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手段日益强硬的打压已经使得萌芽中的公民社会噤若寒蝉，意见领袖、非政府团体一一被噤声。这种高压管控更随着习近平意图在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成功连任，而借助新冠防疫措施，变本加厉。然而，2022年10月13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三天，北京四通桥上惊现两大抗议横幅，要自由，要改革，要选票……一个多月后的11月底，在全国十几座城市、上百所大学爆发白纸抗争运动，政府不断加码的新冠清零政策瞬间不复存在。这一切都显示，中国社会表面的平静之下，并非没有暗潮汹涌。目前流亡美国的施女士曾参加11月27日北京亮马河附近的集会抗争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没有人振臂一呼，但施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置身抗争集会的核心，她感到人们的诉求与四通桥勇士彭立发公开表达的诉求息息相关。她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集会情况和她对白纸运动的观察。
白纸运动精神诉求与彭立发四通桥横幅口号息息相关
法广：施女士您好，您在去年十一月底中国发生白纸运动的时候，在北京参加了亮马河的民众抗争活动。能不能首先给我们简单讲一下当时的亮马河的那场抗争情况？
施女士：北京的白纸运动发生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路的白纸运动之后。当时因为我觉得整个全国的，特别是北京和上海的白纸运动当中的精神诉求，和四通桥的挂条幅的那位先生写的那几句口号息息相关 （法广注：2022年10月13日，据悉名为彭立发的男子，北京北三环四通桥展示抗议标语，相关图片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从相关图片中，可以看到横幅上白底红字的大字标语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北京的白纸运动基本上喊的口号实质内容和那个有关，当然也包括解封等这些诉求。这个当然也是大家当时非常迫在眉睫的主要诉求之一。
我是10月27日晚上大概11点钟的时候到的亮马桥。当时整个抗议现场都已经被封锁了。我和一个朋友驾车去，路过三环路时就完全已经进不去了，不能下到辅路进到现场。我发现其实在主路上停了很多的车，感觉大家其实都是想来参加这个抗议运动的。但是因为当时警察和警车把所有的路口都封锁了，大家根本下不了桥，也离不了车，就困在三环的主路上。当时所有的车辆都是鸣笛啊，声音特别特别响亮，就是，表示一个支持和声援。我当时很着急，就是已经进不去了。但是因为当时车速非常非常慢，在挪动，我发现三环主路和辅路之间的那个绿化隔离带其实有比较大的缝隙，我就立马下了车，从那个隔离带，等于是有点危险地钻过去了，这样我就才得以进入现场。我那个朋友就很不走运，没有参加成，因为他开着车要去停车，再回来就完全进不来了。所以我就在现场做了一些录像。
首先我就挤到喊口号和演讲的那几个年轻人旁边，我一直在录像，一直在听他们说，包括喊口号啊，等于说是比较近距离的参与了这个活动。后来大量的警察来疏散，经过了挺长时间，把我们大家——等于说是赶走了。
法广：疏散的过程很平和吗？
施女士：疏散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警察是尽量不要发生那种流血冲突，就是尽量不要惹事，但是他们态度非常强硬，从来的人的数量上和装备上来讲，给人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他们的人超级多啊，多到我根本看不到边。（他们）把我们这些人，不是那种比如说暴力的驱散，或者是用棍棒等，他是用身体来挤压，把人群往后挤，然后把我们分成小块，逐步逐步的把大家驱散。
法广：周围没有发现有人被捕？
施女士：我当时是在挺靠前面的位置，等于说是跟警察面对面。我当时没有看到……，也不是没有人被捕。我亲眼看到的，是一个外国记者被留在那儿了，应该是被带走了，他当时在现场做采访，他也想试图采访我，我还想试图接受采访，结果警察让他别走，留下，我觉得他是被拘留了。
去参与而不是去旁观
法广：您当时为什么那么迫切的想挤到前面去、想去参与到其中呢？
施女士：因为我肯定想，首先去看到核心的这个领导者他们在说什么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想拍摄，就是留一个历史的纪念吧，就是拍摄整个的核心场景。核心的场景肯定就是最最核心的那些人。然后我也觉得，站在那个最中间的位置的话，等于说活动的参与度就比较高，要是离它很远，其实就有点像旁观了。
白纸运动是非常有忍耐力之后的爆发
法广：中国三年新冠疫情防疫的措施非常的严格。它是一种高压封控措施，所以，好像大家都动弹不得。另外呢，因为在媒体也在不断地报道国外的疫情有多么多么严重，中国政府的宣传也在说，外国要向中国抄作业，因为中国的疫情控制得不错……那么11月底爆发白纸运动，人们上街，去反抗封城防疫的集会，您自己感觉意外吗？您怎么看？为什么突然一夜间老百姓就自发的就会涌上街头？
施女士：因为它不是说中国政府的防疫政策做得非常好、比别的国家做得好的情况下，发生了白纸运动，而是说这个防疫政策本身他也是分阶段的，包括社会评价、社会感受也是分阶段的。从前期来讲，这种清零政策，严防死守，确实使中国的病毒传染率下降了，病毒的感染人数下降了很多，而国外（感染人数）又急剧上升。那个时候，其实中国与国外一直都处于很严格的封闭状态的，进来的航班、进来的人都要严格被隔离。我本人就被隔离了几次。它的隔离政策给人的感受其实是很不好的，但是影响的可能也只是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人。当时社会舆论也好像对从国外回来的人，非常敌视，意思就是：死也死在国外，不要把病毒带回来……尽管如此，在病毒防疫的前期，我觉得，从中国老百姓到整个包括国际，在各国政策的评价上，对中国还是比较积极的。
但是随着疫情周期的延长，它已经超出了中国原来的防疫经验：中国原来的防疫经验，就是那次非典。那次非典疫情并没有持续时间长，夏季一到，病毒就自然消失了。我想，中国政府当时可能还认为，只要我们防疫撑住，天气一热病毒会自然消失。但是这次情况很不一样，疫情始终断不了，它不断地在变异。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僵化的、死死地坚持清零的话，到后期，就发生了很大的社会承受度、经济承受度问题，包括发生灾难性的人文事件。还有，上海封城造成很大、很坏的国内和国际的影响。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这时候，这些防疫政策就已经不是被大家认为“是好学生的好作业”了，而是一个不科学不理智的政府，为了自己的面子和一些政治上的诉求，而强行推行的一些不合理的政策，而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精神和实际生活，都遭受了很大的一些威胁。所以我觉得大多数人，就从我身边里来讲，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老百姓，都会感觉到他们态度上的转变。这个时候比如说乌鲁木齐的火灾，然后（贵阳）大巴车翻车，包括天天去做核酸等等，所有这些事件，这种疯狂的政策，我觉得那个时候，开始让这种负面情绪和抵触的情绪上升到高点。那个时候才会有这种抗争、抗议。因为一般老百姓他体会到的是：我没有工作了，我失去经济来源，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很焦虑。有很多人还不上房贷，或者有老人不能看病等等，就是对每家每户都造成了很大的生活不便和痛苦。再有一些思想能力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对人权的剥夺，对自由的剥夺，是对你的人格尊严的侮辱，是吧？就等于升了一个层级……就是对于这种政策的认识和反感，其实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有忍耐力的一个爆发了，已经是到了那种份上才爆发出来这么一个大家的行动。所以我认为一点都不突然，而且我觉得是相当有忍耐力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得不爆发了，就是已经有点超出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忍耐程度了。
震撼和激动：N多年了都没有人可以有这种勇气！
法广：真正站到亮马河的集会人群中的时候，也看到那么多的警察，您当时有没有感到恐惧呢？
施女士：我觉得肯定是会担心这个，但是好像我当时的那个心情，就是那种很激动，或者说是很冲动的那种心情好像更占上风吧。如果是恐惧的话，就是说后果谁都不知道，有可能很严重，也有可能不那么严重，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你都会意识到可能会有后果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有人可以站出来！N多年了都没有人可以有这种勇气，做这种事情，就是可以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其实是让人足够足够震撼和激动的。我觉得这种情绪好像占了上风，就没想那么多。另外，毕竟我们是一种群体性的抗争，比起那种单一的行动，像四通桥的那位彭立发，他就是真的是孤胆英雄！我觉得那真的是赴死的决心，非常非常勇敢！那不是说一般的人，有点勇气就能做的。但是我觉得，但凡你是有一些社会责任感的、对自己的品行和社会担当有点要求的人，参与这个白纸运动，出现在现场，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应该的行为，是作为一个有公民意识的人应该的行为。至于你说会有什么后果，但是这是你的义务，是吧？就是你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我觉得没有恐惧到我都不敢出门，那你就丧失了这个机会。我还是很庆幸：我当时这种情绪没有占上风，是那种冲动和激动的心情占了上风。
防疫政策的深度、广度和强度让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法广：三年的新冠防疫，您觉得对于中国来说，它改变了什么？还是说疫情过后，一切如常，生活在还像以前那样，重新开始？
施女士：我觉得疫情三年对中国社会来讲，改变是巨大的。在我看来，是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的、重要的转折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国际社会上三年防疫过后，无论是中间的所有的一些政治风波也好，国际社会上的一些事件也好，包括各国政府的态度，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敌视，是西方主要的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和他们达成的这种共识，是美国政府以前对中国的绥靖政策彻底改变，包括脱钩的政策。这对中国的外部的发展以及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恶化的转折点。
对于中国社会内部，我觉得也是这样。因为三年当中，防疫政策的深度、广度和强度是深入到每一个社会细胞、每一个家庭的，基本上他的政策是大家每个人都感同身受的。最后的这种我认为不太不科学、也非理性的这种纯政治化的防疫措施让大家的不理解与遭受的痛苦，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些根本上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对社会未来的不信任感。所以我觉得疫情在中国社会内部也造成了很大的离心的力量，就是很多人会选择移民，很多的人会选择未来留学，或者是很多人会关掉自己的企业，选择移民到国外，或者资产转移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出于一种非常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这种社会制度和社会氛围的一种质疑……
三年防疫是一种对政权铁腕非常显性和强化的感受
法广：您怎么理解这三年疫情让大家产生了这样的质疑，或者强化了这种质疑？
施女士：我觉得它是一种对政权铁腕非常显性和强化的感受吧。因为平时在正常的生活中，你是感受到比如说专制啊，或者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那多半都是在别人身上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事情，你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是说你受到这种压制，但是它的强度没有让你的生活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摧残。但是疫情期间的情况是非常极致的，你会发现，当一个强权他决定了干什么的时候，它的政策之强烈和对人的控制之严格，你完全人如草芥，力量真的是非常微小的。而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个人的权利完全得不到保障。而对于个体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权，是我们自己的生存权，是我们自己的尊严，是我们的社会发展权。但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是这个权力达到了极致，它不想给你这些东西，你就会分分钟被剥夺这些最基本的权利。这些对人有一种震撼，而且你根本是无还手之力的，因为每个个体都太弱小了。
法广：就是实际上在疫情期间，以防疫为由而全面实行这种高压政策，最后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在其中的被压制的一员……
施女士：对，怎么说呢，强制政策，当他做的事情由上至下，比如说是认可的，就像防疫的前一阶段，包括老百姓也是觉得，应该严防，你就会觉得，这个强权制度还是蛮有效率的，比自由民主的国家更有效率。但是当他的政策偏离了科学与理性的轨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改变，让它回到正轨。老百姓没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没有任何的权利。你不能说话，就只能看由他来偏离轨道，一层一层的加码，但是最终受害的、这种痛苦感是反映在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这就很可怕，因为当一个东西你认为他还控制在你可以认可的范围内，OK，没问题，你甚至觉得很有效率。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偏移了，你是没有办法纠正他的，因为你不能告诉他：我已经很痛苦了，我受不了了……他不让你说。
白纸运动让大家看到了人民可以自救的希望
法广：白纸运动其实是这种高压政策之下的一种强烈的民间反弹。那您怎么看这次白纸运动？它只是一时一地的一个具体的诉求，风波过后，这场运动就彻底结束了呢？还是说它有更深远的意义呢？
施女士：它（白纸运动）最表象的诉求就是解封。当然，解封之后，中国突然就又变成了令人非常恐惧的疫情急速发展的状态，大家又忙于生存，比如没有药等等。我觉得白纸运动最显性的一个作用就是给大家解封了，即便是非常突然，180度大转弯，毫无准备。但是我觉得终于给大家松绑了，总是好的，因为随之而来的痛苦总是一个过渡期，会过去。那我觉得这场运动更深远的意义非常非常大，因为这应该算是三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政府的集体性行动。我觉得它起码给中国社会——至少给我这样的人——，给了我一个认知：原来我以为很年轻的一代人的大学生，十八九岁，二十岁的孩子，他们应该是已经不具备这种反抗能力和反抗的意愿了，包括对社会的责任心。所以，这点是让我们觉得挺吃惊的，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而且还是比较智慧的思考。我觉得这点是挺让人欣慰的。
另外一点，它证明了社会在极致高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反抗能力的。这一点当然是有点可悲啊，就在极致高压的时候，才有反抗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和勇气并没有完全消亡。我觉得这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人民可以自救的希望吧。
文章来源：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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