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资本论》，走进历史

各位《看中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建元。在我东吴大学毕业、考上国立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的那时候，正好在1989年、1990年之间，台湾的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新出版了《资本论》（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哇，那真是一时间洛阳纸贵，因为这本来是禁书，所以我也赶时髦去买了一套。将书带回家之后，在餐桌上津津阅读，然后脸上也露出非常得意的表情，觉得自己是进步青年。这时我父亲曾群芳看到了，觉得很奇怪，他认为研究所已经考上了，怎么还在认真看书。于是我就将书的封面给他看，他发现是《资本论》，就有点冷笑。他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50年前就看过了。”我吓了一跳：“这是禁书啊，而且是很难的书，你怎么会看过呢。”父亲就告诉我，他当年不止看《资本论》，还阅读过很多共产党的经典，而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参加了共产党人组织的武装起义。这从此打开了我对台湾那段历史、对228的好奇，我也有机会重新认识我的父亲。

擦枪走火，星火燎原

今天很高兴在网路上和各位见面。今天想跟各位谈的主题是〈228的历史悲歌──我的父亲曾经是共产党员〉。今年是228事件73周年，在228前夕，我的父亲以93岁高龄离世。他的一生都和228脱离不了关系。所以，我利用这次节目，一方面纪念我的父亲，另一方面也呈现我父亲那一代台湾人，他们在这个大历史的潮流之下如何做出他们的政治选择，这个选择如何影响他们一生的命运，如何影响台湾，如何影响我们国家的国运，所以我也想从个人的小历史来看228所投射出的台湾的大历史。

首先我先介绍228的简短背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大稻埕发生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专卖局台北分局私烟查缉员傅学通等六人的暴力执法，用枪托打伤了烟贩妇人林江迈，引起了当地民众公愤，所以民众追打查缉员到永乐町，查缉员在逃跑过程中鸣枪示警，或许是紧张，枪头偏了，流弹竟然射到了一位民众，叫陈文溪，不巧的是，他是当地一位流氓角头的弟弟，他哥哥叫做陈木荣，他的哥哥非常愤怒，就决定召集群众向政府讨回公道。本来查缉私烟过程已经引起公愤，加上又开枪误杀民众，于是大稻埕、圆环这一当时台北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民众开始集结，他们前往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抗议，要求交出凶手。说实在的，按照法律程序，就算真的有政府执法人权滥权枉法的情况，也不可能交给群众公审处理，因为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惩处。但是当时群众群情激奋，政府处理也不当，所以群众见到抗议无效果，政府又不出面道歉，所以第二天陈木荣便和大稻埕当地民众组织鼓队，号召群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抗议。因为涉及查缉私烟，群众先到专卖局台北分局抗议，愤怒的民众烧毁了专卖局台北分局。群众抵达行政长官公署即现在的行政院，屋顶的宪兵又开枪示警，这正是历史的不可思议，开枪示警又误杀了民众，引起更大愤怒。于是暴动就在全台湾星火燎原，蔓延开来。群众包围了台湾广播电台，利用广播向全省各县市广播，号召民众反抗中国国民党的统治。这就是228事件。导火线的开端仅仅只是一个查缉私烟的事件。为何一个小事情变成如此不可收拾？是否小题大做？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的结构性因素和前因后果，就很难明白这个事情为何点燃人民的怒火。

地方自治，反再殖民

关键是，1945年国民政府光复、接收台湾时，一度将中国大陆实施的《惩治汉奸条例》适用到台湾。这是非常荒诞的。因为在日本殖民时代，台湾人是皇民，在日本政府中工作是很自然的事，甚至在太平洋战争中自愿或被迫从军，这就有了汉奸嫌疑。条例又包含没收汉奸财产，引起台湾人的恐慌。日本投降到台湾光复期间，台湾是无政府状态，但是社会非常安定。当时台湾人的心态是：自己从殖民地变成了战胜国国民，有机会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一定要建设好台湾，以此来展现台湾人作为自己土地主人的风度。但是1945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抵达台湾之后，国府颁布停止社团活动重新登记的命令让人错愕。因为在国府抵达之前，台湾社会处于自治的状态，社团很多，包括台湾学生联盟，由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学生郭琇琮领导各中上学校学生组成，他们主要任务是协助治安的维持，而且教育民众公共卫生、学习国语和涉及中国的知识。他们也教民众唱歌，主要是两首歌，一首是〈中华民国国歌〉，另一首是〈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时的台湾人不了解大陆的国共关系，因为抗战时期国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阵线下的合作状态。〈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共产党理论在中国大陆是合法传播的，所以台湾光复后，大陆的各种思潮成为台湾人学习的对象。日本统治台湾，类似英国在香港的统治，是现代国家的管理制度，虽然不民主，但政府是依法行政，所以人民可以依照法律对抗政府。此外，日本的宪法虽然没有在台湾实施，但日本至少在本国有一个立宪主义的宪法秩序。所以台湾人就利用《明治宪法》中的人权条款来对抗，而在这一过程中，台湾人形成了人权观念。相对地，中国大陆在内战和抗战中，进步人权的价值观念难以沉淀。因此大陆的官员来到台湾后，与台湾本地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很多大陆官员认为台湾原来是殖民地，他们以改造台湾皇民化、君临台湾的心态管理台湾，这与台湾人的现代公民观念产生冲突。这是228爆发的根本原因。因此当国府取缔社团时，台湾人认为结社自由是基本人权。这就产生了冲突。在陈仪来到台湾之后的第一天，台湾学生联盟就被勒令解散。

第二个行政命令就是禁止及取消使用日文。台湾人在光复前勤于学习国语，但一个多月的时间显然是不够的，且历经日本50年殖民统治，台湾的学术和公共使用语言是日语。当国府禁止日语后，所有不会流畅使用国语或中文的台湾人，通通被排除在政府单位任用名单之外。台湾人对抗日本时，曾希望成立台湾议会、实现自治，将台湾变成台湾人的台湾。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从中国大陆特别是福州，找来一大批官员，填满台湾的公职岗位。这让台湾人对中国大陆、中华民国产生强烈的期待落差。

反对国府，错爱共党

台湾人当时对中共的印象是什么呢？台湾人学习〈义勇军进行曲〉是一个例子。当时的中共正与国民党进行政治协商，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共、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势力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著手中国的宪法制定工作。当时的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是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共认为中国在社会发展中，应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实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制度。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中共的周恩来非常坚定支持当时张君劢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提出的《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总统民选、地方自治、内阁制、省长民选、县市长民选、军队国家化；在人权保障中，特别强调人身自由的保护，因为中共在国民党清党中遭到迫害，很多人牺牲，所以中共特别重视人身自由。这些主张现在都放在《中华民国宪法》条文中。这些都是进步的价值，而且是由民盟的张君劢与中共合作，来要求国民党改变其1936年起草的苏俄色彩浓厚的《五五宪法草案》。中共要求国民党取消苏俄模式的宪法，且这一时间早于《世界人权宣言》的颁布，理念非常进步。这些对刚脱离殖民的台湾人，能够产生对新中国的巨大期待。当国民党贪污、君临台湾，如同新的殖民者时，台湾人又成为自己土地上的异乡人，无法参与公共事务，不能使用日语，台湾的精英便对能够取代国民党、主张进步思想、能够制衡国民党、甚至最终能够执政的中共，产生了好感。台湾人和大陆人民一样，对中共本质没有认识，而对中共的进步主张和价值投以热烈期待和真诚拥抱。

陈仪欺民，扩大事端

228发生时，陈仪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允许台湾仕绅阶层组成228处理委员会，且行政长官公署中有3位处长参与。但他同时发电报给南京中央政府，声称台湾有匪乱。电报中没有说明这个匪是土匪还是共匪。当时胡宗南正在率领国民革命军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北延安。国共战争正在华北如火如荼地展开。国府当时怀疑台湾的228事件是中共的围魏救赵手段。当陈仪告诉南京这一情况时，南京自然急于希望稳定新光复的台湾。日本殖民时代，日本反共，所以台湾被认为是没有共产党的干净地方。因此国府派出精锐的美式整编第21师来镇压。对整编21师来说，他们收到的讯息，是来消灭共匪的，是来作战的，他们是以这种心态来面对228。但对台湾人来说，自己只是向政府请愿，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32条《政治大纲》只是希望在《宪法》实施之前，先在台湾按照孙中山思想进行地方自治，这和日本时代要求设置议会的诉求是一贯的，这并不为过。但陈仪给南京的讯息，以及南京对台湾的判断，却认为台湾人要造反，甚至要独立，背后还有共产党在支撑。所以，整编21师抵达之后，便再度在台湾实施戒严，军队甚至实施无差别行动，国府的特务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制的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站进行秘密制裁，列有很多台湾仕绅阶层姓名的名单被军队取得之后，军队也可以不经过审判、直接处决。这名单中，甚至有后来的中华民国总统严家淦，还有前副总统连战之父连震东。许多人是借刀杀人下的冤魂。共产党在台湾当时没有任何力量。台湾的匪，跟中共没有关系。中共作为最大的反对力量，国民党镇压台湾人的反抗时，台湾人期待的目光就转向共产党。228时，我父亲正好是台大法学院商业专修科二年级学生。他和同学参与了维持治安工作和起义，国府镇压时逃回竹南镇中港躲避。清乡结束后的同年6月，和台大同学集体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支部，我父亲是台大法学院支部创始人之一。《惩治叛乱条例》实施后，他被列明在政府的通缉名册中。当时领导二二八起义的谢雪红、简吉等人，他们都有共产党背景。在日本时代，由于反共的殖民地政府的宣传，台湾人对共产党是敬而远之的。所以在228的时候，以共产党的旗帜来号召群众起义，是没有号召力的。例如，台中仕绅林献堂是拒绝和谢雪红合作的，她准备成立台中市人民政府，却得不到台中仕绅的支持，所以将部队带往南投撤退，其根源就是台湾社会对共产党不认识。但知识与阶层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思考。

抵抗暴政，终结党国

228之后，很多人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哪怕是取代陈仪的魏道明，实施和中国大陆一样的省制度，但台湾人彻底失望了，很多人参加了共产党，特别是在1949年三大战役后，很多人觉得国民党即将失败，当时整个台湾甚至中国都对共产党投以幻想，这自是人情之常。共产党迅速崛起，国民党迅速失败，是时代的错乱和悲剧。那时候人们除了国共之外，别无选择，而这两党都是党国体制。这是台湾人与中国人共同的悲哀。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228的历史，我们台湾的转型正义，对当年参加共产党的人进行道歉、平反、赔偿。许多民众不理解这样的作为，因为这些民众不了解时代背景，便将现在中共的形象套用在当年充满理想的共产党人身上。为何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蔡英文，历任总统都要平反共产党人呢？我们今日要从超出国共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当国家不能保护你的自由和人权的时候，洛克（John Lock）的《政府论二讲》（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告诉我们，人民是有抵抗权的。我们很庆幸，也以身为民主的中华民国国民为荣。我们正是站住了抵抗权的价值。因为国家做的不对，人民抵抗，要检讨的是国家，而不是人民。在228前夕回顾历史，那么多先贤先烈，包括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付出者们，是他们的奉献让台湾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而当年的中共呢？它背叛了革命、承诺、价值，依然盘踞在中国的土地上，还在欺骗。如果要实现当年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想，就是要终结共产党。

（《台北．看中国》网《明家论坛．曾的有意思》第26集，2020年2月26日）

作者 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淡江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兼任副教授

刘哲文字整理，民国112年4月28日校于新北板橋萊芬園


文章来源：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