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是当代华语文坛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从早期的《少女小漁》、《天浴》到最近几年的《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芳华》等，她的很多小说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但是2020年年底，严歌苓却发现自己的名字成了中国当局审查机构的敏感词。导演张艺谋因为她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得来灵感拍摄的电影《一秒钟》，必须要把严歌苓三个字去掉才能得以上映。而今年二月她和旅美中国学者周孝正一段私人对话被曝光后，更使严歌苓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异见作家。作为最受中国大陆读者喜爱的华裔作家之一，被中国政府封杀对她意味着什么？从武汉封城之后就不断发声的严歌苓，又会如何看待作家方方之后，中国作家圈的集体沉默？“观点”节目通过视频连线，访问了旅居柏林的华裔作家严歌苓。
记者：歌苓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严歌苓：很高兴收到你们的访问邀请。
记者：首先我想问问您现在的状况。目前您是被（中国大陆）全面封杀了吗？您的书在中国大陆还能卖吗？
严歌苓：现在说法不一。（我的书）应该说从书店里全下架了，但是好像网上还在卖一些大概是库存吧。我也不知道。
记者：那（根据您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呢？
严歌苓：那好像还在（播放），没有下架吧。
记者：现在您觉得这种封杀所谓的冲击，对您现在的生活有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呢？
严歌苓：没有。当然影响总是有的，没有收入了就是影响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还可以忍受吧。其实也不要看一时一世，一个作家只要有激情，有故事要写有思想要表达，那就一直写下去么，反正又不是说非得拿这个小说换钱，我觉得我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那么还有就是我相信我在海外也有足够的读者，就是大陆完全不可以出版我的作品，我觉得在海外的中文读者也是非常喜欢我作品的。
记者：这么多年，您和中国大陆很多一线的导演有合作，您对中国影视圈——不光是影视圈还有出版界的审查制度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呢？
严歌苓：这个审查制度当然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很多导演很多的电影工作者，包括编剧包括原作者都有这种痛苦，都是深受其害。有的时候要把一个作品改到面目全非，甚至感觉到是被阉割了。比如说（根据我小说改编的）《小姨多鹤》这样一个电视剧，他非要把那个日本人改成中国人。那么如果是中国人，这个故事是荒诞的根本不成立的对不对？这种就属于你变性手术，不是一个一般的手术了，我觉得与其让作品都被这样去审查和阉割的话，那还不如就别妥协了。
记者：说到（您的小说）《陆犯焉识》，张艺谋不但是用这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归来》，还（因此得到灵感）改编了另外一部电影叫《一秒钟》。但是《一秒钟》在播出的时候没有您的名字在上面，因为这个（中国当局的）审查部门有指示。最早什么原因，让您的名字成了敏感词了呢？
严歌苓：我想是2020年的年底，我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张艺谋是通过一个朋友来跟我说的，那么我当然是不高兴，但是我觉得也不应该让这部作品由于我的原因就被扼杀掉了，那我想我还是应该让这部电影放映吧。那么我就说好吧，那就这样吧，以后再说。那么这就是我当时留下的一个活口。我自己可能也就算了。但是像我先生（Larry）这样的美国人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个侵权的做法，在西方来看它是犯法的，不可以这样做。
记者：而且他们在海外播的时候也没有您的名字在，是吧？
严歌苓：对，所以我先生Larry说必须把它禁止在中国的国境线上，而不能让它再到国外还这样（侵权）。所以，“德国之声”把我和一帮朋友去抗议的消息发出去以后，德国的这个发行公司就把我的名字放回去了。这也是一种胜利。所以人还是要抗争的，而且这种抗争在国外是有效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您的名字是2020年年底成为敏感词？
严歌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因为肯定是在那一段时间，他们来跟我讲的事儿的时候是2020年的年底，因为2021年年初他们要发行这个电影，所以来跟我说。我从那个时候才知道，我的名字是必须拿掉才能让一个作品存活下去。这是我那个时候意识到的，但是不是发生的更早我就不知道了。
记者：当时您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还是觉得蛮惊讶的呢？
严歌苓：我有心理准备。
记者：为什么您会有心理准备？
严歌苓：那时候连方方这样的作家写武汉日记、封城日记，都已经被打压成那个样子，我还能期待什么呢对不对？
主持人：2020年3月，人在柏林的严歌苓写下了她对武汉疫情的感受：《借唐婉三字：瞒，瞒，瞒》。严歌苓当然知道这个时候发声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是在先生Larry的鼓勵下，她点击了发送键。在严歌苓看来，这次疫情从初始而演变为灾难的过程中，最重要一个字就是瞒。严歌苓说，面对当时的武汉，任何一个有血有体温的人都会有表达自己意见的冲动。
严歌苓：任何一个有血有体温的人都会冲动的，如果说他们不冲动，那是他们有问题了对吧。因为这些层层领导的隐瞒，然后造成了疫情的。。。国外不是有分析吗？如果你早多少天能够把这个消息通告出来，那么会少死多少人，这不都有一种演算模式的吗？当时你看了这个，这个是无耻加上愚蠢，就这样一层一层把它隐瞒下来。像李文亮这样的医生，第一次因为（他）不隐瞒打压他，然后他就自己患病，他实际上成了一个martyr 一个烈士了。
记者：在写武汉这篇文章之后，您的出版商就开始受到压力了对吗？
严歌苓：对的。
记者：但是您后来还是要继续写，比方说你后来又写了关于（成都中学生坠楼事件的）《孩子啊孩子》，还有关于铁链女的那篇《母亲啊母亲》。为什么明知道会激怒（中国）当局，您还是要写呢？
严歌苓：它不是我的当局，它只是个当局，对不对？难道因为我激怒它我就不写了吗？我就怕压力吗？那我最开始就不会走那一步了对不对？正是因为我不能接受他们这样子对吧？还像个样子吗？这是一个我们认识的那个中国吗？象铁链女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居然有这种我说的《孩子啊孩子》那样的事情的发生。我认为我认识的中国远远比这个要好得多。怎么这个中国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不写的话，我在很多年以后来回顾的时候我会非常后悔。
记者：对，刚才您也提到武汉的方方。很多人都在感叹武汉封城的时候还有方方，但是上海封城后却再也没有身在其中的人写出这样的文字了。您会如何看待中国作家圈的这种集体沉默呢？
严歌苓：有些人认为作家作为一个艺术家，是应该超越这样的社会时事啊，每天的这种街道戏剧这样的一种层面，作家应该更加超然一些。我觉得我跟他们的理解不同。还有我也认为他们也可能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吧，这样说起来更加冠冕堂皇一些。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上海就没有一个方方，你怎么也应该出个圆圆呢对不对？我从一个角度来说我理解他们，因为像我们这种不在境内的作家，我们没有直接的威胁，最多就被下架了不出版了不拍摄了，那也不会直接威胁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那么在境内的作家，他们的那种顾虑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现实的，所以我让自己不要做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处境，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假如大家都联合起来，每个人都为一个事情说出一句话来，我觉得事情也不会变得那么糟，就像铁链女这样的事情。
记者：您觉得中国的这种审查制度以及自我审查，对像作家还有对中国的影视作品带来了哪些不可磨灭的影响？
严歌苓：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坏的影响，因为人如果一旦在潜意识里，已经有了对什么是可以讲的什么是不可以表达的，这种设置了一些范围限制的话，那么这个人是不可能完全进入他最好的创作状态，他进去了也会很快出来。当然在美国的历史上，因为美国是一个puritanical(清教徒式)的一个国家，它也有很多作家，当时包括写《洛丽塔》的纳博科夫也被禁，还有一大批二十年代那样的作家都被禁，包括D. H. 劳伦斯这样的也被禁了对吧，但是对他们个人的社会的名声，和他们本身的日常生活是不会有影响的。但是在中国如果一个作家像落到方方的作品被禁了以后，对她人身的攻击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同的。那么对自己困境的这种警惕和紧张，这种紧张感是不能够使自己撒开了去创作的。
记者：不过您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中国的作家莫言还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海外有一些异议人士认为莫言他其实是不配得这个奖，我不知道您的观察如何呢？
严歌苓：莫言还是写了很多很好的作品的，他那个《蛙》写得也是很好的。我觉得一个人得奖总是会有各种声音，有人说他配有人说他不配，对这种声音也不必去太理睬。当然，我觉得诺贝尔奖评奖，它有时候也有很多有偏颇的地方对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桩事情是完全公平的，我觉得这个都不要去苛求吧。我觉得莫言倒是应该出来讲一些什么，比如说包括对铁链女的事情，代表整个男性作家、男性世界来对这样的现象说两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遗憾没有听到他所说什么。
主持人：今年2月，严歌苓在和旅居美国中国学者周孝正视频通话时，从徐州八孩母亲锁链女一案聊到了中国弃婴的海外领养问题。严歌苓在谈话中对周教授有关“习近平是人贩子”的表态表示认同。严歌苓当时并不知道这番私人对话会在网上被公布。如果说严歌苓关于武汉疫情的文章发表之后已经成了在中国大陆被“社死”的作家，那么这个视频的曝光，更使得严歌苓在中国大陆面临彻底被封杀的命运。微信公众号上严歌苓的书迷会被停刊，新浪微博、百度百科上也再找不到严歌苓的名字。
记者：我知道（您的小说）《陆犯焉识》中陆焉识在劳改营盲写的细节，您的灵感是来自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是国际社会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可能从此以后，大家也会称您为异见作家流亡作家，您会怎么看待这种新身份呢？
严歌苓：我不在乎人家称我什么。流亡也好异见也好。反正。。。现在我们这样的作家被称为什么海外华人女作家，他已经把我们分类了，非常狭隘地用这些名称冠在我们（头上），好像我们哪一点比大陆境内的男作家差一样对不对。一些学者他们做的学问，就是把一些什么样的作家分门别类地分好，这也就是他们做的学问，那就让他们这样做吧，有什么关系，它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我的写作是我将来要选的故事要创作的东西最重要，而不是被叫成什么作家最重要。所以我觉得我是要写下去的，因为写作不是为了读者，写作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心灵，希望用自己的小说艺术来观察分析，和展现人性特别是中华民族的特质。还有人性在我们这样一个不同的、变化很大的一些历史阶段，它的这种展现。你看现在很多这种人性表演是非常非常的。。。小说都想不出来的，小说都是虚构不出来的。
记者：您给人一个感觉是非常追求心灵的自由、抗拒权力。我不知道您这个个性是从哪里来的呢？
严歌苓：我想有遗传也有自己，因为读了那么多的西方的或者是中国的，包括《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不可能不受影响，因为这里面的一个普世价值观就是：人是应该有尊严的，人是平等的，人是应该有自由的，这是一个普世价值观，所以阅读这样的书越多，你对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就越认可。这种认同感，让我在一个缺乏自由的地方，或者是人的尊严被威胁的时候，就会去质疑就会去反抗。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相信事情坏到极处，一定会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从历史上很多次的类似的这样的状况...... 再看看文革再看看打倒四人帮之前的那种状态，我相信不可能一直这么坏下去。我们大家都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再过几十年这些都会成为很...... 你回头一看怎么那么荒唐，我们竟然发生了那么一段...... 历史上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再来读我的作品，我觉得应该更有意义。
主持人：从一名舞蹈演员蜕变成专业作家，什么是严歌苓笔耕不辍的创作源泉？从此以后将不再有任何写作禁锢的她,又将面临一个怎样全新的创作局面？更多作家严歌苓的观点，请您关注下期节目。
2022.08.17
主持人/记者/视频制作： 唐琪薇
责编：刘晓竹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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