，要求跟山西省领导对话，结果与会的山西省的省委领导和省政府领导，纷纷偷偷坐车逃跑了，把请来的所有的外商外宾都扔在现场不管，后来官方就认为这是一次重大事件。
（林坪采访）
1989年5月11日
- 邓小平要李鹏顶住压力 不能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定性
- 杨尚昆与邓小平私下讨论军队情况
- 胡启立与新闻工作者对话 讨论学潮、新闻改革等问题
- 王丹、吾尔开希等以个人名义发起绝食请愿 在北京高校串联
1989年的5月11号当天上午，“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的领导人乔石主持了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的办公会议，讨论跟通过了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维持社会秩序的一些措施，就是要依照北京市禁止游行示威的那个十条管理办法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学生游行的控制；另外，也要求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就是宣传中央制止动乱的那个方针。
当天上午，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打电话给李鹏传达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的意见是这样的：没有《四二六社论》就没有今天形势的缓和，所以要坚决顶住党内外的压力。也就是说，不能让赵紫阳这些人改变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然后当天上午11点，邓小平会见了伊朗总统哈梅内伊，然后也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的讲话当中说，中国要力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这样才能把自己发展起来。这件事比较重要，这是邓小平在北京发生学生运动以来首次公开会见外宾和公开讲话。
5月11号下午，国家主席杨尚昆特意到邓小平家汇报情况，两个人讨论了以下这么一些问题：
第一：这次学潮为什么结束不了？
第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支持学生？
第三：中央政治局的态度；
第四：解放军部队的情况；
第五：北京和地方政府的态度；
第六：下一步怎么办？
两个人的谈话里，比较重要的就谈到了第四点，就是解放军部队的情况。可以说，在5月19号北京宣布戒严之前，邓小平跟杨尚昆他们少数人，实际上已经在考虑要用解放军部队进入北京戒严的问题。
官方在当天上午，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启立专门到《中国青年报》报社，跟《中国青年报》的人员进行座谈。这个座谈会上，《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包括各部门的主任都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主流的意见都是比较一致，都是认为新闻记者、新闻媒体必须客观地报道学生运动；如果不做客观的、公正的报道的话，这是辜负了自己的职责，而且是给新闻媒体带来负面的影响，是新闻媒体的一种耻辱。
《中国青年报》这些人员发言当中，胡启立基本上没有打断他们的讲话。在他们发言完了以后，胡启立做了一个表达，（认为）他们表达的话也是挺正面的，还是赵紫阳关于新闻报道要更开放一点（的原则），新闻报道对学生运动也可以做一些客观中立的报道。基本上是这个态度 。
这个座谈会后来在北京各媒体当中影响非常大，也导致了北京的很多媒体开始对学生运动做一些客观的、中立的、正面的报道。
5月11号当天，学生方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当前中午，王文、吾尔开希、王丹、马少方、程真、杨朝辉六个人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主要商议以个人的名义发起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绝食请愿的诉求是两项：第一，摘掉学生运动动乱的帽子；第二，平等对话。
他们为什么在饭馆讨论以个人名义发起？就是因为在这之前，包括他们在内还包括其他的学生，程真给北高联提出建议，要求北高联发起绝食请愿活动。因为官方对学生对话的要求一直置之不理，说必须以绝食的方式给官方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北高联常委经过反复的讨论以后，不同意以北高联名义发起绝食请愿，因为他们对绝食请愿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没有把握。北高联只是同意如果有人以个人名义发起的话，北高联愿意负责后勤支援工作，包括纠察维持秩序的工作。
当天下午，王丹就到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向王有才、柴玲谈了绝食请愿的设想，得到了王有才、柴玲的支持。王丹当场也起草了关于绝食请愿的倡议，王有才、柴玲都在这份倡议上签了名。然后，王丹和柴玲就到北大学生宿舍楼为这个绝食请愿进行串联；吾尔开希同时也在北师大，为绝食请愿在学生当中串联。
（林坪采访）
3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绝食请愿活动。（六四资料档案图）
1989年5月12日
- 300多学生报名参加绝食请愿
- 赵紫阳提议李铁映出面与学生对话团对话 李鹏反对
- 苏晓康等40多名知识分子和作家开会 决定5月15日发起知识界大游行
1989年5月12号，北京一些高校很多学生都在讨论绝食请愿的事情，在北大、北师大、政法大学、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主要的一些高校，都张贴了绝食请愿和征集报名的大字报，所以到了当天下午的时候就有将近一百名的学生报名参加绝食请愿活动，当天晚上8点50分的时候已经有了三百多名学生报名参加绝食请愿活动。
北京一些高校的学生这次决定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引起了中国官方的高度重视和严重的不安，所以人民日报在头版就刊登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标题就是《共同维护稳定的大局》。
5月12号当天上午，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中国记者协会举行中外记者会，但这记者会主要不是针对学生运动的，是通报中国今年一月至四月份国民经济情况，当时会议一般都有很多中外记者，他们提问都是关于学生运动的。记者特别集中的一个问题是，学生一再要求提出跟官方的对话，请问官方对此有什么态度？但是袁木始终就是回避对话这个问题，没有给明确的回答。
5月12号当天中午11点半，国务院总理李鹏、乔石应邀到赵紫阳住处跟赵紫阳谈话。所以赵紫阳提出来说，如果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出现学生夹道欢迎请愿的情况的话，在国内外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他提议由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主动的出面与学生对话，通过这个对话来消除学生的愤怒，那也许学生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就不会有游行示威请愿的情况。但是李鹏马上就表示不同意，他认为赵紫阳这样做等于是承认了非法学生组织，因为在李鹏看来不仅是北高联是非法组织，就是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也是非法组织。在李鹏提出反对意见以后，赵紫阳就做出了让步，他说要不这样，就是让李铁映出面与全国学联，还有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进行对话，要求青年跟学生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自觉维护正常的秩序。所以退一步实际上赵紫阳这个对话就失去意义。因为跟全国学联、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对话的话，那参与学运这些学生根本就不会承认，因为全国学联跟全国青年联合会本身就是广泛的组织。
5月12号在民间方面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当天晚上苏晓康、郑义、包遵信、刘再复和远志明等40多名著名知识分子跟作家在北京红庙的一家旅馆开会，这是北京知识界跟作家、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会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在旅馆集会当中，首先是由苏晓康介绍了这次会议组织者的一些设想，请与会者考虑知识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作家郑义宣读起草一份文告，与会者就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决定在5月15号知识界要发起一场大游行，确定了5月15号知识界大游行的集合时间、地点，以及游行的组织者。当时确定的大游行的组织者就是所谓的总指挥赵瑜跟徐星，这两位都是作家。所以这一次集会之后，与会者就分头根据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一些新闻界、文化界，科研界、教育界的人士能够共同参与5月15号的大游行。这一份会议上宣读的郑义起草的文告后来经过征求严家其的意见以后，严家其就把这份文告定名为《五一六声明》。所以这个声明后来是代表了知识界的一个共同的一种诉求，比较有影响力。
（林坪采访）
1989年5月13日，学生在校园内展示绝食宣传板。（六四档案图）
1989年5月13日
- 北京高校学生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 社会各界游行声援 学生运动就此转为全民民主运动
- 绝食学生人数当晚达两千人 柴玲任绝食请愿团总指挥
- 阎明复、李铁映与北京高校师生座谈 想说服学生撤出广场 无效
- 季羡林等200多名高校教师要求官方尽快采取措施 妥善解决学潮问题
绝食宣言当中就说，“为了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的盲目的态度，为了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对话团的对话，为了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以及一系列歪曲报道，我们宣布绝食。我们的要求是，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的对话。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运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的、民主的学生运动”。绝食请愿就是两条诉求。在这之后，陆续就有人到天安门广场加入绝食。
到了当天晚上10点钟左右，绝食请愿的学生人数已经接近2000人。绝食学生就组成了绝食请愿团，柴玲担任请愿团的总指挥。
中国官方对绝食的反应是非常的快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紧急商讨，对学生绝食请愿运动要做什么反应。他们三个人的紧急会议做出了几项决定。
第一：当天晚上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代表中央与高校的师生座谈；
第二：如果座谈没有大的效果，那么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 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要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回校园；
第三：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由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改在首都机场举行。
另外，中国官方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跟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紧急通知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中国官方愿意跟他们进行对话。这是第一次中国官方表示愿意跟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进行对话。
5月13号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阎明复受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他们紧急商量，决定授权他跟北京高校的师生进行座谈。当天晚上8点钟，有20多名北京高校的老师还有学生代表，另外几名不是高校师生的青年知识分子 ，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进行座谈。官方的人员有阎明复，还有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共青团中央书记刘延东等人。学生代表有北高联的王超华、王丹、吾尔开希、柴玲、马少方，还有绝食团的代表。 知识分子有民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王军涛跟闵琦，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李肃和郑也夫，政法大学青年教师陈小平，北师大的青年教师刘晓波，还有北大青年教师，四通公司的周舵这些人。这个座谈会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些人说服广场上绝食请愿的学生，让他们为了戈尔巴乔夫能够平稳地访华，中苏两国高层会晤能够平稳地举行，让学生顾全大局，撤出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学生明确的两条要求阎明复是知道的。这两条如果不答应的话，学生很难撤出天安门广场。他为了座谈会有好的结果，他在座谈会之前还特意给李鹏总理打了电话，希望李鹏能够对学运改变强硬的态度，就是在动乱的定性问题上有所退让。这样的话就让他在跟高校师生座谈的时候就有周旋的空间，能够说服师生。但是李鹏坚决不同意。所以因为李鹏没有同意，阎明复在这个座谈会上也没办法回应高校师生要求平等对话，要求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不是动乱的要求。所以这个座谈会实际上没有达到任何效果。
5月13号，在民间方面，在当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北大贴出了著名的教授季羡林等226名知名教授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公开信，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应该尽快与高校学生对话团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妥善的解决问题；
第二：应当尽早地对这次学运的性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安定民心，不应该采取拖延的政策；
第三：应当高度重视这次学生绝食请愿活动，要以认真谨慎和人道主义的态度采取措施，保证学生的身心健康。
这应该是北京高校的教授跟老师第一次集体对这个学生运动表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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