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记者上街游行支援学生 。（法新社）
1989年5月21日
- 中央新闻报道指导小组成立 对官媒有关学运、戒严的报道提出7条要求
- 李鹏建议邓小平尽快解除赵紫阳职务 邓要等军队进城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 叶飞等七名老上将致信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 反对军队进城
- 北高联投票决定学生撤离广场 王丹召开学生代表紧急会议 否决北高联决议
1989年的5月21号，李鹏认为当时的官方媒体开始一面倒的支持学生运动，所以成立新的中央新闻报道指导小组。5月21号当天下午这个指导小组就召开了首次会议，指导小组的组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在首次会议上，就对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报道提出了7条要求：
第一要反映各界拥护中央精神；
第二是要报道戒严的必要性；
第三还要报道各地贯彻中央精神的实际行动；
第四及时揭露各种谣言；
第五，一个月以来攻击党的反动言论要逐渐进行批判；
第六，对美国等干涉我国内政的事情要反驳；
第七，各报要有评论，争取群众，稳定形势。
李鹏想借用这个新成立的中央新闻报道指导小组扭转所谓的舆论导向，然后让中国官方的媒体重新在中央的控制之下，配合制止动乱的工作。
5月21号，李鹏给邓小平办公室主任打了电话，就是请他报告邓小平，建议近期内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紫阳的问题。所谓从组织上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就是要解除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所以当天晚上邓小平给李鹏下了指示，说应该在戒严部队大军进入北京以后再开政治局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所以邓小平这个指示也表明他还是枪指挥党，比较相信枪杆子。
5月21号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全国人大常委要求委员长万里提前回国，但是人大常委会这份要求的报告中央一直没有人给予批复，所以就搁置在那里。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冲，由全国人大的中共党组直接出面发电报给万里，督促（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万里提前回国。因为当时赵紫阳、胡启立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希望让宪法当中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早开会，也就是开紧急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讨论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然后再讨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的问题。所以赵紫阳他们是希望能够尽快促成这种事。但是李鹏他们就是极力劝阻这事。在万里能够不能够提早结束访问加拿大跟美国的行程，然后回国来召集开会的事上，李鹏跟赵紫阳两个人的态度完全是对立的。
5月21号当天下午北高联召集了50多所高校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开会，主要是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在讨论是否应该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争论得非常激烈，所以最后只能靠投票表决来决定。这投票的结果是32票赞成撤离，14票反对撤离，两票弃权。按照民主的规则，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北高联就做出了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可是当天晚上王丹就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北侧召开了学生代表的紧急会议，又否决了当天下午北高联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所以在北京戒严以后学生要不要撤离天安门广场，后来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在5月21号当天发生了一件引起轰动的事情，就是这一天有7名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老上将发布了一封联名信。这7名老上将有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李聚奎。这联名信比较短，全文如下：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1989年5月21日。
这7个老上将这样内容的一封联署信在社会上当然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所以当天学生组织就把这个公开联署信印成传单，在北京市内广泛发送。
（林坪采访）
新华社记者、编辑游行支援学生 。（六四档案图）
1989年的5月22日
- 赵紫阳休完病假回办公室 已看不到任何重要内部文件
- 全国人大召开委员长会议 许多副委员长反对镇压学运 李鹏震惊
- 担心军民接触 官方下令戒严部队撤到北京郊区临时驻地
- 六里桥发生北京戒严后首次军民流血冲突
- 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
- 400多新华社记者编辑上街游行
>>【"中国人最没有恐惧的7个星期"-吴仁华口述"六四”史】
1989年的5月22号上午，请满了三天病假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按照往常的习惯到办公室上班，可是他发现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觉得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材料之外，他已经得不到任何重要的文件和资讯。这时候赵紫阳还不知道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彭真、邓颖超他们已经对他做出了停职的决定，而且已经准备开始清算他。
5月22号当天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布一份通告，就是关于尽快恢复首都正常秩序的通告。这通告的内容主要是说首都北京的生产和生活已经相当混乱，也就是秩序已经相当混乱，所以需要戒严部队来协助恢复北京的正常秩序。这是北京市政府跟戒严部队的指挥部首次发出联合通告。
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向李鹏做了一个报告，说全国人大召开了委员长会议，是由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冲主持。在这个会议上很多副委员长的发言情绪非常激烈，主要是反对对学生运动采取镇压的方式，主张跟学生对话。当时他们就是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向中共中央反映他们这种意见，但是中共中央始终没有任何的回复，所以在这一天委员长会议上不少的副委员长情绪非常激烈。
李鹏听到中央办公厅汇报以后，他感到非常震惊，他想不到全国人大这些副委员长会有这么大的看法。另外他更担忧的是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些副委员长都要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因为社会上已经在流传说学生跟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全国人大来限制政府，也就是限制国务院的议案，希望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弹劾总理取消北京戒严。所以李鹏听到委员长会议上这么多副委员长对他不满，对镇压的措施不满，他感到非常震惊。
5月22号因为是北京戒严的第三天，所以天安门广场学生他们主要还是在号召群众跟学生到各路口去拦阻戒严部队，同时向戒严部队宣传学生运动的真相，给他们宣讲学生运动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是戒严第3天，很多受拦阻的戒严部队跟北京学生和民众已经接触了三天，所以他们多多少少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所以中国官方反而很担心，就是这种接触会影响到戒严部队官兵的政治思想。所以他们反而做了决定，主动让戒严部队撤离，就是撤到郊区的临时驻地，这样就跟拦阻的学生跟民众失去了联系。戒严部队官兵开始在临时营地里头过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方式，中国官方就可以给他们单方面进行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
5月22号当天凌晨零点刚过的时候，新华社有400多名记者编辑不听新华社社长穆青跟副社长的一再劝阻，冲出新华门的机关大院，打着新华社的旗子，然后高举“新华社以血抗暴”横幅，沿着西长安街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一路上还呼喊“新华社站起来”，“北京人站出来救学生“，“救国家救民主“......一路上就不断有民众呼吁新华社好样的。
因为中国官方已经明确的通过各个系统向下面传达，就是在北京戒严之前，所有的机构和所有的人员参加游行示威都不予追究，但是在北京实施戒严以后，如果有单位有人员再上街游行的话，性质就不一样了。但是新华社的400多名记者编辑还是不听劝告上街游行，所以这件事在媒体界也引起了一定的影响。
5月22号当天上午，严家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会议室主持一次学术研讨会，主题是“民主与新权威主义”。会上来了很多的知识界人士，包括王若水，苏绍智很多人，学术研讨会突然就变成了讨论当前形势的分析会，变成宣告成立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的会议。北京知识界联合会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知识分子自治的组织成立了，然后还推选严家其先生跟包遵信先生为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的总召集人。
在5月22号当天晚上10点左右，就在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发生了居民的第一次流血冲突。在六里桥被拦截的第38集团军部队当时奉命强行突围，就与那些民众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后来甚至双方互相扔砖头，所以导致双方都有很多人受伤。中国官方后来开了记者会，在夸张军人受伤人数跟程度之外，对民众的受伤的人数跟受伤的程度都有所隐瞒。
（林坪采访）
1989年的5月23日
- 乔石告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们：邓小平拍板决定了北京戒严
- 杨尚昆与江泽民谈话 讨论软禁万里的问题
- 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 要求李鹏下台 撤销戒严令
- 余志坚等三名湖南青年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投掷颜料 被学生交送公安 六四后被判重刑
1989年的5月23号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加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因为在前一天李鹏听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会议非常不满中央当时调戒严部队进北京的决定，所以乔石在今天就特意来参加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会议，想跟这些副委员长们做个交流。在这个会议上有的副委员长还是非常激动，还是强调说他们在这之前提的要求中共中央一条也没有采纳，然后一些副委员长对目前北京的局势也觉得很担忧，怕出大问题。最好是要求中共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乔石他当然是有备而来，他就讲了北京所谓动乱发生的经过，然后讲了政治局常委的戒严决定是怎么一个决策过程，特别是讲到了邓小平拍板决定了北京的戒严。所以这样的话大部分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们就只能表示接受，因为这是邓小平拍板决定的。按照邓小平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很多副委员长是不敢反对的，只有少数的副委员长像叶飞，还是说不能接受。
当时中共中央可能对万里还是不太放心，因为万里历来是跟赵紫阳一样是以改革派著称的，所以在改革的问题上，在对待学生运动的问题上，他跟赵紫阳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在5月23号，杨尚昆等代表中央跟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去看万里。因为这时候中共中央李鹏、姚依林跟杨尚昆这些人已经决定，不让万里在结束访美行程以后回到北京，要他到上海，等于是先把他软禁在上海，然后等他改变态度以后再让他回北京。所以我想杨尚昆找江泽民谈话的目的就是可能跟他要打个招呼，给他一个交代。万里在上海软禁的时候让江泽民配合中共中央代表丁关根的工作，因为中共中央特别派丁关根作为代表在上海。
5月23号下午1点钟左右，北京各界人士有100多万人上街游行。这是戒严令发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参加者主要是北京各高校的师生跟知识界人士，包括文化界的、金融界的、科技界的、新闻界的，还包括民主派人士，还包括一些国家机关的干部。这次游行里头也是有比较多的外地入京声援的高校学生。在戒严令发布以后，在5月23号还有一百万人上街，就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一件事情。因为戒严令发布以后中国官方已经通过各个渠道，向所有人打招呼，戒严以后上街游行的话，性质不一样，后果会比较严重。
5月23号发生了一件事情，到现在还很有争议。5月23号当天下午三点钟，3位来自湖南省的年轻人，浏阳市的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美术编辑俞东岳，还有一位是湖南省长途汽车公司浏阳市分公司的司机鲁德成，他们三个人在当天下午3点钟，用装满了涂料的鸡蛋扔向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画像，画像都被涂污了。同时他们又拉开了一条非常非常长的横幅，内容大概说5千年的专制应该结束。结果他们被在现场的学生纠察队给抓住了，然后把这三位青年带到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当时学生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怎么处理这三个人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争论。后来是经过投票表决，多数同意将这三位年青人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学生担心的是怕中国官方会借这件事情来抹黑学生运动，就像当年德国的国会纵火案一样。
“六四”事件以后这三位青年都被判处重刑。俞东岳在狱中受到酷刑，受到毒打，后来精神失常。所以这件事情是八九学运当中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事情，因为很多人，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当时学生不应该将这三位青年交给北京市公安局。
（林坪采访）
1989年的5月24日
- 李鹏等与各省领导人、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谈话 摸查他们对戒严的态度
- 数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保卫天安门广场誓师大会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成立 柴玲任总指挥
- 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成立 包遵信和王丹任总召集人
- 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开会 包遵信提出解除戒严令、李鹏下台等近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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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5月24号开始, 留任的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还有国家主席杨尚昆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他们5个人开始分别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人谈话。一是向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通报北京动乱发生的经过和中央宣布北京戒严调兵进京的决定，然后就是要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要一一明确表示对北京戒严对中央决策的态度，他们是想通过这种谈话了解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的政治态度。
与此同时，李鹏、宋平这5个人也分别开始与国务院系统的各部委的负责人谈话，也是先通报中央戒严的决定，让这些部委的领导人要明确表示态度。这是他们想了解这些领导人的政治态度，然后该处理的处理，该重用的重用，所以他们要走这个过程。
当天上午10点10分左右，有几万名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保卫首都誓师大会。誓师大会上宣布成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柴玲出任总指挥。这个宣誓大会是由王丹主持的，柴玲带领在场的数万名学生集体宣誓，宣誓的内容是这样的：为了推进祖国民主化进程，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保卫伟大祖国不受一小撮阴谋家的欺负，为了十亿同胞不在惊慌恐怖中流血牺牲，为了中华民族不沦落为法西斯的专制统治，为了千千万万的儿童能够享受自由民主的空气，我愿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诚，保卫天安门，保卫首都北京，保卫共和国，排除万难斗争到底。
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也在誓师大会上宣布成立。作为北京各自治组织的最高协调机构，有两个总召集人，一个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包遵信，另一位就是著名的学生领袖王丹。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下面还设了一些部门，包括联络部、宣传部、后勤供给部、参谋部和纠察总部，然后王丹代表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宣布了一份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声明，标题叫《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
当天下午2点，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开会，由包遵信来主持会议，与会的有100多名知识界和新闻界人士参加。包遵信在会议上做了一个主题发言，他明确谈到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的近期目标：第一要解除戒严令，第二是要把李鹏赶下台，第三是这次运动必须实现推进民主化进程。北京知识界联合会这时候也设置了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这些机构，然后在天安门广场还设立了一个工作点，那就是要加强跟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以及和广场学生指挥部的联系跟合作。
（林坪采访）
1989年5月25日
- 万里抵上海遭软禁
- 李鹏、乔石、姚依林三人开会 决定6月5日左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6月10日左右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对赵紫阳问题作组织处理
- 罢课不罢学 北京高校学生自习人数显著上升
- 外地大学生继续涌入北京
-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取代北高联 行使对广场的指挥权
>>【"中国人最没有恐惧的7个星期"-吴仁华口述"六四”史】
1989年的5月25号上午, 李鹏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主要研究戒严部队进城受阻挠的问题，确定了近期主要是要大力宣传解放军的正面形象，以便取得广大北京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使戒严部队能够顺利的进入北京城。这时候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跟胡启立实际上已经被中共元老停止职务解除职务，所以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通常都称为“碰头会”，因为实际上只剩下李鹏、乔石跟姚依林三个人。
5月25号上午，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受中共中央的委托邀见中共党员副委员长习仲勋、彭冲、廖汉生、耿飙、陈慕华、王汉斌这几位，因为这几位全国人大会议副委员长属于是中共党员。彭真主要是受中共委托，向他们做思想工作，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里头，对中共中央的关于北京戒严具有比较大的意见，所以彭真是特意来邀请这些人见面，做思想动员的工作。
5月25号晚上，李鹏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碰头会，这个碰头会主要是讨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事情。所以这个碰头会原则上是确定在6月5号左右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6月10号左右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主要是要对赵紫阳的问题作出组织处理。因为李鹏跟赵紫阳观点的不同，好像还有恩怨似的，他是急于要处理赵紫阳，要把赵紫阳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跟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所以这次碰头会专门是讨论召开整体扩大会议跟全体中央委员会会议，就是要处理赵紫阳。
5月25号凌晨三点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乘专机从美国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中共中央的代表丁关根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上海市长朱镕基一些人就到机场欢迎。照理说万里应该回到北京，就是因为邓小平、李鹏对万里还不放心，担心他回到北京的话，万一利用中国人大常委会要召开紧急会议的话，这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所以就让他先在上海停留。中共官方媒体对外说，是因为万里身体健康有问题，所以要在上海休养一段时间，这是一个谎言。等于是把他先软禁在上海，然后等待他的思想的改变。所以中央代表丁关根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第一时间就跟万里谈话，告诉他中共中央北京戒严的决定的过程和决定的原因，包括给他再三地谈邓小平的态度。因为万里对别人可以不在乎，可是对于中共的慈禧太后邓小平他还是没办法，还是表示尊重。万里在上海软禁期间，他知道北京局势已经没法改变，解放军戒严部队已经抵达北京，他也知道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所以在无奈之下，后来万里就发表了一封公开的声明，中国官方做了刊登。这份声明的内容主要是支持中共中央的决定，支持北京的戒严。当时实际上这份公开登报的声明不是万里起草的，是李鹏他们起草以后让万里签名的。
5月25号北京高校当然还没有复课，但是因为罢课时间已经太久了，所以在图书馆、在教室里头自习的大学生增加很显著，因为很多理工科的学生不能长期不自学。所以当时学生流传的一句话就是“罢课不罢学”，课可以不上，但是自学不能停。
在学生方面，当天的一个现象就是外地高校的学生继续大批进入北京。
当天中午十二点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原来协商好的代替北高联行使广场的指挥权，这48个小时期限到期了。然后他们就将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过渡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继续行使对天安门广场的指挥权。所以按照原来北高联跟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的协议， 48小时以后北高联会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然后重新行使对天安门广场指挥权。可是到了5月25号中午12点，48个小时的期限到了，北高联没有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从此以后指挥权就落在了以柴玲、李录、封从德为首的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指挥部。
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发起的大游行在5月25号下午两点钟左右开始启动。大游行主要是针对北京戒严，主要是针对邓小平、杨尚昆跟李鹏。
（林坪采访）
中共高层通过各系统渠道 公开赵紫阳问题 力图排除赵紫阳影响 。（档案资料图）
1989年5月26日
- 中共高层通过各系统渠道 公开赵紫阳问题 力图排除赵紫阳影响
- 彭真与7名非中共党员人大副委员长座谈 希望他们支持中共中央对学生运动采取强硬措施
- 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人数减少 滞留广场的主要是外地学生
- 上千北京高校学生赴外地宣传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 北高联决定 5月28日世界华人大游行后 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 但广场指挥部学生领袖反对
- 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提出天安门广场静坐要坚持到6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那一天
>>【"中国人最没有恐惧的7个星期"-吴仁华口述"六四”史】
1989年5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分别发出了紧急通知，主要是要求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迅速结束动乱的指示。所以今天是中共高层通过各个系统的管道贯彻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公开赵紫阳的所谓问题，而且想力图排除赵紫阳造成的影响。所以这一天在中共中央机关跟国务院机关传达的范围是最广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可能预示着对学生的镇压行动即将展开。因为中共高层邓小平、杨尚昆、李鹏想在行动开始之前，首先要清楚中共党内的隐患，那中共党内的最大的隐患，在他们看来就是赵紫阳。
5月26号下午，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再次邀请了7名非中共党员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座谈。在这之前，他邀请过中共党员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7位非中共党员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是全国知名的人士，在前一段时间学运过程当中，特别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时候，这7名非中共党员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都曾经公开的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诉求，要求中共高层跟学生平等对话。所以彭真就是想通过这次座谈，让这7名副委员长改变政治态度，支持中共中央现在对学生运动采取强硬的措施。
当天北高联组织北京各高校的学生，动员他们到全国各主要城市去演讲宣传，让全国各地的学生跟民众能够了解这一次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真正的意义。在北高联的这种组织跟动员下，北大、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有1000多名学生分别到上海、天津、济南、武汉等城市进行宣讲。
自从北京5月20号上午十点钟戒严以后，天安门广场上反而变得比较安静了，人数变得比较少了。因为很多的学生都已经跑到北京各个进入市区路口交通要道，去拦截戒严部队，或者是向戒严部队官兵宣讲学运的真相。天安门广场上各大学的旗子挺多的，当时实际的人数非常少。
另外，很多北京学生因为从5月13号绝食以来也是筋疲力尽，所以很多回到学校休息，在天安门广场上留守的基本上都是外地附近的大学生。
5月26号上午，北高联在北大召开例会，做了一个决定，就是5月28号世界华人大游行以后，学生全部撤离天安门广场。北高联的成员周封锁起草了撤退宣言，杨涛起草了空校宣扬民主的声音。杨涛跟王超华又代表北高联到天安门广场，敦促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能够也在5月28号世界华人大游行之后一起撤离。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领袖当时没有同意。
5月26号上午，王军涛、包遵信、王丹他们40多个人在中国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礼堂召开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的联席会议。这个会议他们做出了四项决定，第一就要求李鹏下台；第二就是军队撤离北京；第三，天安门广场静坐坚持到6月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那一天；第四组织动员工人罢工。
（林坪采访）
1989年5月27日，吾尔开希（中）在天安门广场学生大会上讲话。旁边是柴玲（左）和王丹（右）。（六四档案图）
2019.05.27
1989年5月27日
- 万里发表拥护中央决策、支持北京戒严的书面讲话
- 退居二线的中共元老集体表态支持北京戒严和处理赵紫阳
- 全国政协开会 与会者纷纷表态支持北京戒严
- 中共元老在邓小平家开会 凌驾于党章和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之上 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共总书记 宋平、李瑞环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 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建议天安门广场学生撤出广场 柴玲在会上同意了该决定
- 王丹在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广播站发表讲话 建议学生5月30日结束静坐请愿 撤离广场
>>【"中国人最没有恐惧的7个星期"-吴仁华口述"六四”史】
1989年5月27号凌晨一点钟，国务院总理李鹏将中央宣传小组为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起草的书面讲话稿发到了上海，让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当面交给万里。当天上午万里就在上海发表了这一份书面讲话， 其中的要点是：我坚决拥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重要决定，完全同意李鹏同志和杨尚昆同志5月19号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国务院根据宪法第89条赋予的权利，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符合和维护宪法的，这对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人民要信任自己的政府，支持政府，支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做好维护首都正常秩序的工作。
万里曾经希望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来解决北京戒严跟学生运动定性的问题，他是支持赵紫阳的。但是在被软禁在上海以后，他知道不表态支持戒严显然不可能获得自由。所以，最终还是背离了自己的初衷，背离了赵紫阳。
当天上午，中央顾问委员会第11次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会议，这是陈云在任内第一次出面主持会议。会议经过陈云提议，与会者举手表决拥护中央制止动乱的决策，支持北京戒严。这次会议显示，已经退居二线的中共元老集体表态支持北京戒严和处理赵紫阳。
陈云在这次会议上有发表一个简单的讲话。他说 ，关于反对动乱的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2000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代表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这是陈云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和李鹏。
当天下午，第7届全国政协第18次主席会议在中南海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王任重主持会议，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发表了讲话。主要内容也是支持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决定，支持北京戒严的决定，然后与会者纷纷表示了对中央北京戒严的决定的支持。
当天晚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薄一波等中共元老在邓小平家开会。开会的主要内容是商议北京戒严以及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所以会议持续了大概五个多小时，因为中共元老就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和政治局新的常委的人选有不同的看法。最后经过讨论，决定让江泽民出任新一轮的中共总书记，然后宋平跟李瑞环补上去担任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这些中共元老凌驾于中共党章，凌驾于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之上，决定了新一任的中共总书记和补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
1989年5月27号在非官方这方面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一是当天上午11点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讨论由包遵信和甘阳所起草的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会议在王军涛的建议下，与会者讨论了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可能性。经过广泛的讨论以后，最后与会者决定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提出建议，撤出天安门广场。与会的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总指挥柴玲也同意了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
第二件事情就是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王丹代表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在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广播站发表了讲话，主要是传达当天上午十一点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议。王丹的讲话当中就建议在天安广场静坐的学生在5月30号结束静坐请愿，撤离天安门广场回到学校。王丹在讲话当中提到，广场保卫战就战到一个段落，接下来将转向校园民主全国巡回演讲等方式，继续学生的民主运动。紧接着柴玲也发表了广播讲话。出乎意料的是，柴玲改变了当天上午十一点在首都维宪联席会议上的看法，当时她是同意撤出天安门广场。可是她在这个广播讲话当中又明确地提出说，反对撤离天安门广场。柴玲态度的改变她后来解释说，是因为回到天安门广场以后，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李录等人向她施加压力，反对撤离天安门。柴玲的这种态度改变也令当时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一些重要成员十分不满。
天安门广场上，实际上当时绝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高校学生。外地的这些高校学生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如果说你要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话，他们就觉得他们就没了重心，他们就无处可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反对撤离的。
（林坪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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